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本书的创新之处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书的创新之处具体包括：

（1）基于现有文献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的探讨。本书利用Malquist指数计算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研究结论。笔者还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市场化水平和不同所有制生产率及其差异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探讨，得出有益的研究结论。

（2）基于现有文献对国有企业低效率和增长拖累的争论，本书根据更加现实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前提下，从生产风险和交易风险两个方面对Yang和Ng（1995）的企业交易效率演进模型进行了扩展，得出了国有企业低效率和增长拖累的临界交易效率条件，并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增长拖累需要以市场的高效率为前提。

（3）基于现有文献对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的争论，本书从生产风险和交易风险两个方面对Yang（1999）的新兴古典投资—储蓄模型进行了扩展，重新探讨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增长拖累的临界交易效率条件。那么，我们对渐进改革中的金融压抑和所有制歧视应该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而不能不顾现实环境一概加以批判。

（4）本书还基于外部性和软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的动态效率重新进行了探讨，并从发展战略、产权结构和政府最优行为三个方面对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进行了解读，本书的结论有助于解答以下问题：我国近代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国有企业是低效的，那么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任务为什么是由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来完成的（赶超战略的合理性）？既然赶超战略是合理的，那又是什么导致了赶超战略的不可持续性和进一步的改革，即发展战略转变的内生机制是什么？

（5）基于现有文献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争论，本书对Sun和Lio（1996）的“内生投资品种类数”分工模型进行了拓展，进一步通过剩余索取权的变化对知识产权保护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市场化本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呈现非线性关系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我国市场化水平不断深入的制度背景下，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实现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向竞争优势发展战略的转变，对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将显得尤为重要。

(1)　在我国的具体经济环境中，自生能力的缺乏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低效。对于其具体原因，大量的文献从软预算约束（Kornai，1986；Dewatripont & Maskin，1995）、政策性负担（林毅夫等，1997）、代理成本（张维迎，1999）和隐性契约（张军，1994）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2)　这一点也得到了国有企业效率相关研究文献的证实。仔细研究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就微观效率来说，大量研究文献基于2004年以前的统计数据证实了国有企业低效率这一命题（Groves et al.，1994；Bai et al.，1997；Li，1997；Kong et al.，1999；Zheng et al.，2003；刘小玄等，2003），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张晨、张宇，2011；马荣等，2011）却表明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制后已经有了大幅提高，并超过了非国有企业；从宏观效率来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增长拖累虽然已经得到了相关研究文献的证实（刘瑞明、石磊，2010；刘瑞明，2011；刘瑞明，2012），但关于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结论同样存在（刘元春，2001a，2011b；黄险峰、李平，2009）。很显然，国有企业效率（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与否，理论界至今还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

(3)　据张杰（1998）的估计，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在1985—1996年这12年间占GDP的比重达到9.7%，其峰值在1993年更是高达18.81%。于是，在国有企业道德风险和经营绩效低下的情况下，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最终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由于政府或人民成为这些坏账的最终埋单者，“准财政赤字”便成为一种必然（樊纲，2000）。另外，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虽然显著地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但国有企业的效率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大量廉价租金的获取反而使国有企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其经营风险也开始逐渐向金融领域转嫁，并在国有银行内部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即增长拖累（卢文鹏，2002）。

(4)　本书将在第六章进行详细论述。

(5)　我们强调，发展战略的转变是符合政府最优决策的，主要表现在：a. 赶超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总体的经济增长，政府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b. 赶超战略后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负担，政府同样不能容忍，故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不仅有利于总体的社会福利，还有利于摆脱巨额的“准财政赤字”。

(6)　我们发现，除了冯涛、李英东（2009）外，还鲜有文献选择合适的理论框架对近代以来总体的经济增长轨迹进行梳理，。冯涛、李英东构建了一个国家、市场和产权的互动式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内生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认为只有确立了国家、市场和产权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及均衡结构，才能实现一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据此，他们将近代（1840—1949年）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孱弱、腐败，国家和市场的基本职能不能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前30年（1949—1978年）的有限增长归结为国家秩序虽然建立，但市场和产权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1978年至今）的经济增长奇迹归因于国家、市场和产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上述分析从产权结构的绩效出发，结合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无疑为我们理解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意义，但上述分析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还缺乏相应的理论模型。

(7)　这包括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发展战略、产权安排与长期经济增长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发展战略的阶段适应性，发展战略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