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

知识分子因其地位和言论而政治化（politisation）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权力制度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与那些既把他们当作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于是，理论就是实践。从事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特殊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民众已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来获取知识和表达自己的诉求。伏尔泰式的、萨特式的作为社会良心和代言的普遍知识分子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福柯把知识分子定位于像镜子那样起传递作用，被人倾听，在报刊写文章，提出自己看法。因为工人无需知识分子来知晓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人自己很清楚自己所做的。知识分子并不与生产机器相连通，而是与信息机器相连通。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塑造工人意识，因为工人意识早已存在了，而是使得工人意识、工人知识能进入信息系统，得以传播，并因而帮助尚未意识到所发生事情的其他工人或其他人。虽然工人知识需要被阐发、加工、改造，但知识分子的知识相比于工人的知识总是不完全的，知识分子关于法国社会历史的知识相比于工人阶级的知识是完全局部的。官僚工会没收了工人的自主思考，资产阶级遮蔽了工人的价值追求和思想表达。而工人们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就能冲破这种屏障。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来自批判性思考，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从事别样思考，既不能为已有的一切辩护，也不能对民众指手画脚。但关注特殊经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民众的代言人，并不是作为立法者和预言者的普遍知识分子，而是作为实践者的特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作用并不是告诉别人必须做什么。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呢？请记住知识分子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已设法阐述的所有预言、承诺、指令和计划。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在于塑造其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即在他或她自己的领域内从事分析，重新询问证据和假定，改变行动与思考的习惯、手段，驱逐平庸的信仰，对规则和制度进行新的评估……这是一件参与政治意志构成的事情，知识分子被要求在这件事情中履行作为公民的作用。”鉴于长期以来哲学家们总是颐指气使地命令人们该怎么做，荒唐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相以及如何发现真相，福柯要人们改变思考方式，尤其要人们学会自己思考。

作为公民，尤其作为“二战”以后的法国公民，福柯与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要急于摆脱曾遭受纳粹主义蹂躏、后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摆脱了纳粹主义的旧世界，而尽快去创造一个截然不同于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社会。显然，倡导连续可理解性的黑格尔主义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而坚持主体具有首要性和根本价值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唯有尼采的间断性想法和巴塔耶的“界限—经验”才能引导福柯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福柯看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一样也对哲学思想进行连续主义读解，但福柯当时相信通达新世界的理智之路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福柯对尼采或巴塔耶的兴趣并不意味着他远离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福柯当时成了一名“尼采式的共产党”：因此，正是在对马克思所知不多，要拒斥黑格尔主义，对存在主义局限性感到不满的情况下，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在1950年决定加入法共。两年之后，福柯在得知了所谓犹太医生行刺斯大林事件的真相后，在信仰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福柯断然选择了事实，福柯对苏联式共产主义信仰感到幻灭，福柯就脱离了法共，与法共保持距离。政治说教苍白无力，党派争论没完没了，而政治问题依然如故。福柯拒绝睁眼说瞎话，摒弃冷冰冰的无谓的争论。

福柯亲身经历了1968年3月突尼斯爆发的学生运动，这次真实的政治经历真正改变了福柯。因为为了反抗资本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突尼斯学生义无反顾地参加斗争，置生死于度外。在这场学生运动中，身体介入是首要的，而理论参照是次要的。福柯由此坚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理论能否指导行动这一点也成了问题。福柯厌倦并远离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争论、大咒骂、内讧和结派，怀疑空洞的政治理论的适用性，转而关注特殊和局部的政治问题，亲身组织或参加一系列政治行动，用具体的和明确的言词在确定的境遇中提出种种从特殊到一般的问题。

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始终聚焦于局部的特殊的经验问题，而不相信西方社会所能给出的主要话语，不相信知识分子能指向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关键问题。福柯以为，只有走进经验生活，与非知识分子一起工作、合作，才能提出和探讨局部的经验问题：精神病患者说什么？精神病医院的生活如何？护士的工作是什么？病人如何反应？等等。再从局部化问题来提出一般问题。比如，为何以“理性”的名义，某人的权力能在他人上面确立起来呢？社会如何确立起自己与癫狂的关系？社会以何种方式被确认为个人化的合理性？为何社会把权力赋予理性？合法如何区别于非法？这些就是很普遍的问题，旨在探究社会的运作和历史。问题是否普遍，这并不是政党的过滤器就能说了算的。福柯始终分析非常确切和局部的现象，如戒训体系在18世纪欧洲的形成，从而否认西方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戒训文明”，戒训体系是由一个团体适用于另一个团体的。福柯的权力分析有着明确的时空定位，在专制君主制和封建制社会中，不可能在个体上面实施像18世纪那样塑成人格的戒训权力。福柯费力地想充分说明为何戒训体系产生于确定的时期、确定的国家，符合确定的需要。而传统政治思想笼统地围绕极权制和民主制的区分展开的讨论却不足以说明权力机制的特殊性。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也看不到权力机制的历史是相对独立于当时发展起来的经济过程的。福柯敏锐地发现，由民主制（尤其是19世纪成熟的自由主义）展开的极其强制的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确定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自由”的抗衡力。

