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及思考
李玉
中日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对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历程做一概述，并通过对中日相互认识中的正面认识与负面认识的分析对中日相互认识做些思考，以此为中日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拟分古代（近代以前）、近代（19世纪70年代—1945年）和现代（1945年至今）三个时期加以介绍。
需要说明的是，在概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日相互认识中引用了舆论调查的一些数据，以此作为阐述的实例。
第一部分 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
一、中国对日本认识的演变
中国古籍早期有关日本的记载见于《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8]而289年（晋太康十年）陈寿撰写的《魏志·倭人传》则明确记载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该书还描述了日本建立大和王权以前的情况，可视其为中国研究和认识日本之始[9]。
自《魏志·倭人传》之后，中国各朝对日本的记载均见于官方的正史。各朝正史对周边邻国都立传记述，其中包括日本。可见，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日本最早的国家。尽管如此，近代以前，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明代以前的研究者几乎不亲自去日本，多靠记录听闻或抄袭前史的各朝“正史”进行研究，可谓是“隔海研究”。因此，古代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往往停留于表层，多为一般知识性的了解，有些认识还有错误，以至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少中国学者连组成日本列岛的主要岛屿都不清楚。例如，1848年福建巡抚徐继畲主持编修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对日本列岛的介绍是日本“位于海中，三岛并列，北为对马岛……中为长崎，南为萨（萨摩）[10]。
如前所述，中国正史中均有日本的记载，但都是将其列入“东夷传”或“东夷蛮传”之中。“东夷”的称呼显示了处于“华夷秩序”中心地位的古代中国王朝藐视周边小国的心态。当然，对日本也是如此。例如，清乾隆年间（1736-1795）编修的《大清一统志》中列举了三十多个朝贡国，其中，将日本列为第十二个朝贡国。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不少中国士大夫还瞧不起日本，仍将日本视为“蕞尔三岛”“东夷小国”或“朝贡小国”[11]。可见，古代中国对日本是无视、轻视或蔑视的。
19世纪70年代—1915年（20世纪头20年）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近代化的强国之路。反之，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并愈陷愈深，特别是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立志改革，从日本看到了希望，将日本视为模仿的榜样。一些中国人撰写的旅行记或著作中有的对日本明治维新和维新后的改革大加赞赏，有的客观地介绍日本的风俗、民情、日本人的性格，其中对日本人的一些性格，如日本人喜好清洁、勤劳刻苦、讲礼貌、善于模仿、善于学习外国经验均予以积极的评价。再如，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书明确指出，明治维新是中国改革和维新的榜样，中国只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就足够了。该书还列举了几条中国应该学习的经验（改革集团的团结与坚定的信念、设立制度局、从民间选拔人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12]。客观地介绍日本，赞扬和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及日本走向强国之路的经验，并极力倡导学习日本，以推进中国的维新与改革已成为这一时期对日本认识的主流。此时，在人们心目中，日本的形象是以正面为主的。
总之，在这种一强，一弱，一个维新成功，一个力图维新的国情下，人们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过去的“天朝大国”的无视或蔑视“东夷小国”或“朝贡小国”的日本转变为重视日本，赞扬和宣传日本的改革，并向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强国的日本学习。这一变化是中国日本认识的第一次转变。
1915-1945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时，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暴露无遗。因此，中国人从向往明治维新的美梦中惊醒，重新认识日本，开始思考和研究，日本为什么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中国的？这一阶段，学者和政治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日趋激烈。例如，孙中山严厉批判日本的武力扩张和侵略中国的政策，强烈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指出“二十一条和军事协定是束缚中国手脚的最坚固的日本铁锁”，“只有废除二十一条，中国才能迅速实现统一”。[13]李大钊也猛烈批判大亚细亚主义，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主义的代名词，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日本妄想成为亚洲的盟主，由其支配一切”。[1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日本认识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对日本认识的第二次变化，即从明治维新后的客观地介绍日本，宣传和赞扬明治维新及日本的近代改革，逐渐转向揭露和批判日本的对华侵略及其帝国主义的本质。这种对日本的揭露与批判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达到高潮。此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侵略者的形象。
1945-20世纪90年代初期
1945年二战结束，从此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30多年间，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严格地说是20世纪头20年至1945年中国日本认识的延续，其基本趋向是，对日本的认识仍侧重于批判，只是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是，随着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随着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全面客观地研究和学习日本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举。于是，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再次发生转变，这就是中国对日本认识的第三次变化，即从过去的以批判为主转变为全面、客观地介绍日本，科学地研究和借鉴日本的经验。这时，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逐渐由“经济巨人”“科技强国”等正面形象所代替。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入，中日经济、文化及人员之间的交流逐步扩大。有关日本的富裕、现代化以及管理先进等的介绍和信息不断见诸于报刊和电视，加上日本电子产品、汽车的品牌效应，“富裕、现代化”的正面形象已为更多的中国民众所接受。
从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以正面形象为主。例如，1988年12月和1992年12月实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日相互印象调查”中，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主要是，“富裕”“现代”“民主”。调查中，在“正面评价”方面列举了10组形象词，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勤奋”“有进取心”和“富于智慧”。而“负面评价”方面列举的10组形象词中否定性评价主要是“不可信赖”“心胸狭窄”和“难以理解”。[15]
