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财产权利、科斯定理缺陷与会计学弥补

2﹒1　财产权利之理论溯源

一般认为，产权经济学融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合同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于一体。交易费用成为联系这三个研究领域的纽带。产权经济学有两个核心词：一个是“产权” ，另一个是“交易费用” 。产权的主要功能是内部化外部性，此外还具有减少不确定性、激励约束、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功能。产权制度既涉及界定产权，也涉及保护产权。产权学派主要研究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不同产权结构如何影响收益—报酬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也特别关注经济交易中的权利。在经济学看来，产权结构的效率取决于其提供的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程度，提高产权效率和激励产权主体的关键是明晰产权，而交易费用会对产权的分配和执行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

相对于产权而言，交易费用是一个信息含量更大的概念。从广义上讲，交易费用是指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从狭义上讲，交易费用是指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的费用。为了弥补“交易费用概念自由度太大”的缺陷，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认为描述交易的基本面是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交易的专用性程度。交易费用与产权交易的方式紧密相关，也与缔结合同的性质相关。一般来说，交易费用包括当事人碰到一块的成本，搜寻信息的支出，起草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费用等。交易费用是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给定产出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组织交易费用的大小反映了交易效率。要提高效率就必须节省交易费用，而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化能够降低组织系统运行的交易费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因为交易是有费用的，所以作为经济问题的产权不可能得到完全界定。使产权、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联系起来并成为现代制度经济学核心内容的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状态下，不管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市场交易都将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科斯第一定理） 。然而，科斯的本意是要人们远离“零交易费用”的理想世界而重点关注“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这就有了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产权的初始界定和后续调整（即产权安排及其变动）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交易需要通过契约来保障，而契约的基础是产权。学者们以此为基点，深化了对企业本质问题的认识。科斯（1937）认为，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市场交易的内化，这种内化增加了管理成本但节省了交易费用。张（C- heung，1983）发现，企业产生于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过程中，或者说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合约。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把企业看成是一种团队生产合约。詹森和梅克林（Jensen＆Meckling，1976）指出合约关系才是企业的本质。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把企业看成是由其拥有或控制的资产组成。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 ＆ Zingales，1998，2001）认为，企业是专用性投资的联结点，是相互专业化的资产和人的结合。周其仁（1996）将市场里的企业看作一个由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联结的特别合约。威廉姆森（1979）把企业看成是与一定的交易契约相适应的治理结构，基于描述交易的三个方面，将契约关系划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古典契约关系，认为契约条件在缔约时就得到明确、详细的界定，且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得到准确度量；契约各方只关心违约的惩罚和索赔，漠视契约关系的长期维持，因为交易是一次性的，所以忽视交易各方的人格化身份特征。（2）新古典契约关系，认识到契约的不完全和日后调整的必要，当事人关心契约关系的持续，是一种长期契约关系；强调建立一种包括第三方裁决在内的规制结构来解决纠纷，当事各方先谋求内部协调解决，若无法解决再诉诸法律。（3）关系性缔约活动，强调建立一种规制结构使得合作专业化，并通过适应性调整来维持长期契约关系，这种缔约活动与新古典契约的调整以初始契约条件为参照物，一般不需要第三方加入。威廉姆森根据专用性程度不同将资产划分为通用性资产、专用性资产以及混合性资产三类，并得出了相应的规制结构和契约类型。若资产是通用性的，不论交易频率如何，相匹配的是市场规制结构，关系类型是古典契约关系；若资产是混合性或专用性的，交易频率低，相匹配的是当事人双方加第三方参与的三方规制结构，关系类型是新古典契约关系；若资产是非通用性的，交易频率较高，关系类型为关系性缔约活动：当资产具有混合性时，相匹配的是由当事人双方规制的结构，而当资产具有专用性时，相匹配的是由一方当事人统一规制的结构。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方契约关系的凝结，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企业产权理论主要研究企业拥有何种产权及内部权利安排两个问题：前者涉及企业与外部的产权关系，后者即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问题（黄少安，2004） 。企业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取决于其对交易费用、激励机制和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或者交易费用，使得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incomplete） 。⁽¹⁾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在于预见成本、缔约成本和证实成本，当假定行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对契约而言，人们就会发现，包揽无遗的缔约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假定行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对契约而言，对未来作出种种许诺的契约是天真的（Tirole，1999）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 、哈特和穆尔（Hart ＆ Moore，1990）以及哈特（1995）根据契约成本理论，把那种能事前通过契约加以明确界定的权利称为特定权利（实质上是通用权利） ，而将那种不能事前明确界定的权利称为剩余权利，发展了一个奠基于不完全契约的产权理论（GHM理论） ，认为现实中的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完全契约只是契约理论研究的起点。当明晰产权的成本过高而使契约处于不完备状态时，所有权具有重要意义：剩余权利的有效配置必须使购买者所获得的激励收益超过售出者的激励损失，最优的剩余权利的所有权安排应该归属于对投资行动最重要的一方。

