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有关自主创新的理论主题
本书收入的5个研究成果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标题。《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即本书第一篇《走向自主创新：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是完成于2004年2月的报告。这个报告已经以书的形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月正式出版，但考虑到需要完整地反映这个系列的工作，所以在本书中收录了该报告的节选。《从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的自主创新看技术变革下的两条道路》（即本书第二篇《技术依赖和自主开发的不同命运：从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的自主创新看技术变革下的两条道路》）是完成于2006年1月的一个报告。《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即本书第三篇《在历史的沉重中起飞：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完成于2005年1月。《给新技术以应用机会》（即本书第四篇《走出中国的主导技术轨道：关于中国自主电信标准的报告》）是2005年8月完成的一份报告。上述4个报告都由科技部调研室在“科技发展重大问题研究报告”的系列中内部印发。第五篇《本土创新、能力发展和竞争优势：中国激光视盘播放机工业的发展及其对政府作用的政策含义》则是本书收录的唯一学术文章，发表于《管理世界》2003年第12期。
虽然这些研究是分别独立完成的，但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的所有主题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以充分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来证明自主开发和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研究大多不是在四平八稳的气氛中完成的，而是在参与政策辩论的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其观点和语言往往比一般的学术论文更尖锐、更直白，但这样反而以贴近现实问题的方式把理论主题更明确地阐述出来。本书各项研究所共同阐明的主题可以概括为5个。
第一个主题是，由于技术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所以技术引进永远不能代替自主创新。
若干年来，中国有关工业技术进步的政策逐渐形成了一种“三段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即把重点放在技术引进上，并希望通过引进来提高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最后达到自主开发的目的。虽然引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技术水平，但令人困惑的是，在这项具有良好初衷的政策“指导”下，中国工业却走上了一条过分依赖外国技术、放弃自主创新的道路，并导致技术进步动力的不足和技术能力的低下。本书通过对几个工业部门20年来的实践的分析，证明这种从字面上看好像是正确的三段论存在重大缺陷。根本的错误之处在于，如果最终目标是要达到自主开发，那么“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自主开发。
为什么自主开发不可能是“引进技术”自然而然的结果？正如本书反复从理论上说明的，原因在于物化在人工制品上的技术（不仅包括产品、设备，而且包括图纸、操作手册、专利说明书等信息载体）与能够把这些产品和设备设计、制造出来的技术能力是两回事。技术能力——能够有效使用技术知识的能力——是工作组织（如企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的集合。由于构成技术知识的很大部分是“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所以技术能力只有在技术研发的经验中才能形成；又由于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使有关产品和工艺的技术知识范围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所以技术能力是组织性的。因此，技术能力只能是组织内生的，永远不可能从市场上买到，也不可能在组织之间轻易地转移。
上述“三段式”政策思维的错误就在于：引进的外国技术只能是以产品和工艺设计（技术许可）以及设备（包括生产线）等为形式的技术，但实现自主开发的目标却需要只能产生于技术研发实践的技术能力。由于创新能力是把新想法或新技术转化为产品或工艺的能力（无论这些新想法或新技术首先是在哪里产生的，即无论创新者是否为发明者），所以创新能力的基础是技术能力。因此，如果中国企业不进行以产品和工艺为导向的技术研发，就根本谈不上创新；如果在引进技术过程中没有自主开发的努力，就会因为缺乏技术能力而走向技术依赖，这就是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的根本原因。例如，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企业走了20来年的合资道路之后，仍然无力开发车型，因为合资企业只是“引进”了外国企业的现成产品设计，而自己不进行产品开发，“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道路并没有给中国企业带来产品开发能力。