与此相关联的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也比较高。例如，1988年8月“日中共同舆论调查”中，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好”的比例为53.0%。[16]这一时期，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好”的比例一直高于“不好”的比例。例如，1995年3月“中国公众对日意识调查”，对日本印象“好”的为52.0%，“不好”的为35.0%。[17]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争端、台湾问题等引起的磨擦与矛盾不断加深与激化，中日关系呈现出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不稳定的状态。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国内右倾化日趋加剧，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执政的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2012年9月野田内阁将钓鱼岛国有化；2012年12月安倍上台后，一再挑战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妄图否定“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美化侵略战争，在历史问题上挑起事端，致使中日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严峻的状态。由此，中日舆论日趋恶化，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经济巨人”“科技强国”等正面形象又一次被负面形象代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负面认识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由以正面形象为主转变为以负面形象为主，对日本的好感度明显下降。例如，“1996年12月中国青年对日本认识的调查”中，对于“提到日本二字最容易使你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所做的回答的结果是，（1）南京大屠杀为84%；（2）“日本鬼子”为81%；（3）武士道为58%；（4）樱花为51%；（5）钓鱼岛问题为49%；（6）日本电器为49%；（7）富士山为48%；（8）广岛原子弹爆炸为44%；（9）东条英机为41%；（10）日本人的团结与敬业为36%。[18]负面印象均排在前列，比例又很高。再如，“1999年8月第三次日中共同舆论调查”中，60%的中国民众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其中主要列举的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侵略者、好战的国家”“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思想”“日本否定侵略历史”“凶暴残忍、野蛮、没有人性”等；而持正面印象的比例则为20%。列举的主要有，“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等，负面形象完全压倒正面形象。与此相关联的是，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日趋恶化。
例如，1996年12月“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调查”中，对日本印象“不好”的比例（41.0%）超过了“好”的比例（15.0%）。此后，这种状况一直继续。
例如，1999年11月“电视与中日相互意识调查”中，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为53%，“好”的为46%[19]。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更加恶化，对日本的好感度已降至历史最低点。例如，在2005-2014年的舆论调查中[20]，在问道“提到日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中国民众的回答中，“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侵华日军”等始终排在前三位。在2005年、2006年、2008年和2009年的调查中，“南京大屠杀”则排在第一位。在2012年和2014年的调查中，“钓鱼岛”和“南京大屠杀”也排在第一、二位。
2005-2014年期间，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好”的比例最高的为38.3%（2010年），2013年则跌入最低点，这一年对日本印象“好”的比例为5.2%，“不好”的为92.8%。
2005-2014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对日本印象“好”与“不好”）
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在钓鱼岛及周边诸岛的领土争端上采取强硬态度”（2011年为39.4%，2014年为64.0%），“日本没有正确认识侵华历史，没有认真地反省和道歉”（2011为46.3%，2014年为59.6%），“日本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2014年为31.6%），“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强烈”（2014年为21.3%），“日本傲慢，内心藐视中国人”（2014为17.2%）[21]。
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第四次变化，其表现是，中国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自信心逐渐取代了自卑感，自豪感逐渐取代了羡慕感。
二、日本对中国的认识
古代中国因其文明的领先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近邻民族和国家为边缘的东亚文明和区域秩序即“华夷秩序”，中国成为这个“秩序”的中心，由此构成了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民众和国家的宗藩关系即朝贡册封关系。
古代的中国与日本，一个处于东亚的中心，一个在东亚的边缘，文明发展滞后的日本自古就向中国学习，引入中国的文化，从制度到文字，从服饰到器物，完全被纳入了“中华文化圈”。所以，古代的日本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受中国影响，对中国是崇拜的。因此，古代日本对中国认识的主流是“慕华”，是一种“慕华”的中国观。“中华礼乐花开遍，元气吹嘘日本樱”“万乘之多，五等之列，九州之地，何外求哉中国之为中国也”，德川时代学者林罗山（1583-1657）的这段话是对“慕华”中国观的最好的注解。[22]
这种“慕华”的主导意识到了德川幕府中期（1680-1716）以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国学和兰学的兴起，“慕华”意识日趋弱化，疑华、蔑华思潮增强，社会上出现了一方面尊敬“文化中国”，同时又批判现实的中国，甚至将中国妖魔化的风气。思想家古贺侗庵（1788-1847）和本居宣长（1730-1801）的言论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
古贺侗庵说“唐人识见窄狭，夜郎自大，以为宇宙之际，绝无强大富瞻若我齐州者……以中华礼仪之邦自居，非颜之厚而何也”。[23]本居宣长称，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呼吁日本人不要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洗净，坚守大和魂至为紧要”。[24]