现实中，产权安排及其变动是借助制度装置来实施的，而制度是内生的，它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减少环境复杂引起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交易费用。诺斯和托马斯（North ＆ Thomas，1973）指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一种能提供充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表明，一个社会若想促进财富的持续增长，制度安排就必须鼓励生产性努力⁽²⁾，抑制分配性努力。然而，由于一种制度安排相对于产权关系的变化而言具有时滞性，因此，为了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增长，制度需要适时变迁。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存在现有制度安排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当内部化潜在利润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一般而言，新的制度安排将取代旧的制度，制度变迁就发生了。

产权经济学理论是财产权利的经济学溯源。科斯（1990）曾这样评价会计对现代企业理论的作用：“会计数据对于企业行为而言是一个有价值的数据源，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人们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能够极大地帮助发展一个有关企业的理论。然后，我认为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部分，如果这种观点被普遍认同，我们或许应该期望在经济学和会计学之间的交叉研究不断增加。我希望这会发生，这将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去再一次从事在经济学与会计学之间有关两者相互联系的考察。它是50年或更长时间以前我和我的同事在伦敦经济学院想达到该目标的最高愿景。 ”产权理论对于探讨会计本质、会计目标、会计职能、会计对象、会计核算流程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理解会计制度变迁与测度会计改革成效的新视角；合同理论（尤其是不完全合同理论）对于会计规则制定的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之争以及会计寻租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一般认为，财产法即调整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法。大陆法系中的财产法大致包括物权法、债权法和知识产权法，英美法系中的财产法则是指规范对物的归属和排他使用权利的法律，相当于大陆法系中的物权法。物权法主要是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其内容包括物权的一般规则（总则）以及对各种物权和占有的规定，它不仅规范物权归属，还调整物的利用（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我国《物权法》规定：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三类，是对特定物（有体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即物权是对“物” （包括动产、不动产以及法律规定的某些权利）的权利、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和对“物”的排他支配权。 《物权法》坚守四个基本原则：一是平等保护物权原则，即法律保护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该原则是民法平等保护原则的具体化，是物权法的首要原则；二是物权法定原则，包括物权种类法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法律规定的新物权）和物权内容法定（当事人不得在物权中自由创设新的内容，如法律规定动产质押必须移转占有，当事人就不能创设不能移转的动产质押） ；三是一物一权原则，即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所有权，不能有多个所有权，但所有人可以为多人（如三个人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 ，且一物之上可以设置多个物权（所有权、抵押权、留置权等） ；四是公示公信原则，即不动产的权利状态（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通过“登记”制度表示，动产的权利状态（设立和转让）则通过“占有”表示，当物权依据法律规定进行了公示，即使该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存在瑕疵，对于信赖该物权存在并已从事物权交易的人，法律承认其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公信原则赋予公示的内容具有公信力。物权法的根本宗旨是通过界定财产权归属来鼓励人们创造社会财富，引导生产性努力的增长。

与物权法相对应，知识产权法是调整民事主体对“无体物”享有的直接支配和排他性权利的法律，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权法和商标权法等。如果发明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将纵容模仿、盗版，这会减弱人们的创新欲望，阻碍技术、文化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政府必须授予创新者对其“专有信息的创新成果”以独占权（产权）来鼓励创新，促进社会利益的生产性努力的增长。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主要界定财产权归属和利用，债权法则主要调整财产权流转，主要包括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³⁾。在现代社会中，合同法主要用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基于平等、自愿等原则而发生的转让物品或权利、完成工作和提供劳务等交易关系，又称交易法（崔建远，2003） ，其基本目标是促使人们通过交易实现私人目的。合同法的专有原则是缔约自由和鼓励交易，而交易是有费用的。侵权行为法主要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侵权行为具有三个要素：被告存在过失，原告遭受损害，损害与过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侵权行为发生时，被告就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侵权而造成的损失。