通过思考牵涉日常生活的癫狂、犯罪和性等复杂的和困难的经验问题，福柯要详述知识的构建与权力的实施之间的关系。知识的运作、生产和积累不一定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人类解放的重要保障之一，因为重大的知识体系的构成也具有屈从和规则的效果和功能。“言论权利和政治想象力必须转向这些问题”，转向特殊的经验问题。由于福柯确信癫狂与理性、生与死、非法与合法、性常态与变态等日常问题都是深深触及我们同时代人生活、情感和焦虑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福柯并不想研究国家与公民或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游戏，而是热衷于研究极其有限的、极其谦卑的、在哲学中并无高贵地位的权力游戏：围绕癫狂、医学、疾病、病体、刑罚和监狱的权力游戏。通过考察这些权力游戏、抵抗和斗争，福柯发现当代许多反抗、抵制和斗争都旨在实现权力实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漠视政治体制或经济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它们既不涉及经济剥削，也无关于政治不平等，并不具有与传统政治或革命运动相同的目标。如人们批评医疗机构在身体上、在病人的痛苦上、在其生死上施加一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当代许多抵抗和斗争还具有直接性，这些斗争指责所有直接施加在个体上的一切权力，这些直接的斗争也并不指望在未来某个时刻（革命、解放、阶级的消失、国家的消亡）能解决种种问题。没有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了，而只有卑微的、平庸的通常细小的抵抗、骚动和斗争。这些斗争“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不是全国、全民、全阶级的全面的和联合的斗争，不是彻底推翻现有权力、毁灭其原则的斗争，不是确保总体解放的斗争，不是要求所有其他斗争都服从于它的绝对迫切的斗争”。特殊知识分子参加的斗争，既非针对政治司法权力的政治斗争，也非针对经济权力的经济斗争，也非针对种族统治权力的种族斗争，而是针对牧领权力（pouvoir pastoral）的特殊斗争。福柯在特殊的局部的经验中发现了牧领权力。牧领权力凭借灵修指导、灵魂关切等手段来治理每个个体从降生到死亡的每个生存细节。“治理”无所不在。

福柯谈论的“治理”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是指国家及其代言人的统治，也包括那些通过规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大众传媒）组织人们日常生活的“治理”。福柯所做的只是设法勾勒出某些机构以“理性”或“规范”的名义，通过把个体称为非正常者、癫狂等，最终把它们的权力施加在团体或个体之行为、存在、行动或讲话方式上去的方式。可见，权力并非像某些传统政治思想所说的愈来愈官僚化和国家化，而是更加个体化了。

鉴于福柯始终关注特殊的、局部的经验问题，有学者就指责福柯不像政党那样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福柯的答复是这取决于他的政治选择，他的使命是探测问题的所在、揭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而不是规定问题的解决措施。福柯既不预言，也不立法，更不代言。福柯的作用就是实际地、真实地提出问题，尽可能严格地、较为复杂而困难地提出像犯罪、癫狂、日常生活中的性这些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福柯要做几十年的工作，赋予直接相关人士发言的权利，并与他们一起来实现政治想象力。也就是说，特殊知识分子要了解具体的问题，即使把握了具体问题也不能充当问题的解决者。因为福柯认为当今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是立法、提出解决措施或进行预言，而是像公民那样参与政治意愿，否则就会有助于在他看来必须加以批判的政党权力机制的运转了，就会落入政党布下的圈套：诱使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的解决措施然后对之加以批判，或者另提问题的解决措施。福柯要探讨社会机体内的特殊问题，但不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个人来承担解决特殊问题的责任。

在福柯的政治想象中，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理论对立。因为传统政治理论所反复研究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对立并不富有成果。权力实施和权力关系的显现才是关键，而普遍、抽象的理论表述却是次要的。福柯不考虑国家作为权力持有者并在市民社会上施加其统治权的出场，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本身并不是类似的权力过程的仓库。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想做说教家或预言家。”这是因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民众都已成熟了，民众已开始个体地和集体地做出选择了。而福柯作为特殊知识分子所做的就是揭示某个统治体制的运作机制，以便那些被塞进某个权力关系之中的人们有可能通过反抗和抵制行动而逃脱权力关系。虽然福柯拒绝提供问题的解决措施，但他相信处于权力关系之中的个体，为抵制或逃避权力关系，有许多事情可做。由此观之，福柯的政治想象力并不倡导一种消极认命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而是基于绝对乐观主义的假定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