尽管如此，“慕华”的中国观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一时期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割裂开来，在对“文化中国”表示尊崇的同时又对现实的中国加以批判的风气对近代以后日本对中国认识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走上近代化国家之路的同时也踏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开始对周边国家实行扩张和军事侵略。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约》，进而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并在战争中打败清朝。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更加蔑视中国。战争之后，藐视、污蔑的话语已常见于日本的报刊和书籍之中。例如，竹越与三郎（1865-1950）在《支那论》中说，“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种，彼等同如鼠类”，在其他文章中多使用“虚伪”“强盗般的侵略人种”“豚尾汉”“流浪者”之类的污蔑性语言。[25]随军记者田山花袋更是在其从军记《圣尘》中污蔑道：“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资格。”[26]正如日本民主政治家吉野作造所说“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有轻侮支那的观念”[27]。有些人对中国更是采取无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如福泽谕吉（1835-1901）在其所著的《脱亚论》中说“为今日计，我国不可在期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上犹豫，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亲近恶友者无法免除恶名。我等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28]
总之，甲午战争后，古代日本的“慕华”中国观彻底破碎，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次变化，即日本的中国观从“慕华”转向“蔑华”，日本开始无视和蔑视中国，视中国为“半野蛮国家”和“亚细亚之恶友”。
与此同时，日本自我膨胀，优越意识增强。如《教育时论》称“今我大日本帝国已不是东洋孤岛上贫弱国家，而是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日本要“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29]；大隈重信（1838-1922）也自称日本已“融合东西文明，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30]这种通过甲午战争胜利而滋长的优越感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成为后来影响日本对中国认识的重要因素。
进入20世纪后，日本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14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乘机入侵山东，并于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妄图攫取更多的利益。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以及残害中国民众，至此，日本对华的蔑视已经变为敌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
1945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
从1945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二战前中国观的延续。但是，20世纪50年代，面对着战争给中国和日本带来的严重灾难、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以及新中国政府实行的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与广大日本民众区分开来的政策，日本社会中出现了“反省和原罪的中国观念”，而且相当强烈，其主要表现是，以日本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中侵略罪恶的反省和追究，即承认侵略战争造成的罪恶，抱有负罪感，并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抱有感恩心理。这两种认识可称之为“反省意识”和“谢恩意识”。与此同时，新中国建立后，崭新的制度和清新的气象，使这部分人视新中国为新生、和平和人道的象征，是日本未来的榜样。这种认识可以称作“追求意识”。[31]此外，日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和尊崇仍然存在。尽管如此，蔑视中国的意识依然是根深蒂固的。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强大、科技发达；而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停滞，国力衰退。日本的大国意识再次抬头，视中国为“落后”“贫穷”“专制”“愚昧”的国家，藐视中国的对华认识故态复萌，并一直延续着。
这种观念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结果可以得到印证。在1988年12月和1992年12月第一次及第二次“中日相互印象调查”中，日本人认为中国“贫穷”和“传统”的比例1988年和1992年的两次均为60%—70%。认为中国“不民主”的，第一次调查（1988年）为58%，第二次（1992年）则上升为67%。[32]可见，在日本民众心目中，中国是“贫穷”“传统”“不民主”的国家，是负面形象。然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仍残留在日本人的脑海中。例如，1992年8月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认为中国的魅力之处是，“自然景观”（占43.9%）、“文物古迹”（占30.8%）和“艺术品”（占28.1%）。[33]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对改革开放的中国实施了援助，在资金（日元贷款）、技术、接受留学生等方面帮助中国现代化。这固然是出于日本的促使中国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及借中国钳制前苏联的政治、安全的战略考虑，但是，无疑是与日本认为中国“落后”，两国经济差距巨大，尚不能成为竞争对手是有关系的。舆论调查显示，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度比较高，80年代，日本民众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率约为65%—75%，“没有亲近感”的比率约为20%—25%。1972年10月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为18.0%[34]，1978年增至62.1%，1980年达到78.6%，为史上最高，而“没有亲近感”的只有14.7%。“有亲近感”的直到1990年还保持在52.3%。[35]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中国认识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第二次重大变化，其表现就是，面对着日益发展的中国，恐惧感和威胁感增强，自信心变为戒备心，而蔑视感为排斥感所取代。
这些变化可以从中日舆论调查结果中得到印证。调查显示，视中国为“威胁”的日本人，1978年为10.5%，1981年为1.7%。[36]90年代中期后，“中国威胁”论调日趋显现，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1996年1月4日的调查，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今后对日本最有威胁”的国家的比例为45.6%。[37]“1998年5月朝日新闻的调查”中，日本人感到中国威胁的比例达到64%。[38]日本民众认为对日本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第一位是北朝鲜，第二位是中国（2010年为47.0%，2014年为64.3%），其理由是（以2010年为例），①中国“有核武器”（47.0%），②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不久的将来会构成威胁”（60.9%），③中国“屡屡侵犯日本领海”（47.7%）。
与此相关联的是，9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华好感度不断下降。例如，1996年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比例（51.3%）超过了“有亲近感”的比例（45.0%）[39]。之后，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进入21世纪后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恶化。2005-2014年的调查显示，“有亲近感”的比例逐年减少，2005年为15.1%，2014年只有6.8%，达到最低点，“没有亲近感”的，2005年为37.9%，2014年达93.0%，升至最高点。
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原因有（以2014年的调查为例），“在确保资源和能源方面，以自我为中心”（52.8%），“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持续对立”（50.4%），“在历史问题上批判日本”（48.9%），“中国采取不符合国际规则的行动”（47.9%），“中国媒体不断的反日报道”（41.1%），“军力增强，军费不透明”（28.7%），“中国的民族主义强烈”（18.4%）。
