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汽车召回效益评估的研究综述

由于产品安全性标准的提高，以及产品生产模块化等，缺陷产品危害事件频繁发生。对此，企业及相关政府部门给出一系列应对措施。本书针对如汽车、家电、儿童玩具等产品具有耐用性、可修复性等特点的行业的缺陷产品召回进行研究。例如，在2013年消费者权益日，中央电视台曝光了大众汽车中国公司（简称大众汽车）新款汽车存在质量缺陷，即变速箱的安全性没有保障。随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要求大众汽车中国公司针对其DSG（Direct Shift Gearbox，直接换挡变速器）变速器存在动力中断的故障问题进行缺陷产品召回。大众汽车中国公司此次积极配合质检部门的安排，迅速通过官网及微博等网络方式告知消费者针对汽车变速器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大众汽车将实施无条件召回。大众缺陷汽车召回计划在国家质检部门备案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缺陷汽车召回政策，此次大众中国缺陷汽车的召回数量共计超过38万辆。这就是大众DSG变速箱召回事件，这是近年来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一起缺陷汽车召回事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产品的质量水平及安全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社会上的缺陷产品召回事件也越来越多。例如，2010年，丰田（Toyota）因“踏板门”事件在全球对850多万辆缺陷汽车进行召回，召回量超过其前一年的总销量。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是产品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除缺陷的活动，政府负责对召回产品进行监督管理。我国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制度自2004年建立以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在产品质量监管和保护消费者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原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家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共实施儿童玩具召回231次，涉及玩具13.62万件；实施家用电器召回28次，涉及家电684万件。自2016年1月1日《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我国缺陷消费品召回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2016年12月25日，我国共实施消费品召回230次，涉及数量617.63万件，召回次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25%，数量较上年同期增长821%，为保障消费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2017年共实施消费品召回491次，召回缺陷消费品2702.6万件，分别较上一年增加111.6%和337.5%。2017年召回产品涉及品种范围广泛，涉及电子电器、儿童用品、文教体育用品等9个大类、142个小类以及363个品牌的产品，基本覆盖了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2018年上半年，我国共实施缺陷消费品召回活动352次，同比增长40%，涉及缺陷消费品数量3625万件，同比增长11倍，超过去年召回总数的34.1%。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共实施汽车召回853次，涉及汽车达1979万辆，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超过280亿元；实施儿童玩具召回231次，涉及玩具13.62万件；实施家用电器召回28次，涉及家电684万件。国内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已实施数年。2016年7月，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召回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数据显示，自2004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施行以来，我国已累计实施汽车召回1198次，涉及车辆达到3417.26万辆。截至2017年12月28日，我国已累计实施汽车召回1548次，召回缺陷汽车5673.8万辆。2013—2017年，汽车召回数量快速增长，实施1013次召回，召回缺陷汽车4729.9万辆，占14年来召回总量的83%。

随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推进和深化，对标准化的需求日益强烈。通过技术标准建立社会认同的缺陷分析、缺陷认定、召回效果评估等技术体系，是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内在要求。国家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尹彦和刘红喜研究员从国内外背景分析缺陷产品召回标准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剖析缺陷产品召回流程的技术需求，初步提出缺陷产品召回标准体系框架。尹彦和刘红喜提出了生产者召回环节包括这些内容：生产者主动或被责令召回时，必须提交召回计划，按照召回计划实施召回，主管部门负责对召回实施效果进行监督管理。这一过程中，涉及的技术规范包括召回指南、召回计划格式、召回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流程等。尹彦等提出了缺陷产品召回标准体系框架中相应的缺陷产品召回实施标准，指导企业实施召回，主管部门对实施效果进行监督管理的技术标准，主要包括这些方面的标准：缺陷产品召回报告格式规范、缺陷产品召回效果评估准则、缺陷产品召回经济效益评估准则、缺陷产品召回社会效益评估准则。

尽管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以下简称“汽车召回”）的次数、车辆数量与美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我国在汽车召回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随着汽车保有量的递增，缺陷汽车产品可能导致民众受伤甚至死亡事件的发生频次随之增加，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实际效果也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重视，构建系统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预期综合效益评价体系刻不容缓。

近年来，有不少对于汽车召回风险分析和评估方法的研究，探讨了汽车召回响应率的影响因素，开展了汽车召回制度对于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率的研究工作；围绕国内外缺陷汽车召回的实际案例开展系统分析，从汽车召回的发生率、严重程度、技术难度和成本指数等方面评价汽车召回事件。同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汽车召回问题，针对召回发起者的认定构建了静态博弈模型，并建议政府从加强监督监管、提高赔偿金额两方面来加强汽车生产者发起缺陷产品召回的主动性。虽然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数研究为定性分析或个案研究，且研究范围局限于召回管理及预警领域，针对召回前效益评估的研究成果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