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医结合的成才之路
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儒医相合”。历代涌现了许多儒医结合的著名医家，如宋代有许叔微、朱肱、郭雍、张杲、史堪等。在近代丁氏学术流派中有许多儒医相结合的著名医家，裘沛然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少年时代的家学师承渊源
1.从施叔范先生于国学专修馆修习诗文
裘沛然先生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自述7岁入私塾读书，11岁后师事姚江施叔范先生，施先生无疑是他童年时代的启蒙老师。到晚年，在所作《记爱国诗人施叔范先生》一文中，裘老对于自己经史词章之学的渊源更有过一段清晰的记忆：“他（施叔范）早年曾在慈溪北乡设馆授徒，我与族兄家风均在其书馆就学，虽侍门下仅二年，由于先生教学督责很严厉，凡四子书及唐宋名家的文章诗词均须选读，并要求熟背成诵，故受学时间虽短而获益很多。我今日能于经史词章略窥门径，盖得力于先生教育启迪之功，因在儿童时已对国学奠定了扎实基础。”裘沛然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医大家，在医学上造诣高深，悬壶济世。尤为世人称颂的是，他还是一位通晓文史的学者与诗人，所创诗作更是闻名海上。因此探寻施叔范与裘沛然早年师传授受的具体史料，可为了解裘老的诗学成就提供诸多线索。
施叔范幼名德范，生于甲辰年（1904）三月初六日姚北坎墩（今属慈溪直塘乡），1979年5月6日卒于余姚郎霞。施叔范排行第三，由于自幼聪颖，故备受父亲重视，故虽家贫但不辍其学。其6岁入私塾，16岁时已能得到父亲认可，亦执教于乡。直至24岁时，因生活所迫，先后受雇于上海香烛国业公会及上海友声旅行社等担任文秘工作。故由此可知，大体1920—1928年，施叔范执教于乡间，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裘沛然从施氏二年，学习经史词章，打下国学根基。当时的同学读书场景，施先生曾有诗纪其事：“一钩淡月映窗纱，谱罢新歌静听蛙。别后家书难得到，残灯无语落寒花。”
另据《裘沛然传记》记载，裘沛然幼年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国学馆的任教老师正是姚江施叔范先生。故可推断施叔范早年任教之处，很可能就是国学专修馆。由于现存宁波地区的国学专修馆资料极为罕见，笔者仅在日本学者井上桂子的研究看到，在井上氏与蒋介石侍从张令澳所作口述中提到：“他（张令澳）于1915年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富裕文化人士家庭。父亲张世镳是西医，曾被推举为宁波国学专修馆馆长。”但井上氏对于张世镳的记述明显太过简略，西医身份也绝不能简单用来概括张氏的医学成就。据笔者考证，张世镳本名张俊义，世镳乃其字。张氏不仅是国学专修馆馆长，他还在1930年代创办过中国东方针灸研究社，用以培养针灸人才，传授针灸医学。因此，裘沛然先生幼年正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和师长教育之下，一开始便与诗和医种下因缘。
而回到施、裘师弟二人的交往本身，1928年后，虽与施叔范先生分道，但后来因二人曾同居上海，故裘沛然也曾数次晋谒，对施先生与海上文人交往以及诸人赋诗作文、风流文采仍多有熟知。1930年代，施叔范与沈轶骝、邓粪翁（散木）、火雪明等结诗钟会，因众人皆喜诵易顺鼎（号哭庵）诗而名曰哭社。当日施叔范荣居诗坛祭酒地位，大江以南，凡能文墨者，读施叔范之诗无不为之倾倒。遗憾的是，施叔范的大量诗稿在“文革”中惨遭焚毁，只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到1979年去世之前，施氏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和友人的帮助，尽力搜罗得存《施叔范遗诗》一册，近来已由宁波当地整理修订后以《施叔范诗钞》之名出版。而作为弟子的裘沛然，不仅在其本职医界蜚声海外，更是得到了施氏诗名之传。在裘沛然的诗作中，就有《怀念叔范先生》一首：“少沐春风旧草堂，沪滨重见菊花黄。僻居应是须眉朗，薄醉悬知意念伤。老去江湖艰跋涉，晓行风露湿衣裳。文章浩气归何处，好句还留日月光。”诗中所追念的便是师弟二人相得相知，离别重见的景况。
诗文之外，裘沛然心目中的老师形象正如其纪念文章所言，乃是施先生的高尚人格和爱国情怀。裘沛然称赞乃师：“先生岂止一诗人而已，其书法，其文章，亦佼佼不同凡响。尤其使人钦仰处，他襟怀磊落，志行高洁，当时十里洋场诱惑百端，他对于人所竞逐的荣华富贵、美名厚利，皆淡然于怀，有权贵相邀，辄婉谢，平生不干禄而以卖文为生，却有一颗炽热的忧国爱民之心。”凡如裘沛然先生钦仰施叔范之处，也在裘老晚年于医学流传之外，奋力创作《人学散墨》这部关照人类福祉的“道德文章”的思想源头之一。
2.侍叔父裘汝根习医
在裘沛然少年的成长经历中，于医学方面，则是深得叔父裘汝根先生的指点。裘沛然在晚年回忆时曾说过：“我少年在学校上学，当十三岁时即于念书之余跟叔父汝根学习针灸。吾叔为广西名医罗哲初先生弟子。”当时裘汝根先生对于裘沛然的学习督责很严，“不仅针灸要籍都要背诵，凡是中医古代典籍也都要择要背读”。当时除了在学校和从施叔范先生所受教育外，裘沛然家中还另请老师教授国学，不管其理解与否，总是要求背得朗朗成诵。而当日“时值国事蜩螗，日寇肆虐，生灵涂炭，予只身赴沪，以医自给”。故在当时国事日艰的情势之下，又因生计所迫，裘沛然不得不停辍心中喜爱的经史词章之学，转而从事岐黄之业，与杏橘为侣。
因此，从后来的记述探寻裘沛然医学上的源头，则须从裘汝根先生开始。裘汝根先生的个人生平几乎付诸阙如，唯一可知的是他乃广西名医罗哲初的弟子。罗哲初，字树仁，号克诚子，广西桂林人，生于1878年，卒于1944年。罗氏自幼勤学苦读，精研医理，兼善针灸，长于脉学和以古方治疗疾病。据后人为罗哲初整理遗著《脉纬》时介绍，其于20世纪20年代曾离开桂林，赴上海、南京、安徽和浙江一带行医，1935年在南京中央国医馆供职，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此处提示的罗哲初自1920年代在江南一带行医传授的经历，正与裘沛然先生早年（1931年以前）跟随其叔父裘汝根行医的故事吻合。