2005-2014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三、中日相互认识演变的归纳及发生变化的原因
中国对日本的认识的第一次变化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其转折点是甲午战争。变化的内容是，对日本从古代的无视、藐视转变为重视、学习，以求改革自救。之后，中国屡遭日本欺辱、侵略，至20世纪10-20年代对日本的认识发生第二次变化，其转折点是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变化的内容是，对日本从重视、学习转变为揭露、批判、仇视直至敌视，这一认识延续至二战结束。而由此而产生的以负面认识为主的日本观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一直居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发生变化，这就是中国对日本的认识的第三次变化。其转折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转变的内容是对日本从以批判为主转变为客观地研究和借鉴，日本的负面形象也随之被“经济大国”“科技巨人”的正面形象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发生第四次变化，其转折点是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变化的内容是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的“科技强国”的正面形象因其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及其经济的衰退而又一次转变为负面形象。
上述四次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第四次。形象地说，第一次是中国从古代的“俯视”日本转变为“仰视”日本；第四次是中国从近代以来“仰视”日本转变为与日本“平起平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次变化是中国对日本认识的根本性转变。
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第一次重大变化也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维新以后，其转折点也是甲午战争，变化内容是，对中国从古代的“崇敬”转变为“无视”“蔑视”直至“敌视”，这种主流认识在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期间达到最高峰。二战结束后，日本对华认识虽在50年代稍有变化，但是，“蔑华”的这一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性改变，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发生第二次重大变化，其转折点是9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变化的内容是，日本人自信心受到严重的挫折。在日本人心目中，原来弱势的中国成为自己的“威胁”，由此，戒备心和排斥感随之增强。
促成中日相互认识发生上述两次根本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实力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综合实力远远超出日本，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很强大，在这种“一强”（中国）“一弱”（日本）的状况下，中国对日本的无视和藐视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被纳入“中华文化圈”的日本对中国的仰慕和尊崇也就成为必然。
到了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实力日趋强大。反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中国则日渐衰落。两国实力对比倒转，在这种日本变“强”、中国变“弱”的状况下，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必然从尊崇转向无视和藐视，而中国对日本的认识随之从无视和藐视转向重视和羡慕。这些已被历史事实所验证，在此不再赘言。
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增，而日本则因“泡沫经济”破灭，经济日趋衰退。2010年中国的GDP（59847亿美元）超过日本的GDP（5474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一强”（日本）“一弱”（中国）变成了“两强（中、日）并立”，其结果是，中国民众的自信心增强，日本民众的自信心严重受挫。这一点从2011-2014年舆论调查的几个数据中可以得到印证。
例1在“今后领导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个”的提问中，中国民众回答是“中国”的2013年为41.6%，2014年为41.8%；而回答是“日本”的2013年为3.5%，2014年为8.9%。日本民众回答是“日本”的2013年为9.8%，2014年为10.8%；回答是“中国”的2013年为16.2%，2014年为11.3%。
例2在“对2030年日本的预测”的提问中，中国民众认为“日本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的2013年为7.7%，2014年为8.9%；认为“日本不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的2013年为24.4%，2014年为28.1%；认为“日本经济大国地位及其影响力都下降”的2013年为33.1%，2014年为24.6%。
例3对“2050年中国经济的预测”的提问中，中国民众认为“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的2011年为26.6%，2012年为21.5%；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与美国并列的大国，具有竞争力”的2011年为52.7%，2012年为53.8%；认为“中国经济难于顺利增长，很难与美国并列”的2012年为12.3%，2012年为13.3%。
例4对“2050年日本经济的预测”，日本民众认为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2011年为8.7%，2012年为9.4%；认为日本是“具有中等强度但却无任何影响力的国家”的2011年为19.4%，2012年为17.9%；认为日本是“小国但有影响力的强国”的2011年为16.7%，2012年为13.5%。
中日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引起两国民众心态的变化。中国，由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以及对美好未来期盼而增强的自信心逐渐取代了因长期处于弱势而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自卑情绪；由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步伐的加快及差距的缩小而增强的自豪感逐渐取代了对日本的羡慕感。日本，产生了失落感和危机感，以往的优越感变成了恐惧感，由此将中国视为威胁，助长了“中国威胁论”的蔓延。同时，因软实力仍优于中国而产生的不服气情绪，使以往的蔑视感变成了排斥感，自信心变成戒备心，动辄挑中国挑毛病，放大问题，助长了“厌华情绪”的滋生与增长。
总之，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心态的变化是导致中日两国相互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部分 中日相互认识的思考
——从中日相互认识中的正面认识与负面认识谈起
一、中日相互认识中的正面认识与负面认识的含义
中日相互认识演变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中国对日本：古代对日本的无视和藐视；近代（明治维新后）对日本近代改革的赞扬和学习；20世纪10年代后，对日本侵略的揭露、批判和仇视；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和借鉴；90年代中期后对日本的挑战、怨恨。日本对中国：古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近代（明治维新后）对中国的蔑视、仇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对中国的挑战、厌恶。归纳一下，中日相互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面认识，如中国对日本近代改革的赞扬和学习、对日本现代化的借鉴；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二是负面认识，如中国对日本侵略的揭露、批判、怨恨；日本对中国的藐视、厌恶和戒备。
