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业绩评价指标选择的经济后果

由于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指标存在滞后性、短期性和单一性等缺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提出质疑。主张在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引入非财务指标，形成综合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卡普兰和诺顿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平衡计分卡（BSC）。他们认为非财务业绩指标是财务业绩指标的前置指标（Leading Indicator），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是未来企业业绩的指示器。自从实务界开始引入非财务指标进行业绩评价开始，学术界就从不同角度实证检验非财务指标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相应的业绩后果，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代理理论观点，认为凡是能够提供代理人行为增量信息的指标都应该被纳入代理人薪酬契约中。该观点倡导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应该是一个包含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多维业绩评价体系，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多维化与企业业绩正相关。另外一个是权变理论观点，认为不存在一个在所有环境下都适用的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不同的组织环境下企业应该采用不同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Otley, 1980），只有业绩评价系统与相应的组织环境相互匹配，才能改善企业的管理会计控制系统效率，提高组织绩效。因此大量的管理会计经验研究文献，都在探索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使用的重要权变因素，这些权变变量与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之间的匹配是否能够提高企业绩效。

2.2.1 代理理论视角

代理理论认为信息的有用性决定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任何一个能够提供有关代理人行为增量信息的业绩指标都应该包含在薪酬契约中。而且只有当该指标关于管理者行为的信息超过已有业绩指标组合时，该指标才能包括在业绩指标组合中（Holmstrom, 1979）。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认为，业绩评价体系应该包含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多维业绩指标，即业绩评价多元化观（Measurement Diversity）。业绩指标多元化是否能够提高组织业绩？众多学者对该问题存有争议。所谓“评价什么就得到什么”，通常管理者有动机去关注有业绩指标对其绩效进行评价的活动，而往往忽视上级管理者不对其绩效进行评价的活动。业绩评价指标的单一性可能导致管理者只关注能够实现该业绩指标的活动，甚至以牺牲其他与实现企业战略相关但是没有进行评价的活动为代价，出现“功能紊乱”（Dysfunction）行为，提高管理者的代理成本。根据经济学中的代理理论观点，以实现企业经营战略为目标，对管理者行为进行全方位业绩评价，将有助于降低管理者的功能紊乱行为和代理成本。因此，改变传统的单一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主观和客观非财务指标体系，提高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多元化和综合性，激励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进而实现企业经营战略，改善企业业绩。所以，增加业绩评价指标的多元化，能够改善企业业绩。大量实证研究文献已经证明，在不存在业绩评价成本的情况下，包含非财务指标的激励措施能够改善管理者合约的有效性，因为仅仅从财务指标的角度不能全面反映管理者为实现企业经营战略做付出的努力（Datar et al., 2001; Feltham和Xie, 1994;Hemmer, 1996）。分析式研究进一步证明使用主观业绩评价指标所带来的收益。由于管理者行为不能完全由客观业绩指标衡量，主观业绩指标与客观业绩指标存在互补关系，对客观业绩指标不能衡量的行为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使得整个业绩评价体系更加全面、公平，因此主观业绩指标有助于缓解客观业绩指标导致的管理行为扭曲。Said et al.（2003）运用问卷数据和档案数据实证检验非财务指标的使用（设置虚拟变量）对公司当前和未来业绩（总资产报酬率ROA与市场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非财务业绩指标的使用能够显著改善公司当年和未来的市场业绩表现，部分支持对会计业绩的影响，而且非财务业绩指标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随着公司经营和竞争特征的变化而有所变化。Ittner、Larcker和Randall（2003）使用140家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两种战略业绩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多元化、与公司战略和价值驱动因素的匹配）、评价系统满意度和经济价值（ROA、销售增长率、第一年市场收益率、第三年市场收益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评价指标多元化（尤其是广泛使用非财务指标）比采取类似战略或价值驱动因素的公司获得更高的评价系统满意度，具有更高的市场回报。Banker、Potter和Srinivasan（2000）使用一家酒店管理公司经营的18家宾馆72个月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非财务指标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顾客满意度指标与公司未来财务业绩显著正相关，而且实施包含非财务指标的激励计划之后，公司未来的非财务与财务业绩都有所改善。Ittner和Larcker（1998）使用客户、经营单元和公司三个层面的数据考察客户满意度指标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客户满意度指标与未来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客户满意度指标对股市具有经济价值，但是仅部分地反映在当前会计账面价值中，该指标的公布能够带来股票的超额收益。张川等（2006）通过对76家中国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服务满意度与未来的销售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张川等（2008）通过对158家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从代理理论角度发现非财务指标采用程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2.2 权变理论视角

权变理论认为，每个组织的内在要素和外在环境条件各不相同，因而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组织环境的最优管理原则和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环境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基于权变理论的研究认为业绩评价系统的最优设计依赖于组织的特征和组织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业绩评价系统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不同的组织环境下企业应该使用不同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Otley, 1980）。根据权变理论的思想，加入非财务指标的综合业绩评价系统也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企业，要想改善业绩评价系统的功能，必须选择与企业特征和组织环境相匹配的业绩评价指标。Langfield-Smith（1997）认为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必须与企业的经营战略和价值驱动因素（Value Driver）相匹配。因此，企业业绩评价系统所使用的业绩评价指标并不是越多越好，引入的非财务指标也不是越多越好，高于或低于企业战略或价值驱动因素所需要的业绩评价指标，都会降低业绩评价系统的功能，进而损害企业的业绩。张川等（2008）以158家中国企业的调查问卷数据，从权变理论角度发现相对于选择差异化战略的企业，选择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采用非财务指标会得到更好的业绩后果。这与已有的英文文献研究结论不一致。Fleming et al.（2009）通过对10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采取增长战略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综合业绩评价系统，最终得到更高的战略业绩。

只有当业绩评价系统与组织战略匹配程度较高时，组织业绩才能提高。Ittner和Larcker（1995）、Chenhall（2003）认为缺乏检验“战略→业绩评价→业绩”三者关系的经验证据，其中仅有的几篇关于生产战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还模棱两可。同时，已有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将业绩指标划分为财务业绩指标和非财务业绩指标，这种分类方式较为粗糙。Van der Stede et al.（2006）将非财务指标进一步划分为客观非财务指标和主观非财务指标，发现重视质量生产战略的企业更多地使用客观与主观非财务指标，但是只有质量生产战略与主观非财务指标的适当匹配能够提升企业的业绩。胡奕明（2001）提出价值相关分析方法，认为非财务指标的选择应以对价值贡献的多少为基准。也就是说，业绩指标选择的终极标准就是以价值为导向。按照权变理论的思路，首先应该从确定企业价值的驱动因素开始，然后根据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确定企业采取的经营战略，最终选择能够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的业绩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