在20来年中国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最惨痛的教训就是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理由，放弃自主的产品开发平台并中断与其相应的技术学习过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从1970年开始研发的第一种干线飞机运-10。1980年试飞成功后，运-10项目却在“引进技术”的大潮中于1985年下马。在那以后的20来年中，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组装外国飞机的道路。由于放弃了自主的产品开发平台和自主开发的努力，中国航空工业开发民用飞机的技术能力一度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是全面的倒退和萎缩。本书不断以经验证据证明，没有自主开发的努力，技术引进永远不会带来自主开发的能力。由于自主开发能力的形成和成长是自主开发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引进技术”的结果，所以“引进技术”只有在服务于自主开发的条件下，才能促进自主开发能力的发展。
第二个主题是，自主创新与学习外国技术知识是互补关系，不是对立关系；而且在学习外国技术知识方面，自主开发模式比技术依赖模式更有效。
中国在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上是一个后进国家，所以存在着必须学习外国技术的长期需要。在这种条件下，一些人经常以自主创新会阻碍或排斥对外国技术知识的学习为由来反对自主创新。但这种观点是荒谬的。自从Cohen和Levinthal（1989；1990）的经典研究发表之后，国际主流学术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部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但这种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是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努力的函数（即结果），所以技术学习和技术研发本来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已故的著名学者Keith Pavitt多年来一再指出，当代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随着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越来越复杂，技术能力已经不可能仅仅从现成技术的使用中产生，而只能从专门的技术研发过程中产生（Bell and Pavitt，1993）。
本书所分析的所有案例都证明，自主创新必然包含对外部技术知识的吸收和利用，所以“开放性”不是技术依赖[1]和自主开发之间的区别。两种模式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对自主研发付出足够的努力，而这个区别决定了两种模式在技术学习上的不同效果：技术依赖模式是依靠外部技术供给者来提供现成的技术（往往以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的形式），但自己却由于缺乏足够的研发活动而对“引进”的“技术”没有多少理解，只能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相反，自主开发模式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自主地发展出产品概念，进行系统设计以及解决所有的相应技术问题，所以这种模式是以自己的理解去吸收外部技术知识，或者是通过吸收外部技术知识来理解并掌握技术。因此，自主研发比技术依赖在技术学习上的强度更大、效果更好，而且必然导致创新；技术依赖则不仅导致技术能力薄弱，而且会因为难以适应技术的变化而导致组织的灭亡。
吸收外部技术知识只能服从于自主开发的重要原因在于，即使存在着技术的提供方，许多“核心技术”也是不可能在组织之间转移的。有些人至今仍然在讨论能不能通过引进或合资方式买到核心技术的问题，但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企业能不能发展出掌握核心技术的能力。体现在产品中的物化技术可以买，解释技术原理的信息可以通过口头和文字传播，但能够开发出技术或产品的能力却只能在研发的实践中发展出来。例如，本书在分析发动机电控喷油系统的案例中指出，开发ECU（电子控制单元）控制软件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是企业特定的，所以不同企业开发出来的软件总是不同，既不可能是模仿别人的，也不可能被别人所模仿。因此，获得“核心技术”的途径与“引进”毫无关系，完全取决于自主开发。
正确处理吸收外部技术知识和自主创新之间关系的关键是保持自主的产品开发平台。对于创新而言，技术必须采取产品形式，而产品往往又是一个复杂系统。在企业必须通过销售产品才能生存的约束下，拥有自主的产品开发平台就可以在保证对技术学习控制权的条件下学习和吸收各种外部的技术知识。这个原则的实质仍然是以自主开发作为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手段，其理由仍然是自主开发是进行技术学习的最佳方式。
第三个主题是，中国市场是一种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为自主创新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也是一些人反对自主创新的理由。但自主创新并不像这些人想象的那样可怕、那样高不可攀。创新是指把技术结合进新产品或新工艺的行为，所以衡量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市场是否接受。虽然技术决定着产品的性能，而技术能力又决定着对于市场机会的把握，但只凭技术并不能决定创新的成功，因为成功的创新取决于对技术和市场两方面的理解与把握（Kline and Rosenberg，1986）。因此，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特点以及战略决策者对于市场特点的理解和把握，同样影响着创新的机会和能力。由于中国市场的需求结构将长期保持着全球化所无法消除的特性和差异，同时又蕴含着很大的增长潜力，所以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创新机会。
