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分配

“从来没有过这样悬殊的实力对比，从来没有，”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我追溯了我编纂在《大国的兴衰》中的过去500年间所有关于防务开支和军事人员统计的比较数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相近的状态。”尽管在这段文字出炉的公元2002年之后，对美国力量的评估应有所修正，但本质上它仍然是正确的。即使把能力广义地理解为涵盖经济、技术，以及其他国力来源等多个方面，它仍然高度集中于美国一身，其程度在历史上任何近代国家体系中都未曾有过，因此均势理论家们对此也从未有过深思熟虑。

美国在防务上的开支比其他主要军事强国——其中大部分还是它的盟友——加起来还多。美国对其军事力量的人力、制度和技术要素的大规模投资经过了数十年的积累，这使得任何试图匹敌美国能力的努力都要比简单的数据统计所显示的更为艰巨。军事研发可以最充分地体现长期投资的规模，这些投资赋予美国军事能力以显著的质量优势。如表2.1所示，2004年美国的军事研发支出比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总和的7倍还多。有人估计，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军事研发支出都来自美国。并且，这一差距已经保持了数十年，举例来看，在过去的30年内，美国在军事研发上的投入超过了整个欧盟总和的3倍。

表2.1　主要军事大国的国防支出（2006年）

注：国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为2005年估算；研发支出为2004年数据。

资料来源：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The 15 Major Spending Countries in 2006，”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_index.html（consulted November 8，2007）；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database1.html (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06，No.2 (Paris: OECD, 2007).

这些巨大的投入构建了碾压其他主要大国的超凡军事能力，这一状况在17世纪以后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其他大国在自己的领土周边能够与美国竞争，尤其是在那些可以依赖核威慑的问题上，但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都是唯一能够向全球投射主要军事力量的国家。这种能力产生于所谓的“公域控制”（command of the commons），也就是覆盖海、空以及外太空的无懈可击的军事优势。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所说的那样：

对公域的控制是美国全球大国地位的关键军事引擎。它允许美国更充分地利用其他力量资源，包括它自身及盟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公域的控制也可以帮助美国削弱其对手，通过限制它们获得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的途径……对公域的控制使得美国与过往的其他海上强权相比，拥有了更多的推行霸权性对外政策的潜力。

波森关于美国军事首要地位的研究认可了肯尼迪对国家力量经济基础的历史意义的强调。正是军事和经济潜力的结合使得美国区别于那些站在国际体系顶端的前辈（如图2.1）。过往的领先国家要么是商业与海军强国，要么是陆上强权，不可能兼有两者。例如，鼎盛期的大英帝国和冷战时的美国，都与在特定领域匹敌甚至凌驾它们之上的其他强国分享世界。即使达到19世纪“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这样的高度，英国也面临在支出、人力和武力上被法国和俄国超越的危机。同样，在冷战即将到来时，美国在经济和海空军实力上占据优势，但苏联却在整体军事力量上和它持平，并且还借助地缘便利和在陆军力量上的投入而拥有在欧亚大陆进行领土扩张的优势。

2006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为27.5%，超过了近现代史上的任何一个领先国家。唯一的例外就是1945年后一段时期内的美国自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其他主要经济体陷入萧条。美国经济的体量意味着其庞大的军事能力仅仅需要其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4%即可维持，远低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冷战高峰期平均所需的10%，这一负担也远轻于过去的其他主要强权。如保罗·肯尼迪所总结的：“以极大代价维持头号地位是一回事，令人吃惊的是以较小代价来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经济实力对军事能力的生产潜能上，只有欧盟能够与美国对等，它的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超过美国。然而，要实现这一潜能，欧盟必须像美国那种单一国家那样，在统一的战略下整合欧洲的经济产出。换言之，要建立超级大国式的军事力量必须以直接冲击欧洲诸国核心主权为代价。然而，根据均势理论的假设，国家却是要寻求安全和自主权保障的，就如乔利恩·豪沃思（Jolyon Howorth）和阿南德·梅农（Anand Menon）的判断：“理解欧盟的基本点在于认识一个事实，即那些欧盟国家在欧盟对外关系上的考虑，也存在于处理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考虑中。”在需要果断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上，欧盟内部既无权威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在货币问题上都是如此，就更不要说外交和防务问题了。各成员国仍然拥有最终权威，任何关于防务和安全的决定都必须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而“一致同意”的要求就“深刻地限制了欧盟达成决定性安全政策的可能性”。