有关罗哲初行医和学术的经历，罗哲初另一宁波时期所收弟子罗岐隐的记述则更为翔实丰富，可供参证。1947年，即罗哲初逝世3年之后，罗岐隐撰写《哀罗哲初先生并喜古本伤寒之幸存》一文，刊登于《中国医药研究月报》之上以志纪念。文中云：“（罗哲初）少负才名，年十九，中广西某科举人，为广西省立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平居雅好医学，闭户精研，饶有心得……既挟其技，游大江南北，善用古方及针灸，所至负盛名。比至宁波，数十里内之病人，皆舆疾而至，从游弟子，凡数十辈。时甬下各医，以先生名出己上，颇倾挤之，先生乃去而至京沪。既又来甬，时余亦行医甬上，相遇甚欢，盖先生于医学之外，并工诗擅书画，又善操琴、舞剑、围棋、顾曲，以及星命卜筮，几于无技不精。”而于精通脉理之外，罗哲初对于中医学术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保存了古本《伤寒论》等珍稀典籍，此本《伤寒论》即后来所谓的桂林古本。后来此本《伤寒论》在抗战国难之中辗转曲折而得以存世，可谓罗氏对于中医界的不朽贡献。而罗哲初不仅作为一代名医，其本人更是举人出身，担任过高等学校国文教师，因此于医学之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称之为儒医亦可谓实至名归。当时罗哲初在宁波行医设教，从游弟子有数十人之多，而上节所提国学专修馆馆长张世镳曾在宁波创办东方针灸研究社，罗哲初正是发起人之一，因其精通针灸脉学，故而在办社授徒的事业上能取得极大的成就。中国东方针灸研究社对发扬针灸学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汲取国外经验、编译成套针灸学教材等方面，开创了针灸学教学的先河。
由上述可知，裘汝根先生当时应也是于东方针灸研究社中随罗哲初等学习针灸之术，这些都为裘沛然后来进入上海中医学院（原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奠定初步基础。而裘沛然得以从叔父之后，且当时仍是该研究社创办期内，因此可说，裘沛然也是该社倡导学风的受益者和传承人。裘沛然后来对于针灸学多有心得，且留下诸多有关针灸学的文章著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经络等学科的带头人，都与其在少年时代所受的针灸教育和实践息息相关。
上海中医学院的求学经历
1931年，裘沛然先生只身来到上海，求学于海派中医巨擘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32年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正式接受近代中医学校的正规教育。据《裘沛然传记》等所载，当时上海中医学院的教师大多是沪上医学名家，求学期间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之中，熟记精研中医古代典籍和中医理论，并博览国学经典。同时，于课堂学习之外，在丁济万（丁甘仁长孙）诊所临床实习，因丁师的悉心指导，裘沛然凭借厚实的古文功底，以及博学强记的天赋，用心钻研，基本掌握了中医四诊八纲、临床辨证施治的要领。因而分析孟河丁氏与上海中医学院的教育理念与成就，了解裘沛然先生求学期间的学习环境与学业成绩，对于深入剖析裘沛然的成才之路同样有追根溯源的意义。
1.近代变迁与民国上海中医学院的办学
近代中国自西力东渐之后，在社会结构和学术思想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晚清士人多称之为“千古未有之变局”。而由于近代西学的传入，这一种非我族类而不能被原有话语体系涵括的种种语词和概念，则是近代的新特征，故以西学来重新理解和解释传统，也会带来诸多新意。当然就近代中医和西医的关系而言，其纷繁纠缠是无法清晰区分的。在近代进入中国的报纸、医书中，很早就对西医学有若干讨论，而后随着中国五口通商与门户开放，西医更广泛地传入中国，并成了中国求“富强”思想的一环。但正因为西医伴随着西方侵略的强力而来，其对于中医的眼光多有俯视的一面，故传统中医所遭受的压力的确也是前所未有。
因而在上述变革的背景下，1915年由孟河医派丁甘仁先生开始筹备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及其相关的学术团体、期刊和中医院等，在近代中医教育占有极高的地位，其培养的一大批中医人才更是为传统医学的传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正如裘沛然先生所言，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乃是孟河丁甘仁先生为保存传统医学，匡济民病以育人才所设。该校所培养的人才，很多在1949年之后参加国家医药机构，起了骨干作用。
在1916年7月、8月的《申报》上，连续数十日刊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招生广告。在首版广告中，医校以总理丁甘仁和协理夏应堂、费访壶三位先生为发言人，“以昌明医学及保存国粹为宗旨”，开始招生运转。学校创办之后，秉持“精诚勤笃”的校训，在丁甘仁先生的领导和一大批学问渊博、医理精深的中医名家教育之下，开始了扎实严格的培养中医人材之路。但是到1926年夏，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人校长丁甘仁先生不幸因积劳病暑而去世。仅在丁氏去世的一年间，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位善于联合一切、从容大度而又努力热心的领袖，上海中医界就出现了诸多分裂不合的景象。此后数年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管理也一度因缺少主心骨而陷于离散。这一局面，直到丁济万先生于1930年开始实施学校体制改革，才得以改变。当时丁氏为适应新时期教育部政策，于1932年改名上海中医学院，从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据1947年医界众推丁济万先生担任国大代表时刊发的《丁济万先生大事记》记载：“（丁济万）先生主政以后，精心擘划，改善教材，编辑讲义，生气蓬勃，日臻光大，莘莘学子，都负笈来归，令闻广播，驰誉全国，先生之名，亦于焉鼎盛。嗣后更因适合教育部订定专科以上学校之名称，改医专为上海中医学院。仍由先生任院长，并增设生理、解剖等西医课程，以应时代之需要。虽见仁见智，新旧之理解迥异，其后教育部颁布中医课程标准，却能不谋而合。盖先生高瞻远瞩，明察大势，初非舍本逐末，故示新奇。”丁济万融合新旧，兼采西医科学知识，打破壁垒，其行事风格也颇继承乃祖遗志。