物权和债权是民法中两大基本财产权，物权是债权成立的基础，即只有清晰界定的产权（物权）才可以顺利交易，而债权运动的结果就是物权交换，即交易的结果是为了换取另一种物权。在作为经济组织典型代表的企业中财产权的组合与表现一直是经济学和法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现代企业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企业产权问题关系到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利益。法学上关于企业财产权的制度主要体现为法人财产权制度。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是赋予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使其享有明确的权利、利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运用权责利制衡逻辑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其获取源自法人财产制度。法人财产权制度旨在增强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我约束能力。

尽管目前法学界和经济学界针对“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之间关系的理解仍存分歧，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法人财产权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人所有权，《物权法》也采纳并佐证了该观点。在实践中，一物一权原则的确立至关重要（杨立新，2007） 。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似乎违背了一物一权，但其权能在法人与出资者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并不存在权能重叠，即权能还是唯一的。作为整体的权能合一而各项具体权能独自分离，并未违背一物一权原则。法马（Fama，1980）认为企业本身是无所谓“所有者”的，因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结体。但“企业所有权”的说法如此根深蒂固，经济学家保留了“企业所有权”概念（沈辉和肖小凤，2006） ，法学家则称其为“法人所有权” 。实际上，企业属于法人之一，即企业法人。若限于拥有独立产权的企业层面，企业与法人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称谓不同而已。由于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和核心内容，因而法人产权可称为法人所有权（当然属于产权狭义层面的理解） 。但从广义上讲，法人所有权仍是法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产法理论是财产权利的法学渊源。会计学中的“资产”和“负债”承载的是法学上的“权利”和“义务” ，两者之间存在对等关系。“资产”概念是法学上“财产”概念的会计学表述。物权法定对于理解会计基本概念的内涵和会计核算流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企业法人财产权（所有权）制度界定了会计主体边界。法学上的产权保护方法为构建以会计学为基础的产权保护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会计作为经济组织最重要的计量机制，通过核算和监督，反映经济组织（如企业）的财务状况（财产权利状态分布）和经营成果（财产运作的价值化成果） ，为法学上财产归属界定和流转交易提供了微观基础。产权（财产权）价值化实现过程中的信息及其成果需要会计提供基础数据信息。会计是量化、控制和降低产权流转交易过程中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增加社会福利的基础手段。

2﹒2　科斯定理

罗纳德·H﹒科斯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公认的产权经济学鼻祖。他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开交易费用经济学研究之先河，被誉为产权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961年出版的《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了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并开创了“法律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研究领域。科斯凭借这两篇经典论文于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现代产权理论支柱的科斯定理，其核心思想形成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在该文中，科斯讨论如何处理外部性时揭示了庇古（Pigou）传统的教条式错误，指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庇古认为，面对A损害B时，要么对A课税，要么干脆通过禁令要A停止侵害以使B免遭损害。科斯敏锐地发现了外部性问题具有相互性，问题的关键不是阻止A对B的侵害，而是如何避免更严重的损害。他依此原则界定产权：A是否有权损害B，或B是否有权要求A提供赔偿。科斯通过对“养牛人的牛跑到农场主土地吃掉农作物引起纠纷”案例的细致分析，得出了科斯定理的核心内容。科斯力图通过分析不同的产权界定和交易费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寻求最大化产值（最高经济效率）策略下的最优产权界定和产权制度。关于这一命题的经典结论，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1 ．科斯定理的经济学表述

产权经济学的精华就是由施蒂格勒（Stigler）根据《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主要思想概括的科斯定理。一般认为，科斯定理的经济学形式由两个定理组成。

定理1：若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初始如何界定，市场交易必将导致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此定理即科斯第一定理。交易费用为零的状态是指市场交易中价格机制的运转费用为零，即发现和通知交易的费用、谈判费用、缔约费用、检查费用和履约费用等均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意指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活动时，其权属的法律界定（Posner，1997） 。科斯强调了市场交易对初始权利界定的自动调节功能。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这种自动调节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市场交易的这种自动调节是通过不同权利的自愿交换进而改变初始产权界定以形成新的产权安排来实现的。只要新的产权安排能使社会福利增加，即资源配置优化，那么权利的重新安排就会在市场运动中自发产生（Coase，1990） 。这就是科斯第一定理的主要贡献。

然而，正如科斯所言，交易费用为零的理想世界，是他极力告诫经济学家远离的世界，经济学家应该关注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实现从“黑板经济学”向“现实经济学”过渡。以科斯第一定理为铺垫，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通过对外部损害问题的案例分析，阐明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中，法律初始界定的权利归属及后续判决引致的权利调整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其核心思想就是科斯第二定理。