这些正面与负面的认识在前面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具体而形象地体现出来。
首先，从中日相互印象的调查来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对日本印象以正面为主，表达的词汇是“富裕”和“现代”（1988年12月和1992年11月舆论调查）。1996年后对日本印象则以负面为主，表达的词汇是“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侵略者”“凶暴残忍”“否定侵略历史”等，“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等正面词汇则居于次要地位（1996年12月和1999年8月的舆论调查）。日本对中国的印象是，“贫穷、传统、不民主”[40]“自然景观”“文物古迹”等（1992年8月舆论调查）[41]。90年代中期后，日本对中国的印象是，“专制”“发展”（1997年舆论调查）[42]，“独特的传统与文化”“军事大国”等（1999年舆论调查）[43]。这里，“贫穷、传统、不民主”“专制”“军事大国”是负面看法，而“文物古迹”“独特的传统与文化”则是正面看法。
2005-2014年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实施的10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中国民众对日本负面印象的主导词汇是“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侵华日军”“靖国神社”，而正面印象的主导词汇则是“日本电器”“樱花”等。日本民众对中国正面印象的主导词汇是，“中华料理”“万里长城”等，而负面印象的主导词汇则是“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反日游行、反日感情”等。
从两国相互印象“好”与“不好”的原因的调查来看，上述的10次调查中，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侵略过中国，对侵华历史没有认真的反省和道歉”“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日本国民民族主义强烈”“日本人傲慢，内心藐视中国”等。而对日本印象“好”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工业发达、科技先进”“产品质量可靠”“日本人工作勤奋认真”等。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确保资源和能源方面，以自我为中心”“在历史问题上批判日本”“中国的民族主义强烈”等；而对中国印象“好”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抱有兴趣”“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是不可缺少的”和“受所认识的中国人影响”等。这里，可以将彼此印象“好”的原因视为正面认识；而印象“不好”的原因可视为负面认识。
归纳起来，中国对日本的正面认识主要有，“工业发达”“科技先进”“产品质量精良可靠”“日本人民勤奋、敬业”“日本电器”“樱花”等。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认识主要有，“独特的传统与文化”“文物古迹”“对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抱有兴趣”。在这里，我们可将中国对日本的正面认识概括为“经济文化符号”，将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认识概括为“传统文化符号”。
中国对日本的负面认识主要有，“曾经侵略过中国，但没有正确认识侵华历史”“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日本右翼势力反华言行”“傲慢，内心蔑视中国”等。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主要有，“贫穷”“专制”“在历史问题上批判日本”“围绕钓鱼岛的对立”“在确保资源和能源方面以自我为中心”。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中国对日本的负面认识称之为“历史印记”，将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识称之为“历史印象”。上述内容与概括如下表所示。
为什么将中日间的正面认识与负面认识做如上的概括呢？因为中日间的正面认识涵盖了对对方国家的经济、科技、现代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为此可以将中国对日本的正面认识概括为“经济文化符号”，将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认识概括为“传统文化符号”。而中日间的负面认识更多的涉及历史上形成的对对方国家的记忆及印象，所以，可以将中国对日本的负面认识称为“历史印记”；将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识称为“历史印象”。由此，可以看到，这些概括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其内涵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
“经济文化符号”概括了中国对日本现实的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它是现实日本经济文化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反映；但它又是明治维新后赞扬并向日本学习的态度的一种传承。
“传统文化符号”是日本对现存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尊崇、欣赏和学习，而这种尊崇则是从古代一直传承下来的。
“历史印记”是现实的中国人对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一种记忆，是铭刻在头脑中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并非无缘之木，它始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并延续至今，是一种历史的积累和传承。
“历史印象”，它始于德川幕府中期，当时，日本一方面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批判和藐视现实的中国（清朝），直至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完全转化为对中国的藐视和仇视。时至今日，尽管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但日本因其软实力仍强于中国的优越感致使近代以来产生的对中国的藐视仍然强而不衰。
人们在探讨中日关系时经常将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的矛盾作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那么，在相互认识上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认为，中国对日本认识中的“经济文化符号”和“历史印记”，日本对中国认识中的“传统文化符号”和“历史印象”作为正面的认识与负面的认识在中日相互认识中是并存的，而且是矛盾和对立的，由此，可以将其视为为一种二元的结构。
下面的两段话也许是对这种二元结构的形象的描述。
“记者身边所接触的相当多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大致是一分为二看问题的：不屑甚至反感中国的社会制度，但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钟爱有加，对唐诗、三国志等津津乐道。有日本的媒体人士对此归结为‘动的中国’和‘静的中国’。所谓‘动’就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动态，这方面给予十分的警戒；中国传统文化、民间艺术是属于‘静态’的东西，这方面有必要吸收、学习和利用。对中国“静”的方面，日本人普遍有亲近感。[45]
这里，可以将上述两段话中的对日本的“爱”（也可以理解为“学习与借鉴”）和“静的中国”看作是正面认识；将对日本的“恨”和“动的中国”看作为负面认识。
至于将中日相互认识中的正面与负面认识视为二元结构是否准确，尚需商榷。但是，至少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中日关系的视角，即从相互认识的视角探讨中日关系舆论的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二、中日相互认识的负面认识与中日间的“心结”
