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柯林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在《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中曾指出，歷史是一門「研究人類在過去所做的各種行為的科學」。而柯氏認為歷史研究應從詮釋史料去開始，因為史料是記載著「時與事」之物。^[1]作為「時與事」的載體檔案就成為了歷史研究倚重的東西，因為它可以印證出事件發生的始末與過程。

檔案（records）通常被視為史料的一種，歷史研究者以搜集歷史資料為起點，從而進行嚴謹分析來將事件的前因後果作客觀判斷、鑑定與解釋。由於歷史檔案的時空因果關係最清晰，因此歷史檔案是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有助將事件的真相呈現出來。

檔案的普遍定義是：「意指任何組織或個人在執行公務期間，以任何形式或媒體編製、接收或蒐集的紀錄資料，這些資料可作為處理公務及進行活動的憑證，並保存下來作參考及其他公務用途。」^[2]

檔案的產生經歷多個步驟，早期的「常用檔案」（current records），是因公務而產生。公務檔案係指因公務活動而產生的檔案，其形成的主體主要是公務機關或其他社會組織。公務檔案包括法規、財政及行政公文等文書記錄。當公務完結後，那些很少用或參考之用的「常用檔案」會轉變成「非常用檔案」（non-current records）。當「非常用檔案」經鑑定的程序後，一些具歷史價值的將會被永久保存下來。因應其歷史價值而被永久保存的檔案，稱之為「歷史檔案」（archival records）。

官方檔案的保存，大多收藏於檔案館。但是一些檔案因應公事上的需要會產生多個拷貝，例如官方保留著登記文件的正本，而市民保留著官方發出的文件副本等。

除公務檔案外，人們亦會因應其生活習慣和模式而產生「私人檔案」，例如日記、文稿、筆記、信函等。有別於公務檔案，私人檔案保存在缺乏檔案學的基礎概念下，並沒有因此而產生出完整的「檔案組別」（records series），但仍因其歷史價值而顯得意義非凡，彌足珍貴。

站在學術研究角度而言，不論是官方檔案或私人檔案，兩者皆與社會發展有著密切的關連。從分析檔案內容，讓檔案內的原始資料，不單表述出檔案與現實的關係，更可重構歷史的真像。

如同早期的檔案一樣，日佔時期的檔案可分為立體檔案和平面檔案。現存於香港的日佔時期立體檔案並不多，當中包括拔萃男書院校史館藏有的、在校園內出土的日軍軍刀，香港海防博物館蒐藏的日軍制服，香港日本人學校小學部保存的香港國民學校神社的石獅子，筲箕灣譚公廟內的日佔時期碑文等等。平面檔案方面，現存於香港歷史檔案館的日佔歷史檔案，多為田土檔案和一些法庭材料，數量並不多。

香港民間收藏的日佔時期歷史檔案，則以紙品收藏為主，包括了書籍、報刊、圖冊、信札、照片、郵票、票證、單據、合同、契約等等。紙品作為歷史載體，多以文字或圖案來記載事件始末。每件紙品收藏，都能反映出那個時代的某個方面的發展，以及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典型特徵和相關的人文精神。

既然檔案乃瞭解史實的基礎，因此進行歷史研究時，不能拘限於單一思維與視野，必須從多元化角度切入，才能作全方位表述。日佔時期，普遍的論說多以為市民生活貧無立錐，境況堪憐。但當談及「生活」時，狹義來說，是指人類生存的過程，包括工作和享樂。而廣義的表述，則是指人類日常所需的物質，例如衣、食、住、行的相關需求。^[3]正因「生活」在每一天因人的活動而存在，因此與「生活」有關的檔案亦應運而生，例如「軍政廳民政部水道班」發出的水費單、「香港占領地總督」磯谷廉介簽發的「營業證明書」，以及「香港競馬會」的職員保證書等等。在環環相扣、循環不息的情況下，日佔時期的檔案成為了印證當時「日常生活」的載體。

在波譎雲詭的香港近代史長廊中，日佔時期的史料相對貧乏。本書祈望透過簡短的文章，輔以一些民間收藏的珍貴記錄，將「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市民的日常活動呈現於讀者眼前。

註釋

[1]　柯林烏著，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頁12。

[2]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歷史檔案及檔案管理政策》，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sec/lc_archives/lc_archives_policy.pdf（瀏覽日期：2015年3月20日）。

[3]　梅英：〈生活與藝術之我見〉，《台灣源流》，第26期（2004年3月），頁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