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出生于望族的衰微之家
冯定家自次牧公以后就开始衰微，到他的曾祖父辈便已靠做手工讨生活了。冯定的祖父冯金福，既是厨子又是漆匠，冯定的父亲冯慎余也是又做厨子又做漆匠。冯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51岁，母亲已经39岁，可谓老年得子，可他们的心情却是喜忧参半。
一、排行老八的冯远龙出生了
1902年9月25日，对于浙江省慈溪县(今宁波江北的慈城)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靠家中男子当漆匠和厨子养活一大家子的冯氏家庭来说，既是一个高兴的日子，也是一个略带忧愁的日子。说它是高兴的日子，是因为冯家虽然已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但又增添了一个儿子，可谓是四双儿女，对于深受“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思想影响的冯家来说，添了一口人当然是喜事了；说它是个略带忧愁的日子，是因为冯家一直靠干漆匠活和做帮人办酒席的厨子为生，本已家境清贫，再增添一张嘴吃饭，只会平添压力。然而，这忧愁只是皱了皱眉、轻叹了口气般一带而过，新的生命带给这个家庭的新的希望是无法掩盖的。于是，母亲乐滋滋地盯着这个弱小却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小东西，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小儿子侬要乖乖的，阿拉家翻身就全靠牢侬了……”父亲也默默地坐在堂屋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虽说这家里又要添一张嘴吃饭了，不过吾家这老八，一定会顶呱呱的，一定会光耀门楣、光宗耀祖的……”想到这里父亲浑身充满了干活的劲头。怀着这种期望，父母为这个排行老八的儿子取名“远龙”，期望他成为有远大志向且让父母引以为豪的人。
冯定年幼时，邻居家的孩子和学童们都叫他“漆匠阿慎的儿子”。冯定的大哥冯寿龙比冯定大五岁，也是漆匠，同时也是苦力，长期替有钱人家做杂工，有时还要挑很重的担子。冯定家住的是布政房的老屋，但后来只留下一间当作前后宅穿堂旁边的房子了。本来尚有五六亩祖田，但已直卖(直卖，在名义上是卖，但仍可赎回，相当于无限期的抵当)给原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姑母家了。此外，作为布政使的后代，也还有很多祀田可以轮值，不过扫墓、设祭、分胙等项目的开支花费也很大，所以大家并不太爱轮值祀田；但因为冯定的父亲自己是厨子，母亲和大哥又能劳作，所以轮值时也多少有所收获。就这样，冯定家不但因为人丁少而经常得到三年一次的轮值，而且别人家也还经常委托冯定家轮值。冯定幼时的生活，主要是靠父亲和大哥的劳动来维持的。冯定的父亲于1916年去世，那时冯定才14岁。冯定的母亲也是贫家女儿出身，在1926年也去世了。
二、兄弟姐妹虽多但各自命运不济
冯定有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冯定的大哥冯寿龙和父亲曾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支撑起这个家庭。但冯定的大哥比父亲还早死数年。冯定的大哥患的是肺病，完全是因为过度劳动，但一直未能医治，最后已无法抢救，在病榻上呻吟二三十天后痛苦而死。虽然父母为大哥取名“寿龙”，却未能保证他长寿，可谓“寿龙不寿”！冯定的二哥冯友龙，十岁时就到僻陋的嵊县(今嵊州市)的一个小首饰店里做学徒。父亲临死前不久，才由族人介绍至苏州的大铺子里当匠师。那个时候，冯定的父亲已经不能进行太多的体力劳动了，幸亏二哥已经能够寄些钱回家帮补家庭，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但二哥的思想比较闭塞，对冯定进学校读书一事怎么都看不顺眼，认为父亲对长子、次子过于严厉而对冯定有太多的偏爱，因而从小和冯定就不和睦。对于冯定而言，二哥虽然叫“友龙”，可对自己却并不友好。冯定师范毕业后，由母亲做主分了家，从此开始独立谋生了。事实上，冯定从此就离开了这个家庭。后来，二哥将原已直卖的几亩田地赎了回来。在1930年前后，二哥回家摆小摊、开小铺，经常承值远祖的祭祀。冯定的三哥叫冯文龙，十一二岁就到上海一家王金铺子学做生意，也因为得了肺病，和大哥在同一年里相继死去。