越来越开放的市场条件使中国企业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仍然必须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达到技术前沿之前就发展出竞争优势，否则难以生存。克服这个悖论的关键就是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来创新，或者说是通过创新进行技术学习。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大多来自比中国更发达的国家（即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其成本结构和商业模式深受这些企业母国的“国家价值网络”[2]的影响。又由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唯一动机是赢利，所以其很难按照比母国更低收入水平的结构性条件通过重构成本结构、商业模式来发掘新顾客，而是争夺已经具有消费现有产品能力的顾客群体。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只要在自主产品开发上付出努力，中国企业总是能够以不同的技术轨道找到市场的切入点。例如，在电信设备工业中，华为、中兴的崛起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样，中国搞自主开发的汽车企业如奇瑞和吉利，从低端市场做起，已经显示出燎原之势。即使是像柴油发动机喷油系统这样的间接产品，中国企业也因为看到潜在的成本优势而敢于以小搏大。因此，即使在中国企业还处于技术跟随阶段的工业领域，自主开发也仍然能够导致创新。
同时，中国是一个已经具有一定的工业和科技基础的国家，所以也出现了在技术前沿进行创新的事例。许多案例，包括本书所讨论的电信标准SCDMA和TD-SCDMA，都证明中国在一些前沿领域具有技术突破的能力。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任何技术的成熟都必须经过产品形式的持续改进，所以即使在技术前沿做出的创新也仍然需要把握中国市场的需求结构才能成功，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普遍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无论是否处于技术的前沿，中国企业都有可能并且应该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从竞争力的角度看，创新的实质是发展出企业专有的技术（proprietary technologies）。由于技术包含大量的缄默知识，所以即使对于具有同样科学原理的技术，不同企业在以产品为目标的开发过程中也会发展出企业特定的知识、技能和诀窍。不仅如此，把创新的价值带给消费者，要求所使用的互补资产高度特定于创新，而这些资产几乎总是具有（或迅速发展出）企业特定的性质（即特定于企业的物质资本、专门知识以及地点或关系的特性）（Teece，1986）。由于企业特定的技术知识和资产是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所以具有企业专有的性质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Dierickx and Cool，1989；Prahalad and Hamel，1990；Barney，1991；Teece，Pisano and Shuen，1997）。中国企业在总体上是后进者，在发展技术能力上必然需要经历一个从低到高的渐进过程。但大量自主创新的经验证明，早期的水平低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长期无所作为。只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自主研发，中国企业就会走出自己的独特技术轨道，并因此而获得竞争力。
技术的发展是演进的，而演进的方向就涉及本书多次提到的技术轨道问题。技术轨道指的是在选定技术问题的思维模式指导下进行技术研发和解决问题的方向（Dosi，1982）。由于技术的演进方向受到市场、经济和社会等条件的制约，所以同一个领域的技术发展往往也存在着反映不同产品概念、成本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多种技术轨道。在一个同质的市场中，一种技术轨道成为被市场所广泛接受的产品设计形式时，就成为主导技术轨道，而其他技术轨道就会遭到市场的排斥。
有关技术轨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衡量不同技术轨道的优劣不可能依据技术的“先进”或“落后”，而只能依据其在市场竞争中的有效性。理解这一点对于树立自主创新信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开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得不到应用，并不是真的因为技术水平低，而是因为中国市场已经被锁定在外国产品的技术轨道上。外国企业往往利用先发优势，使自己的产品率先通过市场普及而形成主导技术轨道，形成压制追赶者的壁垒。由于中国现行体制中的垄断因素以及长期依赖外国技术的心理因素，这种情况在产品需要通过独立的运营商才能进入消费市场的工业领域（如电力、电信、航空、铁路等）尤为严重。但是，中国市场的需求结构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条件具有自己的特性，只要国家通过改革来克服体制性的障碍，坚持自主开发的中国企业就能够沿着本土市场特定的技术轨道不断提高水平，最终形成对外国技术轨道的颠覆，并依托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而挺进国际市场。
依托高速成长的中国市场，形成中国的主导技术轨道，是中国的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从“追赶型”转变为“赶超型”的关键。一般来讲，追赶者可以通过引进、模仿先进者的技术而缩小与先进者的差距。但在这种模式下，由于追赶者的技术轨道是由先进者所主导的，所以二者之间的差距可以缩小，却永远无法消除，而且有可能在出现技术变化的时候被再次甩下。相比较而言，赶超者的路径是形成不同于先进者的自主技术轨道，而一旦自己的技术轨道在一定范围内（例如本土市场）成为主导设计，赶超者就会在技术前沿站住脚，并以“扬长避短”的方式保持技术进步的势头。由于赶超路径要求从更接近前沿的位置进行研发，所以其比“追赶”的困难更大，需要更大程度的自主创新，但其意义也更加重大，因为赶超模式将使自己的技术发展不再受外国技术轨道的主宰，而且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四个主题是，通过自主创新发展出来的技术能力是企业、工业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