定理2：若交易费用为正，产权的初始界定及其后续调整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中，市场交易将对初始产权界定的自动调节功能构成限制。交易费用越大，限制越严重，以致初始产权界定的调整因交易费用过高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在初始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根据“调整使得产值的增加大于调整所耗的成本”原则，通过缔约实现权利的自愿调整。在这里，初始产权界定通过作用于权利后续调整的成本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在初始产权界定模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顺着科斯的思路作如下合理推断：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中，初始产权的模糊界定必将导致“公共领域”出现，并引致该产权的租值耗散，阻止租值耗散、提高产权价值与效率的唯一途径就是变“模糊产权”为“明晰产权” ，方法就是重新界定产权。即为了提高产权的租值，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内部化这种负外部效应，可行的办法就是产权变迁或产权的重新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使该产权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一致，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增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定理1和定理2之间的关联中，我们发现，科斯首次研究了交易费用、产权界定与资源配置之间的重要联系，从而将交易费用和产权配置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再结合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其存在根源于比市场交易更能节省交易费用”的经典观点，创立了现代产权理论。该理论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通过界定、变更产权安排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以降低交易费用，并以“交易费用最低”作为选择经济组织形式和体制的评判标准。以此为基础，威廉姆森等人系统发展了经济组织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诺斯（North）等通过对经济史的分析创建了制度变迁理论，张五常、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等通过对企业契约性质的深入考察，深化和完善了源于科斯的现代企业理论。

2 ．科斯定理的法学表述

人类历史的演进表明，交易需求先于产权界定的需求，即“交易先于产权” ；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尤其是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则是“产权先于交易” ，即产权界定明晰是交易顺利进行的前提。科斯（1990）认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界定产权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诉诸法律；二是私下交易（段毅才，1992） 。《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从外部性引致的损害赔偿问题出发，通过分析法律对权利的不同界定所形成的各种可能的权利配置结构的影响，寻求社会成本最低的权利配置结构，开创了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先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实质上在于向经济学家表明，仅仅注意到资源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制度的或法律的约束应该成为分析经济关系的焦点，因此，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便从分析合法权利的配置楔入，用与分析资源配置经济方法相似的方法来确定权利分配的最适度边界（Cooter ＆ Ulen，1999）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核心思想从法学角度可表述如下。

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不论法律如何通过界定产权来配置资源，只要允许自由交易，资源配置总会达到高效率；若交易费用为正，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法律制度是最优选择。

实际上，法学上表述的科斯定理仅仅是经济学上科斯定理限定于“法律界定产权”领域的一种应用。在此基础上，经过法律经济学家的发展，科斯定理取得了法学上的特殊形式，即“规范的科斯定理”和“实证的科斯定理” 。

规范的科斯定理：建立法律以消除私人合作协议障碍。

该定理与“规范的霍布斯定理”（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协议失败造成的损害最小化）成为财产法的两个规范原则，并成为法律经济学分析的核心（Cooter＆Ulen，1999） 。可见，以“有助于私人谈判合作，促进权利自愿交易，并最小化损害引致的交易费用进行产权界定和制度选择”为准则，已经成为法律经济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实证的科斯定理：当双方能够一起谈判并通过合作解决争端时，无论法律的基本规则是什么，他们的行为都将是有效率的（Cooter＆Ul‐en，1999） 。

该定理强调，当存在法律协议时，合作解决争议将符合“最小化交易费用”原则。因而，在因外部性问题出现法律纠纷时，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害、最小化双方的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法院应以双方在解决争端中合作的可能性为基础来选择是采用“禁令”还是“损害赔偿”惩罚方式。对合作有障碍的，法院应该选择损害赔偿；对合作无障碍的，法院应该选择禁令。考特和尤伦（Cooter＆Ulen，1999）用“私害”描述影响极少数人的损害，而用“公害”描述影响许多人的损害，开出了解决财产纠纷的处方：用禁令惩罚对付私害，用损害赔偿惩罚对付公害。理论上讲，各种公害的外部性应该通过要求制造方全面补偿受害者来定价，但是如果损害属于私害，就应选择禁令这种衡平赔偿。因为这种损害的私人特征能通过私人谈判合作解决问题，即对于私害来说，禁令很少构成威胁并符合实证的科斯定理所描述的私人解决条件。波斯纳（1997）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和发展其核心思想并将其用于具体部门法的分析，得出了著名的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费用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该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斯密定理（自愿交易对双方是互利的） 、科斯定理和波斯纳定理已经成为法律经济学深化和拓展的理论基石。

