专访《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硅谷是“集群中的集群”

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简介：皮埃罗·斯加鲁菲出生在意大利，后来移民到硅谷，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和自由作家。他对硅谷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出版了畅销书《硅谷百年史》。他还在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音乐、电影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出版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书籍，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知识的历史”“心智理论”等课程，并曾担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问：我们先从《硅谷百年史》这本书讲起，写这本书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答：这不是我的主意，我当时认为这是个愚蠢的想法，这是我朋友阿伦·拉奥的主意。他在旧金山做风险投资，看到我在个人网站上写文化、历史方面的东西。当时我在写关于摇滚音乐的文章，要知道没什么人会从严肃的角度来看待摇滚音乐。我也写爵士音乐，写印度和中国文化。然后他就问我，你已经在硅谷30年了，为什么不写写硅谷的历史？一开始我说不行，这是个愚蠢的想法，没人会感兴趣的。我是对的，在硅谷没人对历史感兴趣。

之后阿伦就开始自己着手写，而我当时在尝试找世界上那些文明中心之间的共同点，希腊雅典、意大利佛罗伦萨、法国巴黎……还有中国、印度、伊拉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看到在某些时候突然爆发出文明。我尝试去找到这些地方的共同点，但我没有找到，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不同的。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你生活在古埃及，别人问你下一个的世界创造力中心在哪里？你肯定答不出来。之后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哪个地方是世界的文明中心？在50年前，大家不会预测到硅谷会是下一波改变世界的浪潮的中心。所以我开始对加入这本书的写作感兴趣了。我们的书不仅仅讨论特曼、肖克利、乔布斯、扎克伯格这些人物，我们也讨论社会文化因素。

问：您在书中对硅谷100年的发展历史做了详细回顾，其中有大量事件和细节，它们都非常重要。在您看来，如果一定要找出最关键的转折点，会是哪些？

答：一个是建立仙童半导体的时候。当时这帮年轻人决定离开他们的老板，开创全新的事业，他们有制造晶体管的不同想法。他们的第一个顾客是NASA，他们用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从风险投资中获得资助，那也是风险投资开始不断给初创企业写支票的时候，之后他们衍生了很多初创企业。

第二个重要时刻是1971年英特尔发明了微处理器。之后出现了软件。硅谷之前是硬件的天下，大家说这里的一切都跟“硅”相关。然后出现了阿帕网，这个原本只是用于学术研究的东西，衍生出了互联网。然后网景公司发明了浏览器，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可以接触到海量的信息，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商业活动。比如之前你想买杂志，你可能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对方你想要买，对方发邮件回复可以，你再寄一张支票给对方，对方给你寄杂志。这不是电子商务。而有了网景后，卖家可以在网上展示杂志，顾客支付后就可以完成交易。所以，网景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硅谷。

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左右破灭，对硅谷来说是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很多人预测硅谷要完了，所有的预测都是悲观的。然后在2004年脸书成立，危机中的幸存者从错误中学习，所以这是硅谷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时刻。

问：确实都是很重要的转折。在这些发生之前，20世纪初无线电广播产业在这个地区就已经很繁荣了，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在硅谷形成中的作用？

答：它奠定了一个电子爱好者群体的基础。当时联邦电报公司成立，后来变成无线电工程技术的领跑者。在圣何塞也建立了无线电站，要知道当时无线电站可是稀有之物。所以从20世纪开始，就看到这里的人们在推动工程技术，很多人虽然有自己的正式工作，但他们会把无线电技术当成自己的爱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问：在帕洛阿尔托的惠普车库门口立着一块加州历史遗迹的牌匾，上面写着这里是硅谷诞生的地方。很多人都认为1939年惠普的成立是硅谷的起点。

答：是的，这是以斯坦福中心论出发的结论。但我认为那段时间的特殊之处在于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鼓励学生创业。即使如此，当时又有多少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创业呢？所以我认为以斯坦福为中心的理论有点过于夸张了。我认为也应该归功于威廉·肖克利，他真的创办了一个事业，雇用了一帮有才华的年轻人，寻找风险投资。