包括技术能力在内的组织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不仅因为能力决定了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绩效，而且因为能力一旦发展起来，就会由于企业特定的历史路径而具有难以模仿、难以替代的性质。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企业在总体上的能力决定了该国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性质（直接表现在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上，例如有“高端”或“低端”生产活动之分），并因此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因此，组织能力是企业、工业和一国经济持续竞争力的源泉与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不仅提供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还在国际工业领域的竞争中提供了导致国民经济兴起的增长动力（Chandler，1990:594—596）。由于产生和发展技术能力的唯一途径是技术研发实践，所以自主创新是决定中国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这是一个没有人会质疑的主题，但从中必然得出的一个推论——自主创新的主体当然是中国企业，却受到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混淆。必须明确这个主题的原因在于，当技术能力只能由组织所承载时，组织又只能存在于以民族国家为政治框架的制度体系和知识生产体系之中。因此，一个国家进行技术学习的主体只能是该国的组织，从创新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能力也从而具有国家所属的性质。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分支组织仅仅是母公司在职能领域中的延伸，其经营活动的范围和性质以及获得收益的分配都服务于母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控制。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外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是中国的技术能力，也不会因为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甚至设研发机构就变成了中国的技术能力。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只能储存在本国企业之中，所以中国企业才是中国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载体，才是中国进行技术学习的组织平台。
技术能力的民族性说明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而以“全球化”否定民族利益差异恰恰是一些人用来反对自主创新的理由。他们声称，因为全球化导致了技术“扩散”，所以可以不必自主创新；因为全球化导致了产品流动，所以可以不要自主品牌；因为全球化导致了生产活动的扩散，所以就用不着再区分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等等。但是，即使产业链变成越来越是跨越国界的，具有民族性质和国别差异的组织能力也仍然是决定收入和利润分配的关键因素，即掌握核心能力者控制着收入和利润环节的高端，所以从跨越国界的产业链（或价值链）上得到的收入在分配上存在着国别的差异。当中国加入WTO之后遭遇反倾销浪潮、知识产权大棒、持续的技术封锁和贸易保护主义时，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但持续而且呈现出扩大趋势时，在全球化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根本就不是一个还需要讨论的问题。
既然全球化不可能消除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异，那么一个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保证自己利益的关键因素就是本国的竞争力，因为它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入份额，而且决定着该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自己在全球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不利位置，就必须改变自己在世界技术和工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而实现这个目标只能靠本土能力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竞争力源泉的组织能力不可能由比较优势自动带来，只能通过自主创新、学习及其相应的组织制度变化和战略决心而累积性地发展起来。因此，组织能力是内生的——企业的技术能力内生于企业组织，国家的技术能力则内生于一个由企业、知识生产的基础结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需要学习外国的技术知识，需要对外国技术采取开放和开明的态度。但是，开放只是学习的条件，而不是学习本身；中国的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必须依靠中国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而依赖外方只能丧失技术学习的主导权。