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理论回顾、争鸣与拓展

2.2.1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回顾

在经济学的学科传统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推理方法和辩论方式存在几波主要的针锋相对的范式。主流经济学经典的推理方法和辩论方式是建立在斯密“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在这一理论范式中，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角色。但很快，经济学界就认识到这是太理想的情景，例如庇古指出的外部性引发了关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讨论。不过其后，科斯指出的外部性的私人解决方法再度扭转了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讨论。除庇古与科斯之争外，信奉市场竞争的芝加哥学派和信奉市场过程的奥地利学派关于自由市场与政府反垄断作用也引发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主流经济学之争（林民书和付才辉，2012）。不过，这两场争论主要基于西方市场经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间的市场与政府之争或多或少与经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不相干。

对后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主流经济学影响深远的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争论，莫过于兰格和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战。哈耶克认为，由于市场在处理分散信息中的作用，使得其在资源有效配置上有着政府难以替代的优势。然而，伴随苏联计划经济短暂的成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短暂的大萧条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强调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的横空出世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革命，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思潮对市场极度不信任以及对政府过度热情。不过其后，伴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艰难历程以及理性预期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这又使得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思潮对政府极度不信任以及对市场过度热情（林毅夫，2012；Lin and Rosenblatt，2012）。然而，实践与理论的深化都使得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范式下政府与市场的争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比旧结构主义更加糟糕（Easterly，2001），以机制设计理论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前沿进展也证明在诸多不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情景下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高于市场（Acemoglu et al.，2008）。机制设计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的一个进步主要体现在对具体情景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具体情景因素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优劣比较上的比较静态细节；但遗憾的是，其依然将市场与政府视为一种替代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每一时期都未遵循当时所谓主流发展思潮的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为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了新的转机。青木昌彦等（2002）将“东亚奇迹”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相关争论归纳为三派：亲善市场论、国家推动发展论、市场增进论。亲善市场论认为民间部门能够解决绝大多数市场缺陷，国家推动发展论视政府干预为解决市场缺陷的主要工具，而市场增进论则强调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被视为经济发展过程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争论上的一个分水岭。正如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所言，这要感谢世行的研究，人们不再继续坚持认为，是因为东亚地区的政府极少对经济进行干预才使东亚经济如此表现不俗；或者，如果政府不过多干预，东亚经济会得到更快的发展。这一贡献极有价值，因为人们对东亚问题的讨论如今就可以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有了更高层次的共同理解。然而，《东亚奇迹》的这项开创性研究存在一个缺陷：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奇迹。[16]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等，1994）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分析了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转型过程，其1999年的修订版将“东亚奇迹”采取的发展战略称为“比较优势战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经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称为“赶超战略”，并对比两者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做了界定。在实行赶超战略的情况下，为了支持一些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发展，人为干预经济，扭曲市场和价格信号，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是赶超战略的内生要求。因此，政府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以至于伤害经济发展过程，这几乎是必然的；而且，除非改变这种发展战略，否则这种灾难性的政府干预是无法纠正的。与之不同，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情况下，政府职能仅限于获取信息提供中的规模经济，以及对外部性提供补贴，这样的干预活动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林毅夫等，2014）。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林毅夫（2012）进一步阐述了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和操作程序，即“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Lin and Monga，2011）。