而自上海中医学院的名称确立，当年刊登于《申报》上的招生广告便开始用此校名。同时伴随着校名变更前后这段时期，学校的教学举措也随之进行了一定的革新。如招生标准的提高，由1916年初的“以国文精通，书法端正，身家清白，身体健全为合格”的低门槛，到1925年8月，已开始要求“中学毕业或有同等程度国文精通者”，到1932年已要求“高中毕业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对于新生文化程度的渐趋提高。其他如课程设置等也发生较大更新，课程开设大幅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丁济万先生主持编写了新的课程讲义，其中20门课的26种讲义由任课老师新撰，包括医经、内经、病理学、喉科学、药物学、方论学、诊断学、温病学、急性传染病学、外科学、舌苔学、儿科学、妇科学、古今医案选读、古今医学名著选辑、治疗学、杂病学、疫病学、金匮要略、脉学辑义、解剖学等，而参加编写讲义的教师有程门雪、黄文东、戴达夫、管理平、费通甫、朱霖生、余鸿孙、包识生、王耀堂、贺芸生、虞舜臣、丁君达、沈仲理、严以平等等名家。同时，在原先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创办时用以施诊实习的广益中医院外，1930年4月丁济万先生还在黄陂南路主持设立华隆中医医院，当时医院“分病房、门诊两部，聘各科专门医师主任医务，病房敞洁，空充气足，看护周到，设备完善。门诊送诊给药，完全慈善，并自办药部，实行‘道地药材’发挥中国药物固有之效用，病愈出院之人，同声赞美。于是华隆声誉崛然而起，深得社会人士之信仰”，故可为上海中医学院学生提供更多临床见习和实习的机会。
因而上海中医学院在丁济万先生的主持下，因其高瞻远瞩，明察大势，使得学校声誉日隆。历届培养的毕业学生也人才辈出，遍及全国。当时校务之发达，故也被称作全盛时代。
2.裘沛然的求学经历
裘沛然先生是在1931年入学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至1934年毕业。而裘沛然早年毕业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年仅15岁，应是达到“中学毕业或有同等程度国文精通者”的资格入学。到1932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已改名，故至1934年结业时，裘沛然已是上海中医学院的毕业生。
据1997年刘鸿泽访问裘沛然先生所记，当入学时，丁济万先生嫌其年纪太小，但在入学面试时，裘沛然居然能从容不迫地背《素问》、答《伤寒》，让丁先生不禁暗叹：“秤砣虽小压千斤。”此后更是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诊所随医。又据《裘沛然传记》记载也是如此，在上海中医学院就读期间，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和细心领会，裘沛然对丁济万先生的学术特点、遣方用药常规，以及经验效方，几乎熟极而流。当年在侍诊之余，他还整理过丁济万的临证处方，编成一本《丁方集成》，以便记诵，同学一时传抄，作为临证之助。时随师侍诊，对丁济万灵方之精意，配伍之妙用，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从而获得先生之赞赏。又因丁济万先生的诊所乃沪上名人聚合之地，海上名家如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时常晤面，故得到诸前辈指教，医术日渐长进。
尤其是在求学期间，裘沛然精心整理抄录了当时读书期间的十多种名家讲义和多种医学典籍。当时抄录的讲义中早已多有散佚，故在2006年初裘沛然在整理藏书时偶然获得，使得这些珍贵的抄本重见光明。这些抄本后以《读医抄本拾遗》为名，于重现的当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影印出版。当日出版之时，裘沛然重新为《读医抄本拾遗》撰写前记一篇。裘沛然回顾，此稿乃“七十四年前（1932年）就读医校时所抄录诵读之书稿”。而以前人所言“购书读不如借书读，借书读不如抄书读”为训，裘沛然认为抄书之妙正在于“因抄录之际，每能殚精竭虑，加深领悟，此与泛泛阅览者，其收效迥不相侔”。裘沛然以其后来能对于伤寒温病之学获得的理论建树为例，正是得力于当年仔细抄录伤寒和温病二学经典，从而熟读深思获得创见。
而除了刻苦钻研医理、用心求教，编《丁方集成》和抄录讲义典籍之外，裘沛然在上海中医学院毕业时曾撰写毕业习作，名曰《针灸在国医界之价值》，刊登于1934年的《上海中医学院年刊》。如第一节中所论，裘沛然先生最早是于少年时侍从叔父裘汝根先生学习针灸，从而开始稍通中医古籍和针灸临床，因而此毕业习作，可知是裘沛然在早年习医和学校教育后的宝贵成绩。
在《针灸在国医界之价值》这篇毕业习作中，裘沛然首先历数针灸学的起源与效验。他认为“针灸之学，肇于上古，源自砭石，其发明远在汤液之前”，而成效则迥出药石之上，加上施治简单、奏效迅速、手续便利、费用经济等优点，古来名医无不兼通熟谙，来弥补汤剂的不足。但是到了后来，针灸之学因年代久远，多以绝学视之。裘沛然认为一方面是“神望术者”秘不轻宣，另一方面则是文人学术，“既贱其业而不肯学”，因此针灸之术反而沦为村夫糊口的技能。他痛惜大好学术日就沦亡，疾呼医界同人应当关注。
裘沛然因自幼熟读针灸书籍，并侍从叔父临诊，自信对于针灸手术穴法以及针灸学理经验，能知其概，能晓其妙。故于文中提出四点针灸学要点，贡献于当世学界。第一点是“针灸主要书籍”。裘沛然指出《黄帝内经》乃中医界必读之书，其中“《灵枢》九卷，特详脏腑经俞，为针灸之专书，故亦有‘针经’之名”，而《素问》中的《刺热》《刺疟》诸篇，也是开针灸治病的渊源。至于后世，则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博览旁搜，蔚然可观。但归根到底，还是以《灵枢》一书为最基本经典。第二点是“针灸穴道为针灸之基本学理”。针灸穴道，乃是“藏腑精气灌输之处，气血周流回环之地”，因此针灸于适当穴道，便可病除，是针经所谓“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之理。第三点是“针灸之要在施术与取穴”。在明了针灸穴道之理后，裘沛然便提出行针治病能出特效，必然要求“手术精到，取穴真确”。而“欲求手术之精到，须明补泻；欲求穴之真确，当辨经络”，凡此均须从事实习，否则难奏其效。最后一点是“针灸所治之病症”。裘沛然认为“中国医术，汤药长于治内，针灸长于治外”，而针灸擅治之病症有中风、霍乱、风痹、诸痛、疡症。
故裘沛然坚信针灸一道，补汤药之不及，驾西法而上之。因而在文末呼吁：“苟有志于发扬国粹，研究中医者，盍兴起而求之。”