问：您去过中国多次，有时候是演讲，有时候是作为游客，您观察到硅谷和中国之间在创新上存在哪些文化差异？

答：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有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在美国你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加州跟得州和纽约就很不一样。所以把中国当成一种单一文化来和美国比较并不容易。不过如果要比较的话，最大的不同是政府的角色。在中国，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在硅谷，我们很高兴政府能购买科技公司的产品，但政府没有计划出个人电脑，政府不会决定我们要做哪些行业。但是在中国，政府会决定要发展电子商务、发展人工智能等，很多东西是自上而下的。这是其中一个不同。

另一个是创造性。很多伟大的想法一开始看起来都是愚蠢的。现在大家显然都把手机变成了电脑，但一开始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还有互联网，刚开始是一个军事工具，只用于小范围的组织，如果当时就想用互联网连接全世界，那也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所以当你有一个愚蠢的想法，听起来不可能的想法，但还是有人愿意来听，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中国，风险投资家会去听那些流行的事情，比如人工智能受欢迎了，他们就会对人工智能感兴趣。在硅谷则不同，他们当然会去听那些受欢迎的东西，但他们也会去听那些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想法。

还有一点是，中国还没法吸引很多外国移民。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因为你可以了解硅谷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地方有这个能力。

如果回顾硅谷的历史，往回看50年、60年、70年，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的人总是想改变世界。当然他们不一定都是好的改变，但有这种改变的抱负，从那些诗人、音乐家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精神。当科学技术来临时，也会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如果你去看技术的来源，当然包括资金、大学教育还有一部分政府的作用，但很重要的还有这种精神，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于这片土壤之中，我所看到的中国在这点上还不够。

问：您对硅谷成功模式的总结是什么？您怎么看待硅谷作为一个大学、政府和产业互动的创新生态系统？

答：我有时候会对经济学家感到生气。原因是，硅谷这里是一个不同的生态系统，我不认为经济学家们真正理解这个系统。经济学家喜欢谈论集群，在硅谷出现之前他们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底特律是一个集群，一开始硅谷也是一个集群。集群是某个产业里面集中了一些大公司，其他公司提供产业链支撑。底特律是汽车制造业的集群，是一个典型的集群。但在硅谷，谷歌、脸书、英特尔、甲骨文、爱彼迎、优步、基因泰克、特斯拉、英伟达这些公司都是他们所在领域的第一，所以这里不是一个传统的集群，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拥有这么多不同领域都很成功的公司。当马斯克创业时，人们告诉他硅谷不生产汽车，现在怎么样？现在硅谷确实就在造车。如果明天有人说我们要生产鞋子了，我相信他们也会在这里取得成功。所以，只把硅谷当成一个集群是不对的，这是其一。

如果你还是把硅谷当成一个集群的话，想想苹果公司。苹果是一个集群，但它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区域。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它的零件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这是一个虚拟的集群。不像底特律，产业链都在那里。所以硅谷发展了这种分布式供应链。

我的观点是，硅谷拥有产生集群的能力，它是集群的集群。它可以产生全新的商业机会，比如优步在这里诞生，它所需要的配套公司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传统的经济学家不太能理解这个观点。硅谷下一个大公司可能处于任何一个领域。

在传统的集群里大家只会重视跟那个产业相符的创意，如果你在通用汽车公司里提出来一个创意，人们就会问：这个有助于生产汽车吗？在硅谷，你从谷歌出来后可能去做房地产，或者任何其他不相关的行业。

所以，珍视伟大的想法、愚蠢的想法、不可能的想法，这就是硅谷的秘密。它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有资金来到这里。风险投资家来到这里后也会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我认识一个风险投资家，三年前她从纽约来到硅谷。我问她你喜欢硅谷吗？她说当然，一切都不同了，我虽然做相同的事情，但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当你拥有这种精神，你就能产生集群中的集群。

问：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硅谷的人，对于世界上其他模仿硅谷的尝试，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答：你不可能再造一个硅谷，因为硅谷是一个社会，你不可能复制一个社会，但你可以从硅谷学到一些东西。我一直跟别人说的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所以要珍视移民的价值。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很多伟大科学发现就是由移民做出来的。你可以复制硅谷的某些方面，比如建立一个风险投资系统。但是如果社会不改变文化氛围，你如何实施这套系统呢？你可以强迫风险投资往哪里投钱吗？所以，世界上很多地方学错了东西。他们只是看到了技术的一面，而忽略了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