尽管科斯定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划时代意义，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关于政府管制和资源配置效率等问题的相关分析与结论还是引发了热烈讨论。张五常、舒尔茨（Schultz）和布坎南（Buchanan）等提出了不同批评意见。

张五常（1987）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针对《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指出：按科斯定理的解释，只要政府管制成本低于市场交易费用，那么政府管制就比市场交易更有效，这就等于否定了科斯主张的自愿交易有效的结论。但是，科斯认为，过高的交易费用会阻碍市场交易达到资源最佳配置，政府管制此时是不得已的次优选择。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指出：“如果市场运行成本大大超过行政机构运行成本，我们可能会默认行政机构由于无知、缺乏弹性以及迫于政治压力所产生的资源分配失误。但在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在大多数产业中发生”（方绍伟，1992） 。可见，科斯的效率有最优选择和次优选择之分，张五常的批评似乎模糊了科斯的效率标准。

舒尔茨（1977）在《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用》一书中指出：除交易费用外，垄断也是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原因；垄断企业减少了市场交易费用，按理应成为资源配置的有力方式，但事实正好相反，因此，零交易费用不是效率的充分条件，只有完全竞争才能保证明晰产权的市场交易达到最优效率。事实上，帕累托最优是以零交易费用为假设的，因而科斯第一定理被认为是同义反复。然而，完全竞争和零交易费用都是理想世界中的图景，科斯的本意是要人们关注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中产权界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第二定理） 。

布坎南（1959）在《实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中坚持“维克赛尔效率”标准，认为一致性是效率的最终尺度，得出了所谓的“布坎南定理” ：只要在相互关系中所有交易者都能自由地进行交易，并且所有的交易者的产权界定是明晰的，那么资源就会按其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行配置，根本不需要任何修正条件。布坎南认为，交易费用、搭便车、策略性行为、不同产权界定和调整都与效率无关，只有非自愿交易或非明确产权交易才构成效率障碍，因此，科斯定理不能成立。尽管布坎南在坚持维克塞尔效率的基础上对科斯定理进行了批判，但由于作为主观主义的维克塞尔效率与作为客观主义的帕累托效率存在重大差异，因而也不是致命性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步入实质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产权改革，因此科斯定理迅速传播到中国，并引发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烈讨论。

高鸿业（1991）在总结西方学者对科斯定理的批判的基础上，将其缺陷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科斯定理假设交易费用为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二是即使交易费用为零，也存在策略性行为⁽⁴⁾，这可能使社会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三是科斯定理忽略了收入分配效应，因为不同的产权分配方式可以造成不同的收入分配，而这种收入分配效应导致的后果却为科斯定理所忽视，收入分配效应的差异是不同的产权分配所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后果，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制度改变。谈论产权的改变而忽视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是抽象掉了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内容。

陈郁（1991）对上述三个问题分别做了回应：一是关于零交易费用假设，所谓的零交易费用世界正是科斯竭力说服经济学家要离开的理想世界，目的是研究现实世界（即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 ；二是关于策略性行为问题，通俗地讲就是机会主义行为，科斯第一定理的前提假设已使得策略性行为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与其说是机会主义行为使得科斯定理不适用于现实世界，还不如说科斯正是以被人称为“科斯定理”的思想来促使人们更加注重现实世界；三是关于收入分配效应问题，任何理论都有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以此来批判科斯定理的理由并不充分。收入分配首先是一定资源配置下的收入分配，即效率问题优先，但并不意味着不应将收入分配问题作为公平问题来考察，通过引入“交易费用”这一变量，收入分配问题就伴随着资源配置的不同变化而与权利的初始界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紧密相连了，所以科斯倡导研究有成本的“生产的制度结构” 。

林立（2005）认为，法律经济学遵循科斯定理传统，主张法律（作出权利归属的规定）的目的就是透过一种权利归属的规定让交易费用降至最低，即法律应以促进经济效率为目的。科斯的这一主张将导致一个结果，即法律的唯一考量就是促进经济效率而完全不考虑个人之间的分配正义问题。科斯的权利相对化策略和纯经济效率的单向思维与法的公平正义精神是相违背的。

