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网络时代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和主体建设
伴随社会的网络化进程进一步提速，作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及其内部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大学生已经完成了从中国网民生力军向主力军的转变，成为网络社会尤其是校园网络社区中信息接受、传播和文化创造的主要参与者。网络传播通过打破信息传递通道中的既有秩序重塑了话语权分布格局、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观念，造成传统教育模式中主、客体泾渭分明的格局被突破，一幅崭新的教育图景正在逐步成型。
从教育主体的角度看，“教授治学”向“师生共治”转变，学生在大学教育和高校管理中的作用不断被激发。近年来，伴随高校基本任务从“以教学为中心”向“教学科研并重”的转变，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不断被对物质和科研成果的追求所稀释，这引起了国内高校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为此，在新近陆续被核准实施的大学章程中，不少高校在传统的“教授治学”基础上提出了“师生治学”的理念，将高校学术研究和内部治理的教师“单主体”拓展为师生“双主体”，尝试重新发现和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从教育对象的角度看，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向后喻文化时代过渡，“文化反哺”的现象更加突出。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代的发展概括为从前喻文化时代到并喻文化时代、再到后喻文化时代的渐进发展。在后喻文化时代中，以网络为主的媒体系统不仅拥有丰富的信息和知识储存，而且更新速度极快，年轻一代以其独特的直觉和敏锐、迅速适应新时代的文化。于是，教师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占有者和垄断者，也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源泉，年轻人因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甚至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
从教育方式的角度看，传统的“三全”育人向“四全”育人转变，全环境育人关注的教育场域的基本理念为大学育人提供了新的启示。[18]传统的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理念，基于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创造性地从教育主体、教育载体、教育过程三个方面回应了文化和教育有关问题。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教育发展变化形势，“三全”育人理念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局限和不足，尤其是在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评价层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环境育人对传统的“三全”育人理念进行继承发展和必要补充，紧扣“信息——观念——价值——行为”这一育人本质链条，打破传统的教育主体、客体、内容、形式的划分方式，形成家庭、社区、学校及网络社会等一个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所关联的独立育人场域，强调每个育人场域个性化作用的充分发挥，以期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观念的有效传递、价值的有效传承和行为的有效引导。
一、大学文化的定义与大学校园文化的时代变化
所谓“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历史的积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它以大学人为主体，以知识及其学科（专业）为基础，主要凝聚在大学拥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是大学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的总和，是大学作为人类社会知识权威的文化基础，是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就其流变来看，一方面深受所处历史条件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这种烙印渗透于大学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文艺复兴给欧洲大学带来了人文主义的清新之气，又如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之初，“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同样也是大学文化的要义；另一方面个别关键人物的主张又为大学文化注入了个性元素，如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重要理念，杨叔子在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期间积极倡导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目前，有关大学文化的研究热潮，与其现实作用的不断发掘紧密相关，概括来看，一般认为大学文化有助于科层组织环境中凝聚师生员工促进校园和谐，有助于教育活动传递正确价值观念促进学生成长，有助于营造良好研究氛围鼓励创新创造促进学术探索，有助于大学作为文化高地树立积极导向促进社会进步。
所谓“校园文化”，从广义角度来理解，指的是由历届师生传承和创造的校园生活方式、环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具体地说，校园文化包括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精神文化等。[20]从时间关系来看，“大学校园文化”一词的出现早于“大学文化”，这其中有认识不断深化的原因，也反映出两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区别也有联系。具体来看，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亚文化，体现的是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身份性质，而校园文化作为大学文化的下位概念，则是大学文化在校园中的具体表现；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精神，侧重于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则是承载、落实、体现办学理念的手段与措施。