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宋形势图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金、南宋时期全图》，地图出版社1982年。
2.宋高宗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高宗（1107-1187），即赵构，宋徽宗第九子，曾封康王，生母为韦贤妃。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以康王为兵马大元帅。次年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改元建炎。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一日禅位，退居德寿宫，称太上皇帝。在位三十六年。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八日卒，葬绍兴永思陵（亦称思陵）。庙号高宗。谥号累加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显孝皇帝”。
3.庐山白鹿洞书院
两宋书院勃兴，属官学以外的私学系统，为思想学问的自由探讨留出了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先是成为宋学兴起的摇篮，既而转为理学的重镇。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时称四大书院。淳熙六年（1179），朱熹出知白鹿洞书院所在的南康军，振兴之功尤大，以至成为南宋与后代书院的楷模，他亲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也是书院学规的典范。
4.耕获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南宋佚名《耕获图》扇面形象描绘出经济重心南移后江南集约化农业的场景，画面中圩田里有人收获，有人耕种，龙骨水车正在运转；村头场上村民对登场的水稻进行打谷、堆垛、扬场、入仓等劳作。
5.钓鱼城
钓鱼城在今重庆合川东北钓鱼山上，南宋淳祐三年（1243）建成。城墙长约十三华里，均依山上陡壁而筑，嘉陵江钳形环绕其北、西、南三面；有城门八处，北门与南门各有一字城墙延伸至江边的水军码头，凭借舟船可与其他沿江山城互通声气；城内山上有稳定的水源与足够的耕地，因而成为南宋晚期山城防御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军事工事，在抗击蒙元战争中孤城雄峙达三十六年之久。这是钓鱼城保存完整的城门之一。
6.岳飞像
《中兴四将图卷》（现藏国家博物馆）摹绘了岳飞与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四位南渡大将的肖像。经专家鉴定，这幅图卷已是摹本，而非刘松年原作。这是其中的岳飞像，虽是传摹本，仍不失为这位民族英雄最毕肖的写真。现杭州岳庙正殿的岳飞塑像，颇有后世美饰的成分。
7.杭州岳飞墓（摄影：陈洁）
岳飞被害以后，狱卒隗顺冒险背负其尸身偷葬在北山山麓下，私为标识。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宣布给岳飞“追复”，寻访到私葬坟地，以一品之礼改葬栖霞岭下，其子岳云附葬左侧。其后屡经改建与修缮，保留至今。墓前秦桧、王氏（秦桧妻）、张俊与万俟卨四人铁铸跪像应是后代附加的，跪像背后墓阙楹联曰：“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8.陈居中《观猎图》（现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陈居中是南宋宁宗时的宫廷画家，擅长少数民族人物与番马。这幅绢本设色的纨扇画上，人物无不髡顶，双发辫后垂，身穿窄袖服，应是当时金国女真族装束。据记载，陈居中曾随使赴陕，对女真族骑猎有过真切的观察。
9.佚名《西湖图》局部（现藏上海博物馆）
南宋传世的西湖题材画颇多，但少有全景图，而这幅《西湖图》在整体上与今日西湖的许多景致仍能依稀对应。画中绘有苏堤六桥，这是宋代形成的人文景观。或说此画作者为李嵩，他是南宋中期画坛多面手，山水画自是出色当行。
10.《迎銮图》局部（现藏上海博物馆）
这卷图《石渠宝笈》原题李公麟画《李密迎秦王图》，入藏上海博物馆时改名为《宋人画人物故事》，徐邦达据画中人物多作宋人衣冠，长脚幞头尤易辨识，考定为南宋佚名画家所作《迎銮图》。据此，画卷摹绘的就是宋高宗亲往临平（今杭州）迎接韦太后从金南归的场景，时为绍兴和议生效当年的八月二十一日。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这样描述：“至是，自至临平奉迎。用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从。上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军卫欢呼，声振天地。时宰相秦桧，枢密使张俊，太傅、醴泉观使韩世忠及侍从、两省、三衙管军从上行，皆班幄外。”“普安郡王”即后来的宋孝宗。
11.《大河冰合》局部
《大河冰合》是《中兴瑞应图卷》（现藏上海龙美术馆）第十一幅。画家萧照形象地摹写了康王渡河的神奇遭遇，为其涂抹上克里斯玛型的神圣光环。
12.《脱袍见梦》局部
《脱袍见梦》是《中兴瑞应图卷》（现藏上海龙美术馆）的最后一幅。画家描绘了宋钦宗托梦宋高宗并脱袍相授的场景，而再现黄袍授受无非为了坐实宋高宗在皇统与帝位上的合法性。
13.《卤簿玉辂图卷》局部（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此卷旧题《顾恺之殷辂图》，清代王杰等在画后的题识里指出：“侍从杂戴幞头平帻，俱非殷制。惟《文献通考》载，绍兴十二年（1142）制造玉辂，青饰辂顶，六马载以行，卫士左右以青绢裹大索，钩于轴首引之而前，辂之所止有行马二，饰以彩绿。左太常，右龙旗，驾士服平巾帻，绢抹额罗绣袍，有托义、小梯，皆与图中所绘符合。其为宋时画院呈样本无疑。”由此可见，图卷摹绘的是绍兴十二年制造的卤簿玉辂，诚如清人题识所说，此也“可以想见南渡偏安规制”（《宋画全集》第3卷第2册，浙江大学出版社）。据《宋史·礼志》，为彰显皇家尊严与威权，大礼必用卤簿玉辂导行。绍兴和议后，宋高宗一再借助隆重的典礼，通过庄严的仪式感，引导朝野官民形成中兴盛世的强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