如果把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标志定义为它们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取得明显进步（主要表现为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那么历史的事实是：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中，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国家和城市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是依靠外资或依赖外国技术而实现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即使全球化导致有关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的信息能够跨越国界广泛传播，但能够利用这些知识和信息的组织能力仍然是高度不流动的。如果不坚持自主创新，中国的企业就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丧失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可能，中国的经济也就会因为丧失能力的载体而被外国资本所控制，最后丧失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因此，自主创新的意义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组织性的和国家主体性的。
第五个主题是，由于“抱负水平”决定了技术学习的强度，所以走向自主创新需要远见、勇气和坚定的政治意志。
本书通过多个案例研究，揭示出一系列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因素，包括政府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但本书并没有把讨论重点放在具体的政策和体制因素上，而是更加强调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者的意志、信心和勇气。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既然战略、政策和体制安排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那么就可以通过决策主体的行动加以改变，而能不能采取有利于自主创新的行动，则取决于战略决策者的远见卓识以及捍卫组织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决心和果断。这个逻辑反映了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赶超国家的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企业层次上的战略远见和国家层次上的政治决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前所述，自主创新是一个只能产生于处于技术落后状态国家的概念，而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要奋起直追的含义。由于后进者的追赶必然面临结构性的制约（例如由先行者优势所导致的壁垒），所以自主创新的决策往往需要承担比领先者更大的风险[3]，需要克服更大的障碍，包括心理障碍。
许多人存在一个思想误区，以为自主创新主要是科技人员的事。其实，创新首先是组织的战略决策者的事，而不是科技人员的事，虽然科技人员是创新所不可或缺的。在现代条件下，产品和工艺所涉及的技术复杂性决定了创新和技术学习是一个组织过程[4]，这个过程包括技术研发，同时也包括从生产到营销的一系列环节，而这种以组织为单位的复杂社会活动过程只能在战略的指导和协调下才能出现。由于创新或者技术学习是组织性质的，所以它们不会在任何组织之内自发地发生，而必须通过战略决策者的远见和决心才能启动。因此，一个组织是否走自主创新的道路，首先取决于该组织的战略决策。
中国自主开发企业的崛起，可以帮助解释走向自主创新的战略决策是怎样形成的。正如本书对几个工业部门的研究所表明的，即使在政策、体制等环境因素都不利的结构性条件下，自主开发企业仍然顽强地出现了，并以自己的行动和业绩成为新时代的预言者。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自主开发企业一般来说，或者是从原有体制[5]之外成长起来的企业，或者是在面临危机时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生存条件的企业。无论哪种情况，自主开发企业同时都是竞争性企业。竞争性企业的出现和成长当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们对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却是一个意外[6]。由于20多年的国家政策都是偏向技术引进而不是强调自主创新，所以“体制内”的企业（即在位企业）大多因循依赖技术引进的道路。相反，“体制外”和不按“体制内”规则行事的企业要想进入市场，就必须通过“自主开发”获得自己的产品，而且必然通过诉诸市场竞争赢得生存空间。于是，竞争性和自主开发是这样一种企业所必然同时具备的两个特性。
自主开发企业的竞争性质说明了自主开发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来自在市场竞争中求胜的意志和达到目标的信心，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意志、信心和勇气如此重要——勇于自主创新的企业总是能够比技术依赖的企业发展出更强的能力。对组织行为的研究认为，一个组织只有在具有较高的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时才会产生通过学习发展新能力的动机（Cyert and March，1963；Winter，2000）。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被在位者所主宰的市场，或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有的生存条件，都会使企业产生出比因循常规时更高的抱负水平。与依赖技术引进的在位企业相对照：第一，竞争性企业更需要也更有可能形成应对外部生存环境的竞争战略，并通过看清“敌人”的弱点和自己可以发掘出来的优势而强化求胜的意志、信心和勇气；第二，这种企业的领导者更需要也更有可能在企业内部主动造成在抱负水平与现有资源及其使用资源的现有方式之间的不匹配，通过“战略意图”（strategic intent）帮助组织抓住制胜的实质，以长期稳定的目标为企业各个层次和各个职能领域的行动提供始终如一的方向，从而激励组织的全体成员为实现目标而奋斗，并在组织内部创造出求胜的精神（Hamel and Prahalad，1989；Prahalad，1993）。因此，竞争性企业从其性质上所产生的意志和勇气使它们在技术学习上具有比在位企业更高的抱负水平，更高的抱负水平则导致更高的技术学习强度，而技术学习的强度又决定技术能力发展的潜力和速度。