裘沛然于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期间，在少年时期的国学、医学基础上，在个人用功学习、发奋钻研下，又得师从丁济万先生临诊实习，转益多师而受教于当时校内诸多名医大家，因此在短短数年之间成长迅猛。裘沛然在民国时对于针灸学术的研究与弘扬，固然与其自身求学行医经历有关，但其痛惜疾呼的心愿与学术贡献，对于发扬针灸学之精粹尤有功绩。因此，后人在归纳裘沛然的中医理论建树时，经络针灸学上的成就必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行医沪甬与临诊实践
裘沛然先生于1934年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此后独自开设诊所，先后在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悬壶济世，既为民众治病，也积累了相当的诊疗经验。在此期间，裘沛然独立门户行医20余年，以医自给，直至1958年入重新设立的上海中医学院任教。在行医之余，裘沛然仍勤研中医学理与国学素养，着力于诗文、历史、哲学等始终兴趣所在的领域。同时在这一时期，裘沛然也已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和诗文创作，刊登于上海的报纸期刊，展露其人文素养和诊疗心得。
1.行医沪甬
据裘沛然晚年回忆一生数十年从事医学的漫长教习生涯，这一段时期的经历对他而言，走过了不少曲折的道路。在毕业之初，裘沛然对于自己的开业行医是踌躇满志的。所以虽然在一开始，裘沛然先生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疾病。但随着时间积累和病人的增多，在遇到疑难杂症时，问题便越来越突出。裘沛然回忆当时将“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一套地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裘沛然自认为当时对于中医理论已经讲得头头是道，开方用药，也可以丝丝入扣，如果绳以中医一般习用的理论和常规的治法，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临床效果却总是不理想。这些临诊治病的挫折，使得裘沛然对于读过的医学典籍和中医理论开始产生怀疑和动摇，对于学术和临床都到了“疑窦丛生”的境地。
但在此迷途彷徨之际，裘沛然回想起在学医侍诊之时，曾亲自看到海上名医如夏应堂、王仲奇、丁济万诸先生治好了不少西医所不能治的疾病，如程门雪先生曾治愈了一个经德国著名医师确诊并谢绝不治的结核性脑膜炎的病儿，用的便是《福幼编》中的一张方剂。而在近代著名学者郑传笈在为丁甘仁先生所撰墓表中也提到：“（丁氏）晚年名益重，道益行，不独沪地绅商，争相招致，即西商之侨居者，积资数千万，出其百一，足以尽集诸西医，而有疾必折衷先生。”这些经典事例，使得裘沛然猛然醒悟。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从此之后，裘沛然开始重新磨砺苦学中医经典。例如对于《伤寒论》，他开始抛开各家注疏之说，专攻白文，“专用仲景之言，来解仲景之意”。而正因为通过如此锲而不舍的学习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得裘沛然对于解决各种疑难杂症的办法日渐增多，日益娴熟，这也是他的成才之本。
裘沛然自身医术的来源，既有家传，又受过正规的中医学校教育。因此，在裘沛然身上，既可以看到家学师承教育培养所具有的基础理论扎实、临证经验丰富等特点，能够具体地继承一些名家特色，如裘沛然对于经络针灸学的心得体会，很早就展现无遗，同时正规的大学教育，学生可以接受较为全面的系统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教育。因此，学生的知识面会比较全面和系统，这无论对学生的中医知识的积累，还是科研思路的形成发展，都是比较有利的。同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裘沛然在辗转曲折中体悟到诸多医学真理和诊断施药心得。
2.早期的中医论文著述与行医心得
在医校毕业之后，独身涉足江湖，裘沛然的医术医理伴随着行医实践而逐渐精进。20世纪40年代初期，当时处于抗日战争的动荡时代，裘沛然于行医之中，对于学术和理论的追求丝毫未曾停歇，创作发表了最早的几篇学术论文。其中就中医药建设、中药业发展以及中药使用经验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展现了裘沛然对中医药事业的极大热忱和理想。这几篇裘沛然早期（本文指民国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除了上一节所提到的毕业习作外，还有3篇，分别为1940年刊登于《国医导报》第2卷第4期的《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1940年刊登于《民生医药》第44期的《国药新径》和1941年刊登于《国医导报》第3卷第3期的《医事随笔》。其中第一篇 《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曾由段逸山发现，并整理点校后再度刊发于《中医药文化》2011年第3期，以飨读者。其余两篇论文，则均是笔者搜集资料时首度寻得。
《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首先综论我国医药之学的悠远历史和光荣史迹，而引出对当时国医国药之不振的担忧。在文中裘沛然指出“中国医药，胚胎于神农，昌盛于汉唐，遗传数千余载，其间名医辈出，代有发明，天产良药，遍地皆是，其博大宏深，足冠世界”，但嬗递至近代，反而愈显退化。探其现象，“学说则错乱纷纭，一是莫衷；药品则繁碎庞杂，日趋含糊。致使真理实效，反被湮没，以具优良价值之医学，而呈江河日下之势”。裘沛然追问其故，则在于“无科学之研究与整理”。而当时裘沛然已意识到一国医药的发展，关系国家经济与民族健康，整理发扬医学，不仅有裨于学术，更关系造福国家社会，因此呼吁政府当局和社会人士，能共加注意，切实努力，而裘沛然先生自己则提出八项意见：第一，“医学研究会之宜设立”；第二，“医校条例之宜确立与出版书报之宜审查”；第四，“实验医院之宜设立”；第五，“国药研究院之宜设立”；第六，“中华生药典之宜编纂”；第七，“国药检验局之宜设立”；第八，“成药制造厂之宜提倡”。