2.2.2　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

“他（林毅夫）的这个努力的起点是把早期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的这个思想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升级的全局考虑中，试图构造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张军，2013，第1088页）。在林毅夫（2012）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虽然“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基本论断是争论的最大公约数，然而具体的发展战略，尤其是产业发展政策，应该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的简单二元分析范式却面临诸多争议。[17]正如张夏准在与林毅夫（Lin and Chang，2009，pp.483—502）辩论时所指出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是，对生产某种特定的产品来说，只有一种最好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能力来使用该技术。因此，在比较优势理论中，如果厄瓜多尔不应该生产宝马车，不是因为它不能生产，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太高的机会成本，因为生产宝马车将使用太多其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然而，这恰好把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的最关键的因素给假设没了，这就是各国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同能力或所谓的‘技术能力’。最终的结果是，富国富有，穷国贫穷，是因为前者可以使用并开发技术，而后者不会使用技术，更不用说开发。获得更高技术能力的过程的本质，是一个试图赶上技术更先进国家的过程，必须建立和保护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积累的发生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不存在具有普适性的‘资本’或‘劳动’这样的东西，能让一国积累并配置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资本积累是以一定的具体形式进行的，如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机床、高炉、纺织机器。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国家已经拥有汽车行业所需的资本-劳动比，如果它的资本是以纺织机器等形式积累的，它也不能进入汽车行业。同样，即使一个国家积累的人力资本多于进入汽车行业的需要，如果所有的工程师和工人接受的都是纺织行业的培训，它也不能开始汽车生产。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不得不用近四十年之久的高关税保护其产业汽车，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并几乎禁止该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直到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出于同样的原因，诺基亚集团的电子类子公司，在能赚取任何利润之前，不得不由它的姊妹企业交叉补贴了17年。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韩国，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的主要区别是：林毅夫相信国家干预虽然重要，但应该主要是促进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利用；而我则认为，比较优势虽然重要，但不过是一条基线，一个国家要想升级产业，就有必要违背其比较优势。”张夏准的观点与前述国家（地区）推动发展论大同小异。这一观点的拥护者认为，东亚经济中的强政府正是通过故意“将价格弄错”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促进了产业的繁荣，离开了政府干预，这些都难以实现，例如Amsden（1989）对韩国、Wade（1990）对中国台湾的论述。Amsden（1989）甚至认为，像“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国的产业政策能跨越亚洲的制造业走廊和中东的能源带，实际上其产业政策很可能比林毅夫和孟加所说的更为成功，而不是大部分失败了。不过，一些亲善市场论的拥护者也担心政府善意但过于积极的政策、出手过重的非侵犯性政策组合、不加区别地把以往成功的政策延期等做法会扼杀市场运行的活力，导致猖獗的寻租活动（如Tendulkar and Amsden（2011）的评论）。

这些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要么忽略结构变迁的后发优势，要么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中政府干预所带来的代价，对政府在结构变迁中作用的代价与收益把握得不够精准。据此，付才辉（2014）在一般理论层面上构建了一个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用以概括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有缺陷的市场的干预也可能引发的成本与收益问题。顺此思路，付才辉（2015a）在经典的政府公共服务内生增长模型中分析了政府的部门专用政策在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之间的两难冲突，并将之概括为中国式发展的长期机制。付才辉（2015b）在一个微观协调投资博弈模型与新古典-熊彼特混合增长模型中分析了政府金融干预在诱发产能过剩与促进技术进步之间权衡取舍的理论机制，以此论证发展中国家在通过金融政策来利用后发优势时存在内生的两难困境。

2.2.3　一个拓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框架，核心原理是结构变迁的价格理论，包括以禀赋结构的供给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静态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形成了以禀赋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为发展过程，以相对价格和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以发挥比较优势和利用后发优势为发展方法，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政策导向的一套关于发展与转型的经济结构科学（付才辉，2015c）。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归纳为三条：结构变迁的基本原理、结构转型的基本原理、结构变迁中政府作用的基本原理。林毅夫和付才辉（2015）还在结构变迁中政府作用的基本原理中归纳了政府的两个最为基本的理想干预维度：在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禀赋结构升级（如软硬基础设施）和具有溢出效应的生产结构升级中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在第一个维度上争议较少，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一门成熟的公共经济学。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二个维度上，仅仅处理溢出效应（如知识溢出、先驱者效应等）的政府干预的理想状态确实难以全面概括复杂的现实。尽管林毅夫（2012）也批评了旧结构主义用“低收入的外围国家”“高收入的中心国家”两分法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差异的局限性，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处于整个谱线上的不同发展水平，然而“连续可能并非处处可微”——市场自身在连续的每一水平上不见得能够平滑地推进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持续升级。因此，本章主要的研究目的与可能的理论贡献便在于：通过潮涌现象，揭示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自身不能充分实现由结构变迁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发展机会时政府干预所引发的代价与收益以及市场与政府互动方式的逻辑。图2.1概括了这个理论分析框架的关键要点：首先，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发展机会具有后发优势，信息不完全导致的协调困难使得市场自身难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其次，为了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政府有动机实施积极的政策组合干预市场，结果就有可能在发展机会与产能过剩之间面临权衡取舍。下面就按照图2.1所示的逻辑链条结合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例证依次展开分析。[18]

图2.1　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