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看见的问题？

到了19、20世纪之交，犹太复国主义进展缓慢，而阿拉伯人的敌意却越来越难以忽视。1901年成立的犹太定居协会（Jewish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JCA）在加利利购买的土地上驱逐农民，导致犹太测量员遭到袭击。在阿拉伯人反对奥斯曼当局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太巴列的一名阿拉伯官员无视他在贝鲁特的土耳其上级的命令，反对这桩交易。到1904年为止，共有约5 500名定居者居住在25个农业定居点中，并分为三大团体，分别位于上加利利东部、海法南部和雅法东南部。那一年，当局禁止向外国犹太人出售土地。相比于登记在奥斯曼犹太公民名下的交易，比如那些帮助罗斯柴尔德和赫希（Hirsch，犹太定居协会创始人）等男爵购地的交易，这种新的控制手段更为直接。奥利芬特在他难以忘怀的扎马林之旅中就遇到了其中一位男爵。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演讲和讨论中，依旧如一名犹太知识分子在1905年抱怨的那样，“阿拉伯人的存在和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被贬低和无视，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阿拉伯人……被视为巴勒斯坦存在的诸多不幸之一，跟奥斯曼当局的存在、气候问题、难以适应等其他麻烦事差不多，都是移民们需要应付的”。犹太人也常常抱怨阿拉伯人盗窃他们的农产品和牲畜。

1907年，在最早的现代希伯来语刊物之一《哈施洛阿赫》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敖德萨（Odessa）出生的教育家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基于1891年阿哈德·哈阿姆的观点提出了更为犀利的看法。爱泼斯坦也是一名“爱锡安者”。他见证过几年前在扎维耶（Ras al-Zawiya）和梅图拉（al-Metulla，即希伯来语中的罗什平纳和梅图拉）从缺席管理者手中购地的行为，也记得被剥夺了土地的德鲁兹派农民的愤怒。“阿拉伯妇女的哀鸣……仍回响在我耳际，”他写道，“男人们骑着驴子，女人们就跟在他们身后痛哭，山谷里回荡着悲泣之声。他们一边走一边停下来亲吻石头和土地。”爱泼斯坦先于他所在的时代发出了警告：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能解决的“没有看见的问题”。

在爱泼斯坦发出警告的同一年，一名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抱怨移民登陆的口岸雅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犹太人”，这些人还经常因粗鲁的接待而受到惊吓。“你必须告诉乘客不要急躁，不要马上下船，不要被阿拉伯水手的叫喊声吓到，”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这样告诫负责安排从敖德萨来的航班的同事，“要告诉巴勒斯坦的旅行者说‘Shwaia，shwaia’（慢慢来，慢慢来）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突然出现在船上的阿拉伯人这样说，阿拉伯人就能稍微冷静一点；绝对不能喊‘Yalla，Yalla！’（赶紧，赶紧！）——这种叫法带有轻蔑的意思。” 1908年3月，年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爆发武力冲突，英国领事将其归咎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卖淫业和酒类消费的增长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一名犹太作家提醒道：“阿拉伯人认为所有‘莫斯科’（Muscovite）女人都是廉价而淫乱的，他们会对这些女人做出下流的举动，而他们对塞法迪犹太妇女就不会这样，更不用说德国或英国的基督徒妇女了。” 1909年，一名奥斯曼帝国代表要求对犹太移民关闭该港口。

1909年4月，一个名叫艾布扎特巴伊特（Ahuzat Bayit，意为“家园”）的新的犹太居民点在雅法北部的沙丘上建立，随后改名为特拉维夫。受赫茨尔《新故土》的启发，它的希伯来语名字（Tel Aviv）意味着复兴，将旧事与新知相融（Tel意为“标志着古迹遗存的山丘”，Aviv意为“春天”）。这座欧式风格的“花园城市”拥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和现代化的建筑，与雅法逼仄、嘈杂而又脏乱的街道相去甚远。用一位现代以色列学者的话来说，“它创造了焕然一新的文化和身份，几乎以纯粹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乌托邦。与东欧的犹太小镇和周围的阿拉伯村镇截然不同，它完美地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流散的犹太人和本土文化遭遗忘和隔离的拒绝”。在海法，小型的犹太人社区开始迁出市中心，转移到卡尔迈勒山的山坡地带，这标志着他们开始与阿拉伯人隔离。另一个新社区被命名为海尔兹利亚（Herzliya），以向在1904年去世的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致敬。

从1908年开始，移民和殖民两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更好的统筹和协调。在这意义重大的一年，青年土耳其党在伊斯坦布尔发动革命推翻了苏丹的专制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雅法设立了第一个巴勒斯坦办事处，为负责整个奥斯曼帝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伊斯坦布尔办事中心提供协助。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官员和社会学家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的领导下，巴勒斯坦办事处专注于购买“每一块可用的土地”。一名因研究十字军而来到巴勒斯坦的英国年轻人对他们的进展印象深刻。这位名为T. E. 劳伦斯的年轻人在1909年写道：“犹太人越早耕种，土地就越好。他们的定居点在沙漠中熠熠生辉。”同年，针对犹太定居者和他们的农场、牲畜的袭击事件明显增多，但这些被归因于阿拉伯人嗜好随时随地劫掠的“天性”，而不是政治上或者民族上的对立。

根据1909年新的奥斯曼宪法，阿语媒体（和希伯来语媒体）比上一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此羽翼未丰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遭到了更猛烈的攻击，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也越发清晰：1911年在雅法创办的报纸《巴勒斯坦报》（Filastin）的名字便彰显了这一点。总部同样设在雅法的《阿斯马仪》（Al-Asmai）和海法的《卡米尔报》（Al-Karmil）则都属于阿拉伯希腊东正教徒（Greek Orthodox Arabs），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眼里他们比大多数穆斯林群体的敌意要重。1910年，《卡米尔报》发表了赫茨尔的《犹太国》，后来还节选并翻译了191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些决议。《卡米尔报》的编辑纳吉布·纳萨尔（Najib Nassar）则写了一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小册子，警告说它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移民，而是要接管整个巴勒斯坦，并且劝告他的阿拉伯同胞不要把土地卖给那些新来的人。 1910年前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语报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评论显著增加，而许多其他地方的报纸转载了最初发表在《巴勒斯坦报》上的作品。阿卜杜拉·穆克利斯（Abdullah Mukhlis）在大马士革的杂志《穆克塔巴斯》（al-Muqtabas）上描绘道，海法的“未来”（Atid）肥皂厂只雇用犹太工人，犹太人（当时约占该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开始只与自己社区内的人交往。“在历经数千年的衰落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我们（阿拉伯人）担心这些新移民会驱逐原住居民，我们将不得不集体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我们回望过去，像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一样悼念故土。”穆克利斯表示，希望犹太人能够放弃他们的分裂主义方式，继续留在奥斯曼社会中。他以卓越的先见之明写道：“巴勒斯坦或将处于危机中。几十年后，它将见证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察觉不到这种忧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也让塞法迪老伊舒夫的公众人物埃利亚胡·安特比（Eliahu Antebi）感到不安。安特比在1908年称：“如果我是土耳其穆斯林代表，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号召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活动采取限制措施。”尼希姆·马鲁尔（Nissim Malul）出生于萨法德，家里是突尼斯人，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犹太人一起，敦促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抱阿拉伯文化而非欧洲文化。他们中的另一位，是在雅法出生、父母都是摩洛哥人的希蒙·莫亚尔（Shimon Moyal），他于1909年开创性地用