以上总共煌煌八点倡议，可以说，这篇文章乃是裘沛然早年对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计划书，在今日虽有诸多方面已经得到改善，但其中对于医学研究和中药事业发展建设的抱负和设想仍有诸多价值。故此文献也不仅有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同时还有实用意义，至今仍值得学界重视和发扬。在文中，可见裘沛然对于中西医素无成见，不仅中医功底深厚，同时深受西方近代科学影响，主张取长补短，兼容并包。只是可惜时届抗战动荡之际，该文的呼声所产生的影响受到限制。
在《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发表的同年，裘沛然在《民生医药》期刊刊登《国药新径》一文，对于中药的价值、中药的效验和中药事业发展前景提出改良途径。在这篇短文中，裘沛然首先对于中医的治疗价值提出肯定，认为虽然当时西药已经证明其科学实力，但中医却能凭借落伍的医术，“施行治疗，居然有起废而续绝者”，因此即使是“迂旧之法，其治疗价值，亦极堪注意”。
而这些价值当中，裘沛然认为中医方药最为其长处。而所谓的方药，“乃经数千年之选择，亿万人之试验之所得，故施之对症，辄奏捷效”。只因旧医人士不知科学之研究整理，故价值日渐不显，因此亟宜改进。
同时裘沛然也注意到当时学界已对国产生药进行提炼加工，其中“如民生出品之安嗽精，乃系川贝、远志、桔梗提出之稠液。健美露乃当归之有效成分，皆已功效卓著，蜚声市上。他如麻黄精、杏仁水等，虽种类无多，不过国药之百一，然已卓有成绩”。此类生药的提炼加工，在社会上产生优良影响，使得中药的价值也为社会承认。而此类药品的提炼生产已突破如《中国医药之科学的整理》中提到的单品提炼，如“安嗽精”等已是多味中药配合的结果。裘沛然此时对于旧法一味以煎制为主的做法不甚满意，故对于提炼中药颇为赞赏。他认为如能提炼中药的有效成分，则当此成分确定后，“从而规定其用量标准、形状，及调剂方法与检验手续等，由药厂大量制造出品，医生处方后，示明调剂及服法，病家持方，径向药房配制，即可依法服用”。因此，裘沛然对于国产新药的前景也大为乐观，视此为中医改良的唯一途径。故若能以此为中药开辟新径，不仅有益于民生幸福，则于国家经济也有极大助益。
在上述二文刊发的第二年（1941年），裘沛然先生受《国医导报》主编朱仁康先生约稿，发表了《医事随笔》一文。这篇文章的缘起在于裘沛然最先受朱先生邀请时，本拟以“国药科学之提炼法”为题，但因冗事缠身未能及早交稿。后又考虑若讨论提炼方法，则势必有高深的化学基础方能领悟，故为普及起见，最后只就中药的一般问题，分享其个人的心得体会。
首先，裘沛然讨论的是今人用古方可能遇到的五大问题。其中包括：一，分量问题，古今权量不同，但即使如学界考证，古之一两等同于当时的三四钱或一二钱，但古方中每种药动辄三四两，合当时为七八钱以上，可是这样每味药的分量又太过大了。二，不论古今权衡如何折算，方子里面药味分量的比例，则有章可循不可乱。三，药的味数问题，裘沛然认为古方组合是古人经验得来，只要病情相合，可以直接用原方，不必增加药味。而时人处方无论病情如何，总要增加到十多味药，裘沛然担忧会破坏古方内原有的平衡，反而于治病不利。四，中药的炮制问题，裘沛然以时人处理半夏、附子、干姜等药不当为例加以论说。五，用法问题，裘沛然列举古方如麻黄汤、桂枝汤、五苓散、大黄黄连泻心汤等特殊用法，提醒今人使用时务必注意。以上五点，裘沛然认为是应用古方的紧要问题，亟需商改。今人用古方，若只用其方，而违逆其法，则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裘沛然据自己读书临诊体会，分享桂枝、麻黄、升麻三味中药的使用心得，力辟医界谬传之说，以求一改医风。此外，裘沛然鉴于中医的强心之药寥寥无几，而就附子作为强心药的利弊，以及清代叶天士一派温病论以芳香宣窍之药为强心之用，阐发其中精髓。裘沛然观点均与普通医籍和世俗观念相差悬殊，但均为其读经典做临床得来的宝贵经验。该文全以文献和经验为立论之基，其真理至上，摒弃中西、派别，力辟学界俗见，可谓真学者的态度。
3.早期诗歌创作
如上所述，裘沛然先生少年在国学专修馆从爱国诗人施叔范先生学习经史词章之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虽后来施先生离开宁波，但裘沛然与老师的交往并未断绝。在20世纪30年代施叔范与友人在沪上结诗社，与沪上文人多有交集，故可见裘沛然因老师的关系，也曾参与其中。而当时在民国时期，裘沛然先生就开始创作诗词，这些在留下的《剑风楼诗集》中便保存了数首。其中有大致系年或可考证的便有《游杭州玉皇观》《抗战胜利喜赋》《寄陈小翠女士》《无题》等。
就上述留下的几首早期创作的诗词，既有助于丰满裘沛然的早年经历，也可从中看出他对于词章之学的喜好与感知时事变迁的情怀。尤其是在1945年秋创作的2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诗中，既可以从“极目狼烟遍九州，洗街屠郭万家愁”和“燐燐碧血照春莱，八度花红野哭哀”这样的诗句读出裘沛然对于战乱年代国家和人民苦难的关怀和对日本侵略恶行的讨伐，同时“可怜举国狂欢夜，战骨如山尚未收”一句则记载的是对于阵亡将士的缅怀。而且由于战后国民党政府忙于抢占地盘与物资，狂发战利之财，裘沛然也痛加讽刺。他在诗中形象描画云：“昨夜天风机上急，受降新送大官来。”这与阵亡烈士尸骨未收形成辛辣对比。
另外《寄陈小翠女士》这首诗，是笔者所见裘沛然先生最早发表的诗作。据《裘沛然选集》收录的《剑风楼诗集》中裘沛然自记，此诗乃是1946年蒙陈小翠女士赠送《翠楼诗草》后为表感谢而作。而据笔者所查，该诗曾于1948年9月27日刊登于《申报》之上，原题为《读陈小翠诗草》。当时施叔范先生诗社同道便多在《申报》上刊发诗作，裘沛然此诗或许与此也有关联。诗中陈小翠女士（1902—1968）是近代著名女诗人、画家，浙江杭州人。她出身于亦儒亦商的家庭，父亲陈栩即天虚我生，近代著名诗人、报人，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其兄陈小蝶也是文坛名家。由陈小翠诗集可知，因受父教，13岁时便能作诗，当时上海文坛中即使狂傲如冒孝鲁等也对其赞许有加。同时陈小翠不仅能诗，所作书画也是风格隽雅。裘沛然这首致谢陈小翠女士的诗共二联四句，不过比较《申报》刊登的《读陈小翠诗草》与《裘沛然选集》所录的《寄陈小翠女士》两个版本，可以发现除了诗题外，诗句相同。在诗的首联中，裘沛然以“六合玄黄万事非，中州诗教亦微微”感慨世事日非，而学术词章也式微。孔子所谓诗教，在《礼记》的《经解》篇中有过详细的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裘沛然感叹的万事非与诗教衰微其实是互为因果，这也是乱世下诗人的哀叹。不过下联，裘沛然一转激赞陈小翠的诗作，“千秋一点杜陵火，付与江南女布衣”一句乃是称其有杜甫遗绪，大抵是以诗纪实。
