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场域理论与产学研社群

一、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是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力的思想大师之一。他一生学术成果丰硕，成果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人类学、哲学等诸多领域。2000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国际人类学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

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去分析社会结构，是当前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流。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也是从关系的视角去研究社会。他认为，社会世界不是高度统一的，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field）”。所谓场域，就是“在各种位置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关系是场域的本质，场域的思维模式是关系性，而关系又是客观的；网络代表的是一种结构，说明场域是立体而非平面的，场域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就其边界而言，主要取决于场域效应，边界处即为效应停止作用之处，也就是场域的边界不是固态而是动态的。

相对自主的各场域构成了社会世界，而社会世界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整合。权力场域是各种场域活动的基本空间，其所处的层次不同于其他场域，因为权力场域涵盖了其他场域，可以被理解为“元场域”。无论是大学场域、研究场域还是经济场域，都是权力场域的子场域。场域依靠权力关系来维持，权力是一种影响力，它既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社会性的、经济性的或文化性的。权力场域对各个子场域中的力量的对比关系及其持有者实施影响，并决定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兑换比率（conversion rate）。

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是由他们所掌握的资本的总量和结构决定的，资本的分配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结构。场域中的位置，表现的是权力属性而不是空间概念，它表示支配性，位置的不同体现出权力的差异。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任何资源只要能作为一种权利的社会关系来发挥影响力，就都可以成为资本，之所以为资本，是因为其具有产生利润和复制自身的潜在能力，这与著名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认为的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能够带来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资本是资产的市场现值的观点一脉相承。布尔迪厄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概念，都统一到他的资本概念框架下，这就弥补了经济学上惯用的私利概念的不足，较好解释了那些所谓“非理性”的实践其实也是遵循其自身利益逻辑的。各种资本是可以相互兑换的（transformation），兑换根据兑换比率进行，一般情况下，经济资本更容易转化为其他资本。

（一）场域

场域是那些介入场域中的行动者的实践同外在的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个关键中介环节。外在因素要对置身于一定场域中的行动者产生影响，只有先通过场域的特定中介环节才能实现，从来都不是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

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具有下列的特点：

（1）场域是由占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行动者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场域中的行动者处于不同的位置，这些位置是由行动者掌握的资本决定的。根据美国社会结构决定论者彼特·布劳（Blau P.M.）的观点，布尔迪厄的场域类似于他的类别参数，不同的场域体现为不同的类别。

（2）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场所。场域的斗争围绕着对各类资本的争夺，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场域也是一个变革的空间。

（3）每个场域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动规则。场域中的行动者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一个游戏规则，即斗争的场域是值得追逐的，这个游戏是值得玩的。因此，场域具有相对于外在环境的自主性。

（4）场域的边界是开放和模糊的，它可以是机构间的或跨机构的，场域没有明确的边界，场域的边界实际上是由研究者依据其主观的研究要求而确定的。

（二）惯习

惯习（habitus），不同于习惯、习气，布尔迪厄用惯习的概念，不仅延续了习惯中惯常包含的自发性、重复性的意义，而且更为强调创造性、建构性的含义。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中不同位置的产物。所谓惯习，就是一种心智模式，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倾向于再生产那些与生产惯习的条件相一致的行为，又可以置换，它受到外部的社会制度以及内部的心智系统的双重影响。

在对实践活动的实际决定中，规则所占的份额非常有限，主要部分由惯习的自动性来承担。惯习具有“双重结构化”的特点，它既是主观思想心态向外结构化的客观化过程，又是客观环境的各种条件向内被结构化的主观化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惯习理解为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消解了长久以来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冲突。惯习，不是纯粹的行动者的主观内心状态，而是一种“生成原则”，行动者据此外在化他所积累的社会感知和经验。

惯习是一种结构化形塑机制（structuring mechanism），它构成了从个人到社会生活过渡的中介环节。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具有调节性的机制，根据过去的经验处理当下的情景，当外部环境与形成惯习的情景之间发生不匹配时，就会发生结构的缓慢修正。

