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创新创造一个社会环境

用创新引起的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才是持续的增长，这是地球人早就知道的道理。但为什么总是知易而行难呢？

远的不用说了。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中国经济学界都热烈地讨论过，如何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又称粗放式增长，指依靠投入增加而引起的增长。内涵式增长又称集约式增长，指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增长。不过讨论归讨论，始终没有变成现实，这才有了以后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转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就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和技术进步一直是媒体最热门的话题和各级领导讲话中出现最多的词汇。但为什么至今仍依靠投入增加来实现高增长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李约瑟难题”的现代版。李约瑟从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史中发现，中国有相当领先的科学和技术发明，比我们所知道的四大发明要多得多，但为什么经济却一直停滞？

几乎所有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中国缺乏一套有利于促进创新的社会制度与环境。这主要是中国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在今天我们已经转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缺乏创新的原因何在？我们应该为促进创新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社会意识的转变要远远落后于经济制度的转变。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而市场经济改革还不到三十年。一些封建保守意识仍然是创新有形或无形的障碍，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官本位”。封建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为社会作出了多大贡献，或者创造了多少财富、赚了多少钱，而是当了多大的官。这种评价标准就把最有才能的人引向通过科举和官场钩心斗角来升官，而不是从事创新。封建社会灭亡了，官本位并没有消灭。一些制度还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官本位思想。例如，各种职务都和行政级别挂钩，教授相当于副局级，国家重点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院士相当于副部级等等。在各种会议上，各级官员居于首位，教授是无人关注的。甚至当了官就有了知识，可以当经济学家、教授、博导、院士等等。在这种官本位气氛中，人人都要通过当官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谁去关心什么创新和技术进步呢？

当然，在创新中，制度比意识形态还重要。在发达国家，推动创新和技术的是市场经济制度。我们缺乏创新的推动力正在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性。

推动创新的首先是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产权保护，即专利制度。只有创新能为创新者带来经济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受法律的保护，创新才有动力。最早的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海外掠夺中发了大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而发生在英国，正是因为英国在1642年就有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专利保护法（《独占法》）。能否真正保护专利，不仅在于有没有法，更重要的在于该法能否实施。我国早已有成文的专利法、出版法，但从现实来看，实施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许多专利和版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侵权事件屡有发生，如何鼓励创新呢？有法而不能实施，法就是中看不中用的稻草人。侵权者不把稻草人当回事，创新者只好伤心地打退堂鼓。

创新需要资金。在创新的最初设计阶段可以依靠创新者个人和企业的自有资金。但当产品已有潜在经济价值，可以大规模推向社会时，就需要通过金融市场来融资。以谨慎为基本原则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对这种风险项目贷款，创新者要通过金融市场来融资。既要允许创新者发行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垃圾债券”或“垃圾股票”，也要有各种企业化运行的风险投资基金。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与完善。遗憾的是，我们的金融市场改革滞后，至今仍没有市场化。企业，尤其民营企业，连正常经营的融资都困难，更谈不上为高风险的创新融资了。

创新要靠人才，人才出自教育。我们的教育目标在于把人培养成循规蹈矩的顺民，而不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封建社会不用说了，靠死读四书五经进行科举考试。这些人可以成为谨小慎微的官吏，但绝对不是创新型人才。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发明很少是由这些人作出的。封建社会灭亡了，科举制度也没了，但以上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应试教育并没有根本改变，无非是将考举人、考进士，改成考大学、考研究生而已。四书五经不必读了，但死记硬背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孩子从小受的是“死记硬背”的教育，以后又是应试教育。这种教育模式能培养出多少创新型人才呢？

看来创新绝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做到的事。创新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的系统工程。创新没有实质性进展还在于整个社会环境。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不是“亲自”去创新，而是为创新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对我们目前而言，最关键的还在于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推动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教育改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创新的社会环境创造中，政府要起主导作用。

过去我们是不是创新的口号喊多了，而有利于创新的事做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