从裘沛然先生毕业到民国结束这段时期看，虽然其创作发表的论文著作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其在中医学理论和中药学上的才华已淋漓尽致地展现于学界。这些早年的论文，已展现其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宏大抱负和理想，尤其对于中药事业发展多有建设的意见和计划。从中也可看出裘沛然对于中医文献经典的熟悉和临床经验的丰富，对于药理、医理的阐发结合文献与实践，绝非停留空泛，而是能破除成见和谬说，以事实说话。此外，裘沛然所作诗词也刊登于沪上第一大报《申报》之上，与施叔范先生有关的诗人群体也有诗词往还。可见裘沛然在医学和诗词上各自的才华已崭露头角，儒医两种元素也综合在其学术和人格之中。
“儒医结合”的为学成才之路
1.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起步与上海中医学院的再建
与裘沛然先生在沪宁之间行医著述的同时，全国的形势和上海中医教育的办学状况也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首先，随着抗战的结束，照理全国百废待兴，理应休养生息，而国共内战的爆发，使得整个国家又陷于动荡战乱之中。同时在抗战结束后不久，上海的中医教育也面临着一轮前所未有的危机。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未经呈准，擅行设立”等理由，首先勒令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停止办学，并函知上海各大报纸不得登载招生信息。这一举动，在上海乃至全国中医界和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中医刊物纷纷刊登文章质疑教育部的做法，并声援上海的中医学校。但教育部却坚持更为强硬的态度——勒令上海教育局取缔包括中国医学院在内的三所医校。此后，虽然上海中医界人士发起了更为激烈的请愿和反抗活动，但最终并未能挽回停办的命运，直至1948年最后在校的27名学生毕业，上海中医学院被迫关闭。
甚至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原先国民党统治时期压制中医的思路和政策仍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和中医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所幸的是，1954年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扭转了原先的错误政策。到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正式通令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中医诊所管理暂行条例》等压制中医的暂定条规。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中医学校和中医医院，新中国的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正是于这一年在国家号召下筹备成立。
2.从《剑风楼古籍书目》看裘沛然“儒医结合”的为学之道
正是在新中国中医教育拨乱改正的大背景之下，裘沛然先生于1958年应聘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先后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本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的主任。入校之时，学院草创伊始，缺乏现成的教材，裘沛然就带领针灸教研室教师，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4年中主持编写出版了6种针灸书籍，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可见裘沛然在入校任教之前，在医学和临床上的造诣已极深，在充足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可以说对于当时的上海中医学院乃至中医学界的振兴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笔者新发现1957年裘沛然为自己所藏古籍所编印的书目——《剑风楼古籍书目》，因此在本章结束时，希望通过讨论和研究这本书目所反映的裘沛然治学思想，为其一生儒医结合的成才之路作一坚实的注脚。
《剑风楼古籍书目》是裘沛然于1957年手写油印，非正式出版。裘沛然在该书目的题记中云：“不佞少好坟籍，阅读所需，随时购置，积年既久，所蓄稍多。而历岁以来，播迁遗佚、友朋借失者，亦不在少。乃就见存，爰加整理，计国学及医学书，共得卷二万，为册五千。是区区者未足云藏，假之序目，聊便检阅。夫古籍袤矣，新知益广，学诚何尽，生实有涯。此百不逮一之储籍，曰守约，适彰予陋而已。”从这则题记中可以看出，裘沛然自少年时便珍爱典籍，且有购书藏书的良好习惯。到1957年裘沛然自己统计时，其所藏国学和医学古籍书目“共得卷二万，为册五千”，积累不可谓不富。但他颇为自谦，作此书目非是显摆所藏，而是为了检阅便利之用，为的是拓展新知，博古通今。
裘沛然在编印《剑风楼古籍书目》时，根据自己所学和喜好，将所有藏书分为国学和医学两大部分，国学部分又细分为“簿录、经学、小学、史学、类书、子书、集部、杂录”八类，医学部分细分为“内难、本草、伤寒金匮、温病时感（运气附）、汇论各科、医方、诊法、针灸、妇儿科、伤外五官、医案、史话、丛书、辞典书目医刊卫生（西医书附）”诸类，因此由此书目可以想见裘沛然在医学和国学上的涉猎范围和治学门径。
与此书目相合的是，在裘沛然晚年总结学医读书经验的文章 《读医点滴》中，对于阅读中医文献的点滴体会便可以从这本中年时期编纂的书目中窥见端倪。裘沛然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了中医文献的重要性和阅读研究的困难性，尤其是困难性，由于“中医书籍浩瀚渊博，品种逾万，卷数有几十万卷之多”，且“医文献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古文写成的，其中有不少文义辞旨，都和现代语词不同，不仅阅读费解，有的甚至连断句和卒读都成问题。且历代医家的著作，各有它的特长和缺点，哪些是精华或糟粕，初学的人更是难以辨析……”这些都是裘沛然根据自己研读文献的经验而提出的疑惑与难题。因此缘故，裘沛然便在后文中分享了他一生研读中医文献的门径和心得。