这种特殊关系，也就决定了大学校园文化在大学文化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基础性地位：一方面，前者的发展变化为后者的研究深入提供了丰富素材、切入视角、理论框架乃至方法论武器；另一方面，前者富于灵活性、创造性的工作探索为后者稳定的形态变化不断注入生机。大学校园文化的这种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还可以从其整体效应得到印证，发展成果直接体现于学生群体的成长，而这正是大学文化最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价值。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存在，是行为的发出者，决定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主要方面，而客体则是主体行为施予作用的对象。由于主体和客体之间本质上不是一种实体关系，而是一种功能关系。[21]如果借助这一组哲学概念观察大学文化建设的历史，则呈现主体嬗变的基本轨迹。如前所述，师生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共同体，但是在前喻文化时代，教师既是教育者也是传授者，学生则是被动接受者，主客体关系泾渭分明；而在并喻文化时代，由于传统的师生关系发生转型，教师与学生同时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主体；面对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学生的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主客体关系日渐逆转。面对这样的变化，强调提出大学校园文化主体建设具有时代意义：一方面，“网络世代”因占有信息获取优势，其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主体是大势所趋，开展主体建设有利于学生群体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群体在主体地位发生变化后，需要开放心态转而以针对学生群体的因势利导作为教育工作重点，开展主体建设有利于新形势下教育效果的达成。
二、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
在“全环境育人”的逻辑体系中，“教育场域”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其构成元素的多样化决定了自身内涵的丰富性。[22]对教育者而言，不仅要求通过教育的外在环节对受教育者进行干预引导，更要求注重把握受教育者的内在特点及其发展变化，通过个性化的物理和心理环境、氛围的塑造，以传播效果考核为新的教育主导因素，通过教育环境的研究和改造，来实现教化启迪的最大效果。具体到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领域，全环境育人理念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则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认识到当前文化环境和信息环境的复杂性。从全球格局看，网络社会作为权力的角力场和资本的博弈台，使信息、观念、价值的复杂性不断加剧；从中国国情看，艰巨的经济社会建设任务，以及从传统管理体制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复杂过程，使矛盾关系异常复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网民群体而言，网络的技术转型作用与社会转型过程紧密互动，产生了特殊的聚集效应，受到群体理性缺失倾向的影响，这种分散型、低门槛的话语权分布格局与负面声音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因此网络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社会消极情绪的扩音器，加剧了网络表达的复杂程度和负面倾向。
二是认识到重塑青年大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性。当代大学生以其对网络技术的熟稔掌握，逐步消解了传统教育主体既有的权威地位，实现了从网络社会生力军向主力军的转变，昭示了自己在育人过程中的主体性回归，逐步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乃至文化环境的传承创造者。除此之外，在师者规训下被动传承的既往经历，日渐被自我成长、自我教育的模式所取代；青春期充满叛逆的逆反心理，与被压抑良久后的突然爆发纠缠在一起，形成了反对传统主流文化、再造自身青年亚文化的强大惯性。
在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主体是大学的领导者和大学教师——领导者作为大学发展全局的掌舵人，理应成为校园文化建设这个分支领域的策划者，领导者的思路、理念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了校园文化的方向和地位；大学教师有着更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注重经验、论资排辈的传统话语体系里，面对着“稚气未脱”“见识浅薄”的年轻一代，大学教师理应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领路人，用他们的人生经验为年轻人营造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然而，我们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高校育人大局的，而育人工作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的。如果过分强调领导者和教师群体的主体地位，就会造成建设主体与客体之间缺乏共同目标和价值追求，结果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供需错位和相互轻视，陷入主体自说自话、客体敷衍了事的尴尬境地。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就要改变对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认识，重新树立青年群体的主体地位，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把青年人真正当成服务对象而不只是机械的管理对象，既要掌握青年人的基本状况，明确他们的长处和不足；也要掌握青年人的基本需求，了解他们青睐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还要把对青年人基本状况和基本需求的认识对接起来，跟上年轻一代的步伐，以此为指引不断完善领导者和教师群体的知识体系、能力体系。二是要把青年人真正当成参与建设的主力军，相信青年人有能力、有热情建设好校园文化，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要对青年亚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保持理解的态度，要为青年自组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跟踪辅导。只有这样，校园文化建设才能因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焕发蓬勃生机；也只有这样，校园文化建设才能落地生根、服务于育人本质要求，而不只是作为高高在上的面子工程。