（三）资本

场域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由他们所掌握的资本的总量、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相对分量以及当时资本的结构总量的变化所决定的，资本的分配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结构。布尔迪厄扩展了资本的概念，当行动者凭借其在经济、文化、社会、符号等方面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并将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就成为资本。

经济资本是由生产的不同因素、经济财产、各种收入以及各种经济利益所组成的。文化资本有三种状态：一种是身体化的状态（embodied state），例如身体和思想的长期的处置形式；一种是客观化的状态（obj ectified state），例如图片、书籍、机器等形式；第三种是制度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 state），例如学历文凭（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聚，这些资源是基于共同的了解和认知的体制化的持久的关系网络。象征资本是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重要概念。

行动者都在一定的场域中行动，受外部的约束性条件制约，根据行为者自身惯习，一方面塑造自身的内部特征，同时也反过来去影响外部的社会性质。因此，要了解作为行动者在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之双重运作中的实践逻辑，就必须具体地结合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特征。而要深入了解行动者的行为，必须结合特定社会空间中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也就是说，研究具体行动者的行动，必须要结合具体的实践，从实际出发。

二、引入场域理论的原因分析

（一）场域的关系网络符合产学研社群的运行特点

布尔迪厄的场域是以关系性的理论推论模式为基础的概念建构。他强调，依据场域进行思考即是关系性地进行思考。产学研社群，是一个关系空间，这个关系空间在我国更具中国特色。以浙江省为例（见表2.1），浙江省教育厅对浙江高校科研人员和企业获得外部技术信息的有效渠道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发现浙江省高校科研人员技术获得需求信息渠道和企业寻求外部技术服务渠道主要是依靠个人关系，两者主要依赖“人际信任”或“熟人信任”来开展合作，而不是通过中介机构和部门。

追求利益（资本）是产学研各方参与合作的最基本动力。但是，各方的利益诉求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关注经济收益，有的追求社会效益，有的注重短期收益，有的追求长期回报。那么，如何协调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社群的利益最大化？通过布尔迪厄的理论，我们能较好地理解产学研社群的关系空间特征，其资本的分类、兑换也能够解释产学研社群各方学术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换与再生产过程。

布尔迪厄把社会空间描述为围绕资本的总量轴与类型轴构成的二维空间（见图2.1），权力场域为拥有最大量资本的社会空间，学术场域处于相对接近文化权力的一极，而经济场域则处于相对接近经济权力的一极。产学社群场域位于文化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中间地带，处于权力场域之中，是权力场域的一个子场域。各个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建构起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空间，实现了彼此之间的利益转换。

（二）惯习的双重结构化符合产学研社群的行动规律

布尔迪厄自称是“建构主义的结构论者”（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和“结构主义的建构论者”（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提出了初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和次级客观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的概念。他寻求建构一种关于实践的一般理论，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是，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反对主客二分，他认为个体与社会接触，就会被社会环境所影响并内化为性情倾向。也就是说，形态结构（次级客观性的结构）是社会结构（初级客观性的结构）的反映和体现，从逻辑上来说，对客观结构的分析将扩展到对主观性情倾向的分析，从而消解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的二元对立。

布尔迪厄也不接受理性行动者理论的假设前提。理性行动者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布尔迪厄的行动者追逐策略，并不把有限的手段有意识地最大化以满足自己需要作为目的。行动者的选择倾向，产生于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机遇及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场域的制约条件。

产学社群中的行动者采取的行动策略，是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也就是惯习作用下的结果。从主观与客观二元分离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客观决定主观还是主观决定客观，我们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各级政府出台了如此多的鼓励产学研合作的政策，也搭建了各式各样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但是总体而言产学研合作成效依然不尽如人意。而理性行动者理论也存在不足，它忽视了感性等非理性因素在行动中的作用，例如，明明技术转移能为教师带来经济收益，但是现实中不少教师往往搁置自己的实用技术发明，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技术缺乏市场，而是因为教师缺乏转化的积极性，行动理性理论对此难以进行有效的解释。布尔迪厄的惯习理论，弥补了主客观二元分离以及行动理性理论的局限，提出的惯习概念对产学研社群行动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