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农业是万业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保证。我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农业文明发达且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末期，国家的雏形产生后，城市开始出现，王权形成，阶级压迫也产生了。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征购农产品，就是国家粮食征购的开端。自从国家出现后，粮食征购就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始终。不同历史时期，粮食征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每个时代征购方式都有不同的特征。粮食征购方式的演进受到粮食生产能力和土地制度的影响。在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粮食征购对保证国家政局稳定、粮食安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当征购政策设计初衷与粮食执行过程出现偏差时，粮食征购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从适度走向过度征收，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在古代社会还会因此产生政权更替现象。从长时段来看，我国的粮食征购方式经历了过度强制征购、强制征购、宽松征购、保护收购等方式。只有在现代中国农业税改革之后，国家征购农民粮食方式才更加重视农民利益，城乡关系才逐渐和谐发展。因此，对中国历史上主要粮食征购方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国家征购农民粮食的主要方式为主题，研究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社会国家是如何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不同的征购方式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影响粮食征购的土地制度、税收情况、户籍制度、人口规模、城乡关系、城市化率、工业化等因素。努力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粮食征购方式是如何演变的，其影响因素有哪些？（2）粮食征购方式的选择对城乡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3）未来城乡二元社会中如何进行粮食收购方式改革？既能保证国家层次上的粮食高度自给，又能保证农民增产增收，实现国家和农民的共赢、城乡的和谐发展。

在古代社会，我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第一大产业，其产值所占比重最大，其他经济都围绕农业这个中心发展。国家征收的田赋（农业税）是征购粮食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农民是缴纳田赋最大的主体，地主所缴纳的田赋也是从农民或佃农缴纳的田赋、地租中转化来的，所以国家征购的粮食最终都是农民提供的。在古代社会，田赋制度经历了很多次重大改革，从比例税到租庸调法，再到两税法，又发展到“一条鞭法”及摊丁入亩法等，但如同黄宗羲总结的那样，经过税赋改革后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逐渐加重了。除此之外，国家还会采取和籴、常平仓等形式向农民低价购买粮食，来调节粮食余缺，不过这几种方式的粮食交易量所占比率都很小。总体来说，古代社会粮食征购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田赋形式，征购量比较大，占了农民粮食生产的很大部分，农民剩余粮食仅够自给，还时有不足，这也是国家和农民矛盾的根源。

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社会，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外国粮食开始向中国进口，国家粮食征购量比古代有所减少，但征购方式基本还是农业税和政府购买。国家的货币税收增加后，特别是田赋征实逐渐改为折银征收后，国家直接控制的粮食骤减。清朝后期，除了一部分漕粮外，清政府需要的粮食都直接到市场去购买。到清朝最后几年，漕粮运输也取消了，国家不再直接控制粮源，粮食商品率进一步提高，这与国家控制能力削弱也有一定关系。进入民国后，由于战事频繁，国家割据分裂，粮食征购也处于混乱状态。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作为名义上统一全国的政权加强了对田赋的掌控权，实行田赋征实，直接进行粮食征购，保证了军粮供应和大后方的生产生活需要。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也通过征收救国公粮的办法来保证政权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近代社会，政局的动荡和粮食商品经济，使粮食征购出现了与古代社会不同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使我国的粮食征购方式又发生了新的改变。在工业化目标的激励下，国家加强了对农民粮食的高征收和高积累，计划经济下的农业税和统购统销政策相结合，使农民依法缴纳了手中几乎所有的余粮，农民生活水平极低，一直没有得到改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在粮食购销过程中引入市场力量，并加强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粮食征购政策从统购制、合同制、双轨制、保护价收购制等等，发展到目前的最低收购价政策、储备粮收购政策及粮食直接补贴制等配套政策，它们既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又使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国家和农民形成了良性互动。

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强制征购已发展变化为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国家收购对调节宏观经济、保证粮食安全、协调城乡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城乡关系、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加快城乡劳动力合理转移，推动二元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也需要从粮食收购角度开拓思路，因此今后我国还要继续保持政府收购粮食的方式，促进粮食收购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