注：截至1985年的中国经济统计依据苏联的工农业总值核算方式，因此198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麦迪逊基于购买力平价（PPP）公式的推估。2005—2006年数据则基于市场汇率。

资料来源：18世纪的数据来自Paul M.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1870—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Angus Maddison,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 （Paris: OECD, 1995）。

2005—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7。1872—1985年军事支出的数据来自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1816—1985，”computer file (Ann Arbor, Mich.：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2005—2006年军事支出数据来自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database on military expenditures, http://first.sipri.org。

图2.1　17—21世纪主要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分配（百分比）

美国的首要地位同样根植于它领先于全球的科技实力。在整体研发投入、高科技产出、商业创新和高等教育方面，美国仍然领先全球（表2.3）。

然而，精英却罔顾这些证据的重要性，对美国力量的看法在2005年左右转向了悲观主义。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部分是因为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对实力优势的效用的怀疑，这与越南战争后的状况如出一辙。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美国经济和技术实力的评估都过于乐观，而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一些重要的潜在脆弱性又暴露无遗。尤其是长期的国内财政失衡和日益增加的国债，使得一些分析家确信美国的竞争力再度面临危机。如果这种担忧继续发酵，它将被视为1945年以来的第四次危机，前面三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70年代（越南战争和滞胀），以及80年代（苏联威胁和日本挑战）。然而，所有这些危机都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不管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还是90年代前半期，世界都没有回到多极状态，而每一次关于竞争力衰退的恐慌的结束，都伴随着美国首要地位的维持或强化。

我们对支撑美国优势地位的证据的梳理并不意味着认为美国不存在脆弱性或是值得担忧的因素。事实上，美国也面临一些明显的脆弱性；当然，其他主要大国同样如此。关键在于，对于美国的不利趋势并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引起其主导的单极格局的改变。如果我们用长远的眼光看待美国的竞争力，以及它经济和科技优势相对衰落的前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显现了出来：相对权力的转移进展缓慢。美国的产值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占据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且在可见的将来，其他经济体中没有一个能够与它的综合财富、体量、科技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全面优势相匹敌（表2.2和表2.3 ）。

表2.2　2006年主要大国经济指标（均按当年汇率计算）

注：美国国债为2005年数据。劳动生产率根据2005年数据推估。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7，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7/01/data/index.aspx(consulted November 8，2007)；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7，Statistical Annex，”http://www.oecd.org/dataoecd/29/27/38749309.pdf(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Compendium of Productivity Indicators 2006，”http://www.oecd.org/dataoecd/4/22/37574961.pdf(consulted November 8，2007）。

表2.3　2003—2006年主要大国的科技指标

a. 1997年美元计价。

b. 三方同族专利指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取得专利的发明。见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06/c6/c6g.htm。

c. 中国为2001年数据，法国为2002年，俄罗斯为2000年。

d. 安全互联网服务器在网络交互中使用加密技术。见www.netcraft.com。

e. 此为2004年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http://go.worldbank.org/3JU2HA60D0 (consulted November 8，2007)；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2007/1，”http://www.oecd.org/document/33/0，3343，en_2649_34451_1901082_1_1_1_1，00.html (consulted November 8，2007)；National Science Board，“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6，Volume 2，”http://nsf.gov/statistics/seind06/pdf/volume2.pdf(consulted November 8，2007).

在每一个关键的力量维度上，美国领先优势的深度、规模和预计可持续的时间长度都令人瞩目。但是，当前能力分配的最显著特征，是美国同时在所有维度上都占尽优势。肯尼迪研究了500年间大国的兴衰，其中主要的教训是，在历史中不存在相似的经验可供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参考。其言下之意简单明了，却还未得到重视：制衡性约束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无效的，除非能力分配的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下一节中我们就来解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