三、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建设
落实师生共建，尊重青年学生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着重打破对于建设主体的错误定位以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校园文化建设与一般的课堂知识传授不同，它并非完全由教师的意志所支配就能自然而然地进行。在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指引下，校园文化建设得以真实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吸引”受教育对象成为特定建设活动的自觉参与者和接受者，而网络时代信息获取门槛的降低又决定了这种“吸引”无法借助现实生活中的压服手段和强制力量。因此，在网络社会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推进比以往更加困难与艰巨，它必须具有满足受教育对象自觉选择需要的价值性。因此，全环境育人理念强调，必须从尊重青年的主体权利与独立、自由、自主的存在状态出发，把传统的限制青年主体性发展的异己力量剥离出去，把开掘和提升青年的主体性作为价值目标，使青年获得“更高的解放”，从而使校园文化建设领时代风气之先，真正成为青年的自由、自觉的行为选择。[23]
课堂是大学育人的传统阵地，将校园文化建设目标纳入传统课堂范畴，将有助于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创新，更好地服务于全局性的文化育人工作。在课堂教学中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意味着将发挥课堂教学体系性强的优势，通过课堂教学的传统形式全面、系统、深入地解读网络信息时代校园文化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让青年学生对于网络信息时代的利与弊、机遇与挑战有清醒的认识。
与此同时，还要特别注重网络信息时代课外实践，尤其是基于网络空间的课外实践的开展。教育者需要理解并教育、指导学生的网络行为，以开放、学习的心态积极参与到学生的网络活动中，对年轻态的网络前沿文化保持关注和审视，以平等、交流的方式实现互动育人。而为了与网络公共空间进行互补，更好地发挥参与公共议事的实践教育作用，校园文化建设还应鼓励、引导举办线下的青年空间、青年沙龙等活动，提升学生的公共事务参与热情和能力。
面对网络信息时代道德失序、治理难度不断加大的现实情况，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以价值引领为导向，积极弘扬以“融入·节制·创造”为核心的青年网络文明观。在引导青年人积极融入网络世界的同时，帮助其妥善协调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警觉“浅阅读”“泛社交”的危害，并积极鼓励其在网络世界中大胆创新创造。
在线下层面，首先要完善领导体制，推动成立高层级的议事协调机构乃至实体办事机构，从制度上彻底改变网络信息时代校园文化建设，尤其是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体制格局。其次，要改进工作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充分调动青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办好青年人迫切需要的活动。最后，还要拓展建设途径，丰富活动内容，比如针对网络热点在线下进一步开展相关主题活动等。
高校学生网络自组织是大学生网络群体发展的一个较高阶段，相比于传统组织，其组织文化和组织观念都更为独立、自由，也存在一定风险，但因为没有纳入学生社团的管理范畴，客观上导致高校对于青年自组织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管措施，规章制度上也存在着“盲区”，对高校安全稳定及青年组织自身的发展带来一定隐患。为此，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高校需提高重视程度，及时制定和完善针对网络虚拟组织、青年自组织的管理制度，针对其发展问题与现实需要，及时提供应有服务，其中特别应重视对组织骨干的教育和引导，传递正面积极的组织观念，尤其是网络社会中辨别是非、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以期带动形成健康的组织理念和组织文化。
一是要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围绕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目标，既兼收并蓄、又有所保留，既把握好大方向、又不过多干涉不属于自己权责范围内的事务，使校园文化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基础上充满生机与活力。二是要调动学校党政系统各部门的工作积极性。为保障具体政策的落地生根，相关部门教职员工要转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态度，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认识，在思想上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在行动上支持校园文化建设。三是要加强基层党团、班级、宿舍、传统社团等组织的建设。基层党团、班级、宿舍是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首先接触到的基础单元，加强这些组织的建设，将有利于增强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的覆盖面和多样性。此外，应发挥传统社团活动流程更加规范、人员结构更加固定的优势，打造一系列有特色、有水准、有规模、连续性强的品牌活动。
一是树立“互联网+”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要正确认识网络信息时代的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理性看待它们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成年人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张力，站在青年人的立场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在网络产品更新速度极快的新媒体时代，校园文化建设尤其要坚持以网络阵地建设为工作基础，建立“可用、可信、可控”的高校网络社区，形成全媒体之间互联共通、相互借力的态势，从而使网络阵地更加符合青年群体文化心理特点，更便于矛盾化解和情绪疏导，也更能够发挥正向育人的作用。
二是掌握“市场化”的分析方法。在现实工作中，校园文化建设者往往习惯于将占领新潮舆论平台作为工作的重要手段，但尴尬的是，经常出现引导者刚了解相关社交性网络平台的运营规律和操作方式，被引导者就已经“转移阵地”的情况。此外，即使引导者能够不失时机地占领相关的社交平台，在观点至上的公共舆论场，政治地位正统性、政治导向正确性的优势也往往难以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引导力。如何挖掘和发扬主旋律的优秀价值，使其真正产生传播和辐射的功能，是超越于平台占领之上的更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