所谓“心结”就是心里解不开的疙瘩，是心里放不下的事情，是内心所受的一种刺激，解不开而又放不下。那么中日间的“心结”是什么呢。中日相互认识中的负面认识即前述的“历史印记”和“历史印象”所造成的历史恩怨、隔阂和成见就是两国间的一个“心结”。
（一）先看看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印记”。中国人脑海中的“历史印记”就是对日本侵略战争及其造成的灾难的记忆，战争之害，亡国之痛，杀戮之恨，已经深深地埋藏在内心，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结”。这个“结”因当今日本政府没有认真反省侵略历史以及日本右翼的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行而在中国人心中勒得愈来愈“紧”。
再看看日本人心中的“历史现象”。日本人脑海中的“历史现象”的核心就是源于德川幕府中期而形成于甲午战争的优越感之下的对华的蔑视，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直到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后，日本仍不服气，蔑视中国的心态仍然存在，只不过换成了一种莫名的排斥、嫉妒和戒备，进而催生和增强了“中国威胁论”。由此，这种“心结”变得更加纠结了。
中日间的这个“心结”在中日关系中起到的是负面作用，即推进舆论从正面转向负面，恶化舆论氛围，激发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两国关系趋向紧张、持续并难以缓解。因此，应该努力消解中日间的这个“心结”。
那么，中日间的这个“心结”能消解吗？怎样才能消解呢？
中日间的“心结”如何消解，这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那么，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化解或消解这个“心结”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首先，中国民众认识中的“历史印记”的症结源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灾难以及对历史问题缺乏认真的反省和道歉。所以，日本要像德国那样就侵略历史真诚地反省和道歉，这是解消“历史印记”的前提和条件。
但是，从中日关系的演变与现状来看，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
从中日民众的认识来看，“历史问题”很难解决。仅从2005-2014年的舆论调查中举出两个实例。
一是，就“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提问的回答中，中国民众以“历史问题”居多，即认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历史问题”（2013年为36.6%；2014年为31.9%）。而日本民众以“中国的反日教育”居多，即日本民众认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反日教育”（2014年为53.2%）。再如，在问到“历史问题中哪些最重要”时，中国民众认为主要是“日本对历史的认识问题”（2012年为49.8%）和“南京大屠杀”（2012年为52.1%），而日本民众的回答仍是“中国的反日教育”（2012年为53.2%）等。
二是，对解决“历史问题”缺乏信心。如下表所示，在舆论调查中，持有“如果不解决历史问题，两国关系就无法发展”和“即使两国关系发展，历史问题也难解决”的悲观看法的中日民众已近六成（2014年中国民众为58.3%，日本民众为59.7%）。
其次，从日本来看，当今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背离良知的态度难以改变，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也不会终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二战结束的初期，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肃清与改造很不彻底；日本政界日趋右倾化，右翼日益活跃；“皇国史观”“亚洲解放论”和“文化优越论”等思想的根深蒂固；保守意识对日本民众的影响等。
这里仅以日本民众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为例。
在对待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上。2014年舆论调查中，日本民众有六成多持赞同态度，调查结果是，日本民众认为“即使参拜也可以”的为40.7%，“以私人身份参拜也可以”的为27.5%，合计为68.2%。
此外，共同社就日本民众是否支持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调查显示，支持的为43.2%，不支持的为47.1%，支持者的最主要的理由是“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供奉的战死者是当然的事”，为48.6%，不支持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影响日本与近邻各国的关系”，为74.2%（共同社2013年12月28-29日调查）。
“产经新闻”与“富士新闻网”于2014年1月4-5日就是否赞同“中韩等国家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实施的调查结果是，日本民众表示对中韩的批评“无法接受”的为67.7%，对美国政府“失望”的表态“不能接受”的为60%。对于中韩两国认为“日本从未对过去的历史有所反省”的观点，日本人中有67%认为日本反省的已经“足够了”[46]。
总之，侵略战争的伤害深重，记忆刻骨铭心，烙印深刻，加上日本至今尚未真诚地反省和道歉，右翼势力妄图否定侵略历史，使得中国民众旧伤未抚，新伤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但是，侵略战争的加害者不认真反省和道歉，受害者的“历史印记”岂能消解。
2014年12月14日《环球网评论》就“你认为日本政府有可能对中国做正式道歉吗？”进行调查，参与者7860人。结果回答“有可能”的321人为4%，而回答“没有可能的”7539人为96%[47]。这显示出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的道歉的期待已消失殆尽。
（二）再看看日本民众的“历史现象”。如前所述，所谓“历史现象”是指从近代以来形成的日本对中国的藐视和仇视，即日本在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却轻视和藐视现实的中国，这种藐视日积月累有时就变成“成见”。2010年中国的GDP虽超过日本，但中国的人均生产性财富只及日本的几分之一，而且软实力也远不及日本，由此，日本在产生失落感的同时对中国并不服气，内心的优越感使其展现在中国面前的傲慢之气仍盛而不衰。
日本民族的秉性是追随先进、服膺强大，因此，令日本对中国敬畏和服气的前提或基础就是中国的先进和强大。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将中国建设成经济繁荣、法制健全、民主公平、文明健康的强国，就是消解“历史现象”这个“心结”的前提条件。
下面舆论调查中的第一和第二项内容，印证了这一点。当然，这两项内容看起来有些过激，但表达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只有“超过日本”，它才能服气。
凤凰网舆论调查：中国人的日本观
“九·一八看中国人的日本观”（从2013年9月18日开始网上调查，上表是截止到2013年10月26日的调查结果；来源：凤凰网2013年10月26日）
由此可见，消解日本的“历史现象”即历史上形成的对中国的藐视的前提条件还不具备。因为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人均GDP及软实力还远不如日本。所以，日本对中国的藐视仍然存在。
有的日本学者针对日本人这种“优越感”写道：最近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并购买各式日本产品，“日本媒体认为，中国人在日本的消费活动是‘日本制造’优秀品质的最好佐证，而日本国民也通过这样的报道，肯定了自身价值观”。“我深深感到一种‘东洋主义’正在日本逐渐抬头。日本媒体在报道时，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先进国家日本’的自恋情绪，这种情绪对中日交流有百害而无一利”[48]。
总之，从中日关系的演变及现状来看，上面提到的消解中日间“历史印记”和“历史现象”的两个前提条件是不具备的。因此，解开中日间“心结”是很难实现的，至少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综上所述，中国对日认识中的“历史印记”和日本对华认识中的“历史印象”是近代以来传承下来的，并成为中日间的“心结”。由于缺乏彻底消解的前提条件，至今难以从根源化解，它深深地埋藏在两国民众的心中，并慢慢地被勒紧，无法解开而成为“心结”。这个“心结”在中日关系中会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即恶化舆论氛围，激化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和阻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这种长期形成的仇视和藐视的“心结”深存于两国民众的内心，难以磨灭，挥之不去，其消极作用在中日关系中随时能迸发出来。中日关系具有复杂性、敏感性，时而缓和，时而紧张，甚至跌入低谷，其心理根源就是深藏于内心的这个“心结”，也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原因。所以，这个“心结”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的隐患，只要这个“心结”不彻底消解，中日关系就会出现波折甚至有时会跌入低谷，走向破裂的边缘。