科斯定理遵循经济学传统，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以效率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是无可非议的。尽管科斯定理没有考虑收入分配效应，但并不意味着科斯本人不重视公平问题。一个定理要同时囊括促进效率和协调公平的旨意往往是难以达到的。也许科斯的言外之意是：纯经济效率本身就是经济公平的要义，而所谓的“收入分配效应”问题应该由国家政策在再分配环节予以调节。所谓的“权利相对化”策略仅仅是告诉人们：在制定法律界定产权时，应坚持“促进自愿交易以最小化成本”原则，而实际执行法律时，普通法传统（判例法）下的法官可以在借鉴以往判例和相关法律原则的基础上以“最小化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为原则进行权利判决，大陆法传统（成文法）下的法官必须遵循现有法律框架，在可自由裁量权领域，法官进行权利判决也应贯彻“最小化自愿交易费用和社会成本”原则。这实际上是告诉法官，尽管公平正义是法的精神要义，但在制定法规和判案时仍应考虑以效率原则进行权利界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影响。这才是科斯定理对法学界的重要启迪。波斯纳以及考特和尤伦遵循科斯传统对相关部门法进行了经济分析，并提出了产权效率体制的三大标准：产权的私有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实际上这三大标准中产权的私有性决定了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的实现程度。他们由此得出“私有财产是最有效率的”结论。产权效率体制的三大标准与休谟（Hume）主张的正义三自然法则（财产占有稳定、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履行许诺）具有高度的耦合性：产权私有隐喻着财产占有稳定和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而转移所有物又以产权的排他性为前提。产权的稳定性是社会财富增加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产权效率体制与产权正义三自然法则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即效率传统与公平正义传统并不必然矛盾。我们往往指责产权经济学家将产权改革等同于私有化，实际上他们的本意是强调产权界定清晰。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将产权界定清晰理解为财产应该私有是合乎国情的。而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一场产权改革，是变模糊产权为明晰产权的过程。明晰产权体现为具有确定的产权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和集体等）并承担相应的权责利，这种产权主体的类型究竟是个人、集体还是国家代理人，由该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明晰产权的主体是多样化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私人） 。因而，中国一贯反对“产权改革就是私有化”的论调。部分西方学者主张“产权改革就是私有化”源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仰，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质。科斯定理是对的，但其政策建议在这一点上被狭隘地理解错了。产权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重新界定和调整权利归属以明晰产权主体⁽⁵⁾的过程。将“财产私有”扩展为“财产归属于明晰的产权主体” ，产权效率体制三大标准和正义三自然法则仍然成立。因此，将科斯定理的政策建议理解为私有化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从经济学角度和法学角度来看，科斯定理似乎没有致命缺陷，但是从会计学角度来看，科斯定理存在两个致命缺陷。

1 ．交易费用量化难题

交易费用难以量化首先归因于交易费用概念模糊，即关于交易费用的定义至今没有定论。科斯（1937）认为，市场交易费用包括发现和通知交易者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合同以及保证合同条件履行而进行必要检查的费用等。即交易费用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阿罗（Arrow，1969）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德姆塞茨（1968）认为交易费用就是交换所有权的成本。巴泽尔（Barzel，1989）则将交易费用定义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费用。现代制度经济学更广泛地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包括所有与制度或组织的建立、变迁和使用有关的成本。其次，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被联合决定，使得对交易费用的单独计量相当困难。在现实交易中，部分交易费用构成了会计核算体系中生产费用的内容，进而体现在产品成本中，使得产品生产成本被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联合决定。要计量交易费用，就必须从产品成本中分离出交易费用，这增加了交易费用单独量化的难度。尽管产权经济学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交易费用的度量进行了艰苦探索，但因交易费用定义及计量指标的模棱两可而遭受争议。宏观方面，沃利斯和诺斯（Wallis ＆ North，1988）将交易费用定义为美国经济中交易部门发生的成本，试图直接从国民账户数据中分离出交易费用；微观层面，德姆塞茨（ 1968）用买卖价差及经纪人收费对金融市场交易进行了直接测度，威廉姆森（1979，1985）把专用性投资所采用的不同合同类型进行比较分析以间接测算交易费用，得到的结论是产权和制度结构严重影响交易费用大小。这些计量难题严重限制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经济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使得交易费用分析难以摆脱“凭感觉决策”的困境。交易费用的量化难题亟待解决。