意志、信心和勇气对于自主创新的根本作用，是使企业在技术落后的状态下敢于进行自主开发的实践。技术落后的状态容易使人对自主开发产生畏惧，但由于技术能力是经验性获得的，所以不敢实践就产生不了能力，而越没有能力就会越害怕，最后永远摆脱不了依赖。事实证明，一旦进行自主开发，中国企业就会从落后者转变为赶超者，并能够取得令许多人“意外”的成就。之所以“意外”，是因为许多人总以初始阶段的技术差距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但正如本书的分析所证明的，技术能力的获得是后天的，其过程是动态的。因此，意志、信心和勇气是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意义就在于，使各个层次的战略决策者们能够普遍认识到技术依赖的危险性，促使他们对于技术学习产生更高的抱负水平。
在国家层次实行自主创新的政策同样需要战略远见和坚定的政治意志，其实质是能够清醒地认识自主创新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并敢于根据这种利益进行决策。正如本书中所反复批评的，在过去若干年中所实行的一系列不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是建立在有关技术发展的错误理论假设上的（例如对技术和技术能力的混淆）。产生这些错误思维的客观原因之一是技术差距。但是，技术差距既可以成为甘当附庸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奋起追赶的动力，所以技术差距没有成为阻挡日本和韩国进行高强度技术学习的障碍，却不幸地成为一些中国人放弃自主品牌和自主开发努力的托词。因此，决定不同选择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意志、信心和勇气。
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之间处于一种复杂的竞争关系之中，包括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竞争。由于决定所有这三个方面竞争格局的是只能累积性获得的技术能力，所以决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在世界技术和产业结构中的位置。新古典经济学只关心在现有结构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却回避结构问题本身，所以信奉新古典理论的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只是中国在现存全球结构条件下的效率问题，他们开出的药方——如“比较优势论”——只能是使中国永远处于经济活动的低端环节。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问题是改变自己在全球技术和产业结构中的位置，不断向上爬升。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遭到在先者的压制，所以中国至今仍然遭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而近年来中国在技术领域的进展（如ICT工业中的标准和航天等）也屡屡引发“中国威胁论”的喧嚣。正因为如此，以提高中国技术能力为目标的自主创新在需要整个民族的远大抱负的同时，也必然需要国家战略决策者的意志、信心和勇气。因此，自主创新同时也是一种奋起自强的精神状态。
以上是本书内容的5个主题。这些主题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有关自主创新的所有主题（甚至没有穷尽本书各个研究所涉及的所有主题），但它们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转变关头足以构成对自主创新含义的一个系统概括。有关自主创新的更多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探讨。
注释
[1]我们把“技术依赖”定义为不包含自主开发努力的技术引进。
[2]对这个概念的解释见本书第五篇第一章第一节。
[3]这里把风险定义为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产生收益回报的不确定性。
[4]今天即使还有个人发明的余地，创新也不可能是个人完成的事情。
[5]“体制”在这里指的是由“定点”、准入、行政隶属、计划管理以及相关的技术、贸易、税收等政策所组成的企业运行环境系统。
[6]本书的内容就涉及许多这种令人“意外”的案例：如在汽车工业中，受到国家保护和支持的三大汽车集团，经过20来年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却始终不能开发一款轿车车型，甚至因此而流传开中国还要等待几代人、几十年之后才可能开发产品的神话，但奇瑞和吉利这样的“体制外”企业一旦出现，中国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能力就迅速成长起来。又例如，出身“草根”的VCD工业替代了由政府组织引进的录像机工业。此外，在电信设备工业中，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在程控交换机（“04机”）上的突破，华为和中兴在世界电信设备市场中的崛起，以及信威开发的世界领先的无线接入系统，都是“意外”。特别能证明它们是“意外”的证据是，几乎所有这些创新的案例都曾经遭到体制的“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