三、中日相互认识中的正面认识与中日交往的维系
既然中日相互认识中的“心结”的存在必然导致中日关系的波折，有时会紧张、僵持而跌入低谷，那么，中日关系最终是否会走向破裂？回答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概率不是很大。因为，从中日关系的演变的历程来看，当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甚至处于僵持、对抗的状态时，两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实际上并未中断。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中日相互认识中正面认识及其积极作用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中日间的正面认识（“经济文化符号”和“传统文化符号”）会带来正面舆论和理性的思考，由此发挥积极作用，维持和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后，变革的成功、近代化的发展为中国人所赞赏，由此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日本的成就和经验引起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向往以及研究和借鉴的热情，这些对日本认识中的正面认识会使中国民众以积极的态度开展与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从而为中日关系的舆论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增添了正能量。自古以来，日本尊崇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学习、吸收、推动日本文明的发展，而这种尊崇中国文化的传统一直传承下来，直到当代日本民众仍然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抱有兴趣。下面的实例可以作为佐证。2011年10月实施的“中日韩共同舆论调查”中提出“请选择你感兴趣和关心的事项”，回答的结果是，中国人对日本“感兴趣和关心的事项”中，“家电制品和汽车”为41%、“动漫”为31%、“观光地”为27%、“历史”为16%、“歌舞伎等传统文化”为15%。而日本人对中国“感兴趣和关心的事项”中，“历史”为69%、“中华料理”为56%、“观光地”为53%、“太极拳等健身法”为42%[49]。上述中国对日本“感兴趣和关心的事项”可视为中国对日本的正面认识，即“经济文化符号”，而日本对中国“感兴趣和关心的事项”可看作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认识即“传统文化符号”。恰恰是这种出自对对方国家的“兴趣和关心”的愿望即正面认识成为促进相互交流的原动力，使中日交流延续而不中断。
再如，在小泉执政时期，虽然首脑互访中断，中国涉日游行一度频发，但是两国的贸易却逐年增长，出现了“政冷经热”的局面。2012年9月因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更加恶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尽管如此，中日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仍未中断，特别是最近中国又令人惊奇地出现了一股赴日旅游热，2014年有240万中国人赴日旅游。虽然导致中日交流延续不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中日间相互认识中的正面认识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视。
如前所述，中日间的正面认识与负面认识在中日关系中确实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形象地说，中日相互认识中的负面认识（“心结”）的消极作用如同“增稠剂”，它强化了中日间的摩擦和矛盾的“浓度”，使其趋向紧张和僵持，而“正面”认识的积极作用则是“稀释剂”，它“稀释”了中日间的摩擦和矛盾的“浓度”，使其减弱，使紧张的关系趋向和缓。中日关系就是在“和缓”与“紧张”的多次反复中演变过来的，也可以说是在正面认识与负面认识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相互演变中走过来的。
中日关系的维护与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尤以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为大，中日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变化的反映，但它又会反过来影响两国的关系，其影响主要是通过正面和负面认识的作用体现出来的。
基于怨恨、仇视和蔑视的负面认识是中日间的一个“心结”，它的消极作用会导致中日关系的紧张、僵持甚至滑向破裂。而基于对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科技的向往和借鉴以及尊崇传统文化的正面认识的积极作用会使两国交流得以维系，促使因相互争斗而出现的紧张、僵持的两国关系趋向缓和，避免破裂。这种情况可称之为“斗而不破”。
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交往密切的交好期，双方的“好感度”很高时，中日间的“心结”仍然存在并未化解，只是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被掩盖起来，其负面作用几乎被抑制。只是到了90年代中期后，这些掩盖的因素发生变化，这个“心结”的负面作用才迸发出来，其消极影响日趋明显。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在中日关系交好的所谓“蜜月期”，由于中日间负面认识这个“心结”的存在，使得两国的交好往往多限于政治、经济及人员交往的层面，而还没有深入到人们的“内心”的层面。这种内心深处存在着“心结”情况下的“交好”或“和平相处”，确切地说是“和而不亲”。
总之，通过对中日关系中的正面和负面认识的探讨，我们可以认识到，中日间负面认识及其消极作用的存在使中日关系很难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状态，而是波折起伏，有时会跌入低谷。然而，中日间正面认识及其积极作用的存在又会使中日关系得以维系，并促使紧张局面缓和，避免破裂。这就是一种“和而不亲”“和中有斗”“争斗不停”“斗而不破”的状态，它已经成为中日关系的一种常态。远的不说，仅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演变历程来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小结
纵观中日关系史，古代尽管有磕磕碰碰，但主流仍是和平相处。近代以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战后，两国关系曲折不断，终于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之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交好期的准备阶段；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期的交好期；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交好走向交恶的过渡期；2005-2012年进入交恶期，2012年后，交恶加剧，尤其是安倍内阁上台后，中日关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近来中日关系虽出现转机，但前程仍不可过于乐观。
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既是在中日关系的变化中形成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变化的历程。通过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过程的阐述以及对中日相互认识中的正面与负面认识的分析，笔者感到下述几点值得关注。