2 ．交易费用配比问题

科斯定理隐喻的重要政策建议是：在进行制度选择时，以“交易费用孰低”为准则。然而，这一准则忽视了会计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配比原则。一项交易活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交易双方想获取交易收益⁽⁶⁾，并愿意为此支付交易费用。只有当交易收益大于交易费用时，才会激发交易活动。若交易收益小于交易费用，很可能因过高的交易费用抵减了交易收益而导致交易利润出现亏损，进而阻碍交易进行。因此，在选择一种产权制度时，我们不是仅仅比较交易费用孰低，而是需要综合权衡不同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生产收益、生产费用、交易收益和交易费用。也许产权经济学家会反驳，“交易费用孰低”准则是在假定各种制度收益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决策的基本准则，但是，该假定在现实中难以成立。正如科斯告诫我们要研究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我们也告诫经济学家舍弃制度收益相等的理想假设而转向制度运行收益不等的现实世界。此外，即便该假定成立，仅仅考虑交易费用而忽视生产费用也存在逻辑缺陷。科斯在阿罗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基础上将其引入经济组织结构的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斯本人的成本会计知识，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利用财务会计非常重要的配比原则来对产权制度进行全面分析，以致引来诸多批评。因此，未考虑交易费用配比的专业化、一体化与企业边界理论及产权制度选优准则亟待借鉴会计学中的配比原则来加以完善。

2﹒3　会计学对科斯定理的完善与推进

一个专业化的选择意味着采用市场交易方式，一个一体化的选择意味着采用企业内交易方式（盛洪，2006） 。那么，资源配置究竟是采用市场交易方式还是企业内交易方式呢？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

“企业是市场的替代，这种替代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这种替代是有利可图的，即企业诞生于能比市场节省交易费用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图2—1简单解释：TC_m表示选择专业化的交易费用，TC_i表示选择一体化的内部交易费用（组织费用） ，横轴表示产出，纵轴表示交易费用或组织费用。

当＜时，该项交易应采用一体化方式进行；

当＞时，该项交易应采用专业化方式进行。

科斯由此推断出关于企业边界的重要结论：当企业的组织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相等时，企业规模达到最大。即此时＝。

科斯认为一体化与专业化标准成立的前提是两者的未来预期收益相等，也就是会计学上的关于原材料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标准。若未来预期收益不一致，则此时选择一体化还是专业化的标准必须综合考虑两种方式下收益扣减成本费用后（即利润）的权衡。设一体化条件下的利润为P_c，专业化条件下的利润为P_s，则有：

当P_s＞P_c时，应选择专业化；

当P_s＜P_c时，应选择一体化；

当P_s＝P_c时，选择无差异。

同理，仅仅考虑交易成本而作出企业最优边界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企业的边界应由收入与费用（包括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共同决定，如图2—2所示。

其中，C代表成本费用曲线；S表示销售收入净额曲线；P代表利润曲线。那么，I区域就是企业的经济区域，Q ₂就是企业的边界（以产量表示） 。

当＝时，企业规模达到最优；

当＞时，企业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

当＜时，企业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

因此，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是值得商榷的，该理论忽视了会计学中非常重要的配比原则隐喻的重要经济含义。

科斯定理的重要政策之一就是：在两种产权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时，应以“交易费用孰低”为准则。设有两种产权制度（ A和B）可供选择，制度A的运行费用（交易费用）为TC_A，制度B的运行费用（交易费用）为TC_B，科斯认为：

当TC_A＞TC_B时，选B；

当TC_A＜TC_B时，选A；

当TC_A＝TC_B时，选A或B。

这一决策准则存在如下缺陷：首先，没有考虑配比原则，我们不仅要考虑制度运行费用（交易费用） ，还要考虑制度综合成本（包括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与制度综合收益（包括生产收益和交易收益）的权衡；其次，没有考虑权利的初始界定中原制度过渡到新制度的过渡成本，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交易费用，是决定产权制度能否变迁的重要因素。因而，科斯的制度选优准则应作如下改进。

1 ．两种制度优劣的比较：从交易费用理论到利润理论

设制度A条件下的生产收益⁽⁷⁾为PR_A，生产费用为PC_A，则生产利润PP_A为：

PP_A＝PR_A－PC_A＝（C＋V＋m） －（C＋V）＝m

式中，C表示劳动资料和劳动手段的价值；V表示活劳动消耗成本；m表示剩余价值。

生产利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产品（商品）的剩余价值。

设制度A条件下的交易收益⁽⁸⁾为TR_A，交易费用为TC_A，则交易利润TP_A为：

TP_A＝TR_A－TC_A＝S－（C＋V＋m） －TC_A

式中，S表示产品的销售净额。

设制度A的总利润为ITP_A，则有：

当PP_A＞0且TP_A＞0时，该制度下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才属正常，在此情况下，若PP_A－TP_A＞0，表明该制度下的总利润主要来自生产利润，PP_A－TP_A差额（设为DP_A）越大，表明该制度越具有生产性，可以遏制分配性努力的增长，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增长，进而助推经济增长。