冯定的大姐嫁给了一个名叫陈寅兰的小贩。陈寅兰开了个小铺贩卖东西，但他却死得很早，留下妻子和几个儿子独自生活。大约从1925年起，大姐和几个儿子就一直在上海开一家小百货铺子维持生活。1934年至1937年间，冯定经常租用大姐楼上的空房住，并且把其当作转信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冯定大姐的小铺已经关闭，大姐的长子陈长生，由冯定介绍至华东猪公司做事；大姐的幼子陈翼生，在工人合作社做事，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定的二姐嫁给了一个农民，生了一个女儿后就自杀了，二姐的丈夫和他们的女儿没过多久也都死了。冯定的三姐嫁给了一个姓曹的厨子，但三姐和她的丈夫均死得早。新中国成立后，三姐的儿子曹瑞春，经冯定介绍在上海一所小学里教书。冯定的四姐嫁给了一个中药铺的司账，在浙江衢山镇过着还算平静的生活。
在这样有些凄苦的家庭环境里长大，这不免使冯定很早就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不满。由于大哥和三哥的早逝、二姐的自杀，再加上冯定本身的体质较弱(因先天不足和后天缺乏营养而一向非常衰弱)，所以他自幼就有一种消极而又倔强反抗的意识，从小就有“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这样不健康的思想，甚至在幼时就想过自杀。冯定尚在小学的时候，曾因为一件小事而被父亲无缘无故严加责罚，冯定觉得受了委屈，便喝了一大匙盐卤试图自杀。他喝了之后感觉胃痛难忍，幸亏旁边有凉开水，连续喝了好几杯才终于消解了胃痛的症状。
这种“死了也就一了百了”的消极思想对冯定后来的人生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说冯定有时想得很远，而对眼前的具体工作却提不起精神去做。这种消极思想，特别是在与同志交往时，如果不被谅解或者感觉受了委屈，就会产生严重的抑郁情绪，以至于冯定有时候只是消极忍耐，心里想只要知道自己没有过错就行了，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让他失去了主动、积极地去调整人际关系的热情。但这种思想也有积极的一面——面对敌人无所畏惧，因为冯定觉得大不了就是一死，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由此看来，凡事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的影响看那就是，对非原则性的问题能够持比较豁达、大度的态度。
三、聪明好学的小远龙在失望中有了希望
冯定出身贫寒，童年的生活非常清苦。冯定的童年、少年时代均在故居——布政房前宅穿堂旁的一间房子中度过。从1908年春至1913年夏在初等小学上学，从1913年秋至1916年夏在高等小学上学，都是走读。1908年春，不过才五周岁半的冯定就开始在慈城冯氏家族开办的小学(政婉小学)读初小了，到1916年夏，冯定在这所家族小学读完了高小。冯定读初小和高小期间，无须交付学费。原来布政使有个家庵，也有田产，当清末废除科举办学校的时候，冯姓中有些开明士绅，在征得冯定父亲的同意后，将家庵中不守清规的尼姑驱逐出去，借此开办了慈城唯一的女子小学，因而规定了冯家子弟今后都可免费到冯定家附近的小学去上学。冯定在初小和高小读书时一直都非常认真和用功，在心里暗自发誓长大后要像族叔冯君木那样成为有学问的人。冯定的用功深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冯定在上小学期间曾参加过庆祝辛亥革命的提灯会，唱过“天下荣，丈夫争战功；天下乐，英雄破敌国”这样的歌。也许就是这“天下荣”“天下乐”的思想观念扎进了冯定幼小的心灵里，使得他后来的人生能获得较大的成就吧。由于当时冯定的家境实在贫寒，小学毕业之后，冯定虽然向往进一步的求学之路，父母却无力支撑他的升学愿望。正当远龙深陷“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失望时，却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