（1）实力的变化左右着相互认识的变化。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对日本从古代的“俯视”转变为“仰视”；而日本对中国则从“仰视”变成“俯视”，即从古代的“崇敬”转变为“无视”“蔑视”直至“敌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日本从近代以来的“仰视”转变为与日本“平起平坐”，而日本对中国则从近代以来的“俯视”转变为与中国的“平起平坐”。如前所述，国家实力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心态的变化是导致中日两国相互认识发生上述两次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平起平坐”的中日间在经济等领域的竞争延续不断，围绕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等问题的矛盾日趋激化。因此，中日间的矛盾和冲突会不断加剧。这些矛盾和冲突是围绕国家利益以及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展开的，而其后盾是国家的实力。所以，中日之争是实力的竞争，拥有强大的实力是关键之所在，只有有了实力，中国在与日本的竞争中才能取得主动，而实力不济，只能屈居下位，“仰视”他人，中日相互认识的演变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极为重要。由此，深化改革，保持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增强国家的实力应该是首要的任务。
（2）抑制中日相互认识中负面认识的消极作用：冷静、理性地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如前所述，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印记”产生的对日怨恨以及日本对中国的“历史现象”产生的对华的藐视所形成的“心结”因当前不具备从根本上消解的条件，致使这些负面认识产生消极作用影响中日关系。例如，对日的怨恨会助长“见日就反”的极端情绪，催生打砸日本车等极端行为；将赴日旅游、购买日货视为“卖国”的“汉奸”行为等等。而对华的藐视会使日本对华不服气的“优越感”转化为排斥感，将以往的自信心变为戒备心，助长“厌华情绪”和“中国威胁论”。这些都会激化双方的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恶化舆论氛围，将中日关系拉向倒退。
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对由“历史印记”滋生的负面认识如果不加以正面引导，它势必会成为催生过激的民族主义的温床。要清醒地认识到，牢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要认清盲目“仇日”不等于爱国，是对“爱国主义”的曲解。因此，要防止盲目自信的优越感和沉湎于“历史印记”的悲情主义催生的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和膨胀，以冷静、平常的心态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3）发挥中日相互认识中正面认识的积极作用：加强民间交流，学习和借鉴日本。前面提到，中国对日本的正面认识即“经济文化符号”产生的学习和借鉴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等的愿望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正面认识即“传统文化符号”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等是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它可以缓解中日间的紧张关系，使中日关系得以维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日间负面认识（“心结”）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我们要尽量发挥中日间正面认识的积极作用，以此降低或化解负面认识的消极作用。
首先，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文化符号”的内涵就是源自明治维新后中国对日本近代化的赞赏和借鉴的力图革新的学习精神。坚持它就会努力开展交流，借鉴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就会使自身强大，同时对发展中日关系起积极的作用。过去在中国的实力远不及日本时，出现过明治维新后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时至今日，当中国实力变强，特别是在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对日的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趋强之时，更需要坚持这种借鉴先进、取长补短、图新自强的虚心学习的态度。只有学习和借鉴他国（包括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及文化等一切优秀的东西中国才能日益发展和壮大。中国民众要拥有大国公民应该具有的自信与风范。今天我们以“对手为师”是为了壮大自己，赶超“对手”。一定要将“学习”和“借鉴”日本与批判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的倒行逆施区别开来。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要拒绝学习和借鉴日本，因为这是为了国家实力的增强，是为了发展经济，更多地造福中国民众。
其次，加强民间交流，助力中日关系发展。在中日相互认识中，两国民众一直对民间交流的“重要性”有正面的认识。2005-2014年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的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认为两国民间交流“重要”的比例介于60%—90%之间（2005年为76.8%、2010年为90.5%、2012年为80.1%、2014年为63.4%）。日本民众认为两国民间交流“重要”的比例介于60%—70%之间（2005年为72.3%、2010年为74.5%、2012年为74.3%、2014年为64.4%）。在中日关系史上民间交流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仅就二战后而言，正是“以民促官”与“以官促民”的合力才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每当中日关系紧张时，民间交流都起到了缓和和维系两国关系的作用。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尤其是在两国关系处于困难局面时，就会突显出民间交流的积极作用。前面提到的中日间围绕“历史印记”等产生的“心结”，尽管目前难以消解，但是通过广泛的、持久的和深入的民间交流，必然会增进与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减弱这个“心结”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果两国民间交流中断或不畅，就会造成两国民众的疏远和隔断，这样，因“历史印记”和“历史印象”形成的“心结”不但无法缓解，反而会愈勒愈紧，最终成为永远解不开的“死结”。因此，加强两国间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和各种形式的民间交流是打通负面因素造成的两国关系不畅甚至“堵塞”的良药。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副院长）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i Yu
Abstract：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ancient,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ges. The change in the national strength is the key factor deciding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wo countries.This article also explain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spectives and the effect in the way the two coun-tries look at each other.Especially,the negative attitudes among their people influence mu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which is worth of attention and proper guidance.
Key words：China-Japan relation,Mutual understanding,Evolution,Positive perspective,Negative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