当ITP_A＝PP_A＋TP_A＞0，即S－（C＋V＋TC_A）＞0时，表明该制度下企业的产品收益抵减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仍有剩余，这是制度存在的必要前提。

同理，我们也可以算出ITP_B。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种制度优劣的判断标准：

当ITP_A＞ITP_B时，A优于B；

当ITP_A＜ITP_B时，B优于A；

当ITP_A＝ITP_B时，若DP_A＞DP_B，则A优于B；

                              若DP_A＜DP_B，则B优于A；

                              若DP_A＝DP_B，则A与B无差异。

2 ．现实中的产权制度选优准则：利润理论的一个应用

如前所述，现实中选择新制度时，需要考虑从原制度过渡到新制度的费用，即过渡费用（设为CT） 。其中，过渡到A制度的费用设为CT_A，过渡到B制度的费用设为CT_B。因而，结合利润理论，科斯的产权制度选优准则应改进如下。

在ITP_A－CT_A＞0，且ITP_B－CT_B＞0的前提下：

当ITP_A－CT_A＞ITP_B－CT_B时，选A；

当ITP_A－CT_A＜ITP_B－CT_B时，选B；

当ITP_A－CT_A＝ITP_B－CT_B时，若DP_A＞DP_B，则选A；

                                                   若DP_A＜DP_B，则选B；

                                                   若DP_A＝DP_B，则选A或B。

综上可见，由于科斯没有利用会计学里的配比原则，使得他的产权制度（或经济体制）选优准则亟待改进。这也充分体现了会计学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会计存在的直接原因是减少信息不对称，根本原因是通过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来内部化信息不对称引致的外部性，使得组织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趋于一致，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增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会计学既具有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是优化资源配置的信号灯） ，也具有法学的学科属性（是优化权利配置的垫脚石）。遵循科斯的经济学和法学传统，我们可以从会计学角度对科斯定理作如下推论。

推论1：若交易费用为零，会计信息质量高低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推论2：若交易费用为正，会计信息质量高低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大影响。

推论3：建立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以消除私人合作协议障碍。

推论4：当争议双方能够通过合作解决争端时，无论会计准则如何界定权利，他们的行为都是有效的。

推论5：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逐步提高（降低） ，会计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上升）。

推论6：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大影响。

分析1：推论1和推论2是从科斯定理的经济学表述引申而来的。正如科斯第一定理是第二定理的铺垫一样，推论1也是推论2的铺垫。交易费用为零与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实质上是三个对等的范畴。当交易费用为零时，资源可以自由、无障碍地交易，进而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效率。那么，对于会计信息而言，无论会计信息质量高或低，此时都对资源配置效率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为直接目标的财务会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若存在信息不对称，则信息质量也不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此时会计信息无法发挥资源配置信号灯的作用。然而，现实中交易费用是正的，有关利益相关者的产权信息是不对称的，此时会计就大有用武之地。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就越能减少信息不对称，越能准确界定各产权主体的利益边界，使得产权主体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趋于一致，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增长，提高组织资源配置效率。当然，反之，则反是。

分析2：推论3和推论4是立足于科斯定理的法学表述。在我国，会计准则属于部门规章，具有强制力。会计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为了促进跨国私人投资合作，必须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的游戏规则（如法规） ，这种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降低交易费用，进而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建立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是各国对外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前提。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有利于降低准则转换等交易费用，降低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引致的成本，促进自愿交易，扩充市场范围。当争议的双方能够通过合作解决争端时，私人协议能够纠正会计准则对产权的无效率界定。因而，相对于会计准则界定产权而言，私人协议更符合双方利益，即不论会计准则如何界定产权，他们的合作行为都是有效率的。

分析3：推论5和推论6是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质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而言的。市场经济越完善，则竞争越充分，信息越完全，其他非会计信息也能够为资源配置提供信息源，此时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就减弱了，即重要性下降了。反之，则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实际上是产权明晰化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导源于“计划决定一切”思维，会计信息的资源配置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人们发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务会计信息的生成过程及列报实际上是会计界定产权的过程和对界定结果的揭示。会计准确界定产权的目的是明晰产权，进而保护产权，使组织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趋于一致，以激励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增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而，会计信息质量越高，表明会计对产权的界定越准确，就越能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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