裘沛然认为阅读文献的第一步，首先是要了解该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什么，犹如读今人著作中的内容提要，但古代医籍没有这个款式，故需要从一些类似途径和线索加以入手。第一，可先读作者传记，因为“要了解某部文献的主要内容，首先应对作者的生平有所知悉……这样可以对所要阅读的书先有初步印象并可以较易找到其著作中的精粹部分”。第二，要多看书录解题，书录即目录学，书录解题是古代学者对历代文献所作的内容提要。第三，可先阅览序跋和目录。裘沛然指出：“在阅读文献正文之前，必先浏览一下该书的序文、题跋、目录与凡例……因为序文和题跋无论是作者自撰或别人所写，都对该书的基本特点有所说明，包括作者的时代背景和著述动机以及内容要点等。”
更进一步，裘沛然对于如何选择和看待古代中医文献记载的内容也给出一些提示。比如对于文笔较为拙劣，或者杂有妄诞的记载和粗俗俚语的某些医书，也不能从词藻的表象上加以取舍。裘沛然认为：“医学乃是科学而非艺术，但求临床有效，即文字粗俚一些，亦无损其医学的价值。”同时，医书中“某些生僻或者比较奇特难以常理解释的内容，也往往会是作者最宝贵的实践经验之所在，在选择阅读时也要多加留意，不可草草滑过”。因此资料的选择，不可“逐大流”，须亲读实践，摒弃成见，方能从典籍中获得独到之见。
最后在精读经典原著时，裘沛然也提出了三点心得体会。首先，他主张先读白文，“应着重精读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原著中的学术观点，某些词义以及处方用药特点等，必须沉潜玩索，先后印证，初学时尽量少看或不读后人的诠注，这样易于掌握其原书的真实含义，可避免歪曲真相”。第二，弄清概念。裘沛然特别提醒后学切不可从概念到概念，从而忽略甚至弄错了概念包含的具体内容，应循名责实，放到文献和文献产生的具体语境中加以厘清。第三，掌握特点。裘沛然指出：“每一部医书总有作者的某些特点，阅读时必须细心领会，找出其中的独特长处。”故他主张对于古代文献中的这些问题，甚至需要掌握一些“小学”知识，即传统学术中尤其清代特别发达的音韵训诂之学。
故裘沛然对目录学的重视，对于精读原著白文的强调，及提倡训诂之学以明字词之义，以求进而探知经典之妙。这种学习和研究文献的方法，本身已超出了医学的范畴，回归到传统学术的领域之中，将中医学和中医文献的精研，放到传统文化当中加以强调，本身就是儒医结合治学观的体现。
3.发明“人学”与儒医大道
裘沛然自入上海中医学院任教之后，数十年如一日耕耘于中医学的研究，救济苍生；埋首于中医教育，培育人才。裘沛然一生的医学和教学成就，在他逝世后，广为后辈弘扬，受到社会各界纪念。而回首裘沛然晚年心力所在，则是《人学散墨》一书及其阐发的人学思想。裘沛然在2008年出版序言中回顾，《人学散墨》一书的撰写花去了足足8年时间，可以说是裘沛然在新世纪到来时，对于人类社会的过去、现状与未来的深度思考。尤其是裘沛然身上所具有的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实践精神，也深深打动了广大读者。如为该书作序的夏乃儒先生，便称之为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
“人学”二字实非裘沛然最先倡用，在传统典籍和近代中西著述中多被提及探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思想界一度曾掀起过“人学”研究的浪潮。当时学界是从反思“文革”开始的，针对的是特殊年代对于“人”的忽视和抑制，使得人们开始正视“人”的问题，肯定人的价值。而之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开展，讨论的焦点来到第二阶段——“人的现代化”问题，即试图确立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焦点开始移到哲学层面“人的主体性”的讨论。从此之后，关于人学渐渐开始形成其学科体系，对于人学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开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梳理。
但到了世纪之交，裘沛然作为一名耄耋之年的老中医，拾起“人学”这一概念大加发明，实在出乎许多学者和读者的意料之外。裘沛然创作《人学散墨》的用意并非仅仅是企图在学理上占得一己之地位，实则是希望通过通俗的语词，借用古今中西的实例，挽救在市场经济蓬蓬然发展背后的社会疾病。裘沛然首先是鉴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化论观念至上，因而提出对于人类创造的所谓“文明利器”自相残杀的深刻批判。正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裘沛然为之担忧：“法律规范的制定、执行、监督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在仁人手中，法是天下公器，如果被邪恶之流窃取，则良法也是残害百姓的利刃。所以，以法治国固然重要，但毕竟是第二位的，而学好做人乃是首要的。”这正是他编写该书的目的所在。
又如近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反思中国人反传统的历史：“中国所吸收的现代科学已经穿越她那道德宇宙的藩篱，近代中国学人正深入各处探求真理。他们的思想越来越大胆，像一只小舟在浩瀚的海洋上扬帆前进搜寻秘密的宝藏。这种知识上的解放已经使年轻的一代对某些传统观念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对道德、政治和社会习俗予以严厉的检讨，其影响至为深远。”因此之故，裘沛然在《人学散墨》一书中广征博引古今中外的文献案例，古则先秦思想，今则时事大政，远则西方理论，近则社会百态。裘沛然将一生为人读书的全部所得，全盘放于此书之中，希冀以矫正世俗过激之偏。裘沛然认为：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契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成人之道”思想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
裘沛然在书中对于儒家思想的辩诬，对于儒家学说适于今日的阐扬，与晚近以来新儒家以及珍视儒家思想的学者多有不谋而合之处。如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一文中提出的“游魂”一说，认为在经历近代天覆地载的变革之后，传统时代出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今日已难找到安顿之所，而今日儒家价值的实现唯有在“人伦日用”之中，不能仅止于成为一套学院式的道德学说或宗教哲学。这与裘沛然倡导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是一致的。此外，如海外新儒家杜维明曾就儒家学说来沟通中西文化时提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可作为中西对话的基本原则，这与裘沛然所认为的“和而不同”思想也是相互吻合的。
4.从裘沛然成才之路反思当代中医人才的培养
裘沛然先生一生的成才之路，本文以“儒医结合”之名冠之，其求学行医到后来成为一代国医大师，固然有家庭背景、个人禀赋等特殊因素，但其成才的经验之中也有诸多对今日中医人才培养启迪之处。
首先，有必要来考察一下当今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尤其是存在的问题和弊病。借鉴学界诸多已有关于中医人才培养的研究，如2011年第三军医大学李青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其以北京、重庆等地5名知名老中医的深度访谈为主要材料。该文归纳我国中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但支撑条件不够。具体所指是目前各中医院校缺少具体、细致的可操作性标准，来培养出“具备医思维方式，能够熟练灵活地掌握临床医疗技能，实践能力强，知识面广，综合能力素质强，有较强的自我创新意识，能够适应社会和医学发展需要的中医人才”。二，教学内容不断完善，但设置不够科学。固然现在的中医院校能够不断健全和丰富教学内容，导致学科分类越来越细，教学内容进一步扩展。但教学内容大同小异，而且多数中医院校“对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重视程度不够，课时一再压缩，由必修变成选修，造成这方面教学力量比较薄弱，其后果是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思维和视野不够宽阔，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相对偏低，创新能力不强。三，培养制度较为健全，但培养模式单一。具体而言，一方面，基础—临床—实习的“三段式”培养方式较为简单，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综合素质帮助不大；另一方面，各中医院校间流动小，处于自我封闭的办学状态，造成了缺乏学术争鸣，中医理论没有突破，阻碍了中医人才本身以及中医学的发展。四，管理经验比较先进，但矛盾仍很棘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中医的需求不断增大，现行的管理模式要亟待解决好中医教学与西医教学、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拓宽基础与培养业务专长、知识能力培养与全面素质提高等多方面矛盾。
针对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从裘沛然个人经历而言，其自身医术的来源，既有家传，又受过正规的中医学校教育，二者兼采。因此在裘沛然身上，既可以看到家学师承教育培养所具有的基础理论扎实、临证经验丰富等特点，能够具体地继承一些名家特色，如裘沛然对于经络针灸学的心得体会，便显露无遗；同时正规的大学教育，学生可以接受较为全面的系统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教育。因此，学生的知识面会比较全面和系统，这无论对学生的中医知识的积累，还是科研思路的形成发展，都是比较有利。
同时，面对当今中医人才培养的诸多问题，其中有教育体制和管理机制的矛盾，有其产生的历史现实原因，非能草率加以驳正。但个中原因，如中医人才综合素质较低，尤其是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相对偏低的困境等问题，从裘沛然的成才之路中恰可吸取经验。裘沛然的中医学理有承袭家学的便利，但自小的兴趣绝非限于医学一门，如他对于经史辞章之学尤为热爱。同时，裘沛然对于中西医学素无成见，从其早年疑窦丛生时的求知之路，以及中年的藏书目录可知，他对于自然科学和西医也均有涉猎。还有如门户壁垒和交流匮乏的问题，从裘沛然求学的经验之中也可找寻到借鉴之门和解决之道。裘沛然在上海中医学院求学和实习期间，当时受教老师多为沪上名家，从其抄录的讲义便可一窥究竟。同时在随丁济万先生侍诊期间，因丁先生的诊所乃沪上名人聚合之地，海上名家云集，故得到诸前辈指教，博采众家之长，医术日益精进。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本密不可分，中医整体观等说法历来为人所强调，但要实践起来，优先竖立中医的理论思维方式，是说易行难。研究裘沛然“儒医结合”的成才之路，不仅要借鉴他成为一代名医的经验，更要看到其对于世道人心的关怀和忧虑，这才是成就其为国医大师和鸿儒大医的关键。
虽然自汉代儒学定于一尊，医学从属于丙部，其地位无法与儒学相比拟。但医学作为活人之术，仍有其明显承接的顺序和谱系，故如谢利恒《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将医学与儒学相比例，其着眼的也正是二者之间的整体关系，以及二者在文化上的同源性。而近代自学术分科之后，儒学本身已被拆分而散置于所谓人文诸科之中，要重拾“儒医结合”之道，则须如秦伯未为《中国医学源流论》作序时所言：“是以历史、地理、生物、自然、社会诸科学，攻医者皆必须略涉藩篱，方能会其通而观其变，而得医术之大全。此属于艺者也。医者固以艺术为职志，然昔人常以为应与修养道德共同砥砺，故《素问·上古天真论》等数篇，古圣首悬为教。吾人业医者，应如何惩忿窒欲以养肝肾之阴，勤动四肢以和周身之血脉，合修身养性为一途，成己利人为一事。”秦氏所倡人文、自然诸科的会通观变，修身养性与成己利人为一事，这些正好在裘沛然先生身上有充分的展现，故可以为今日从医者鉴。
（博士后：裘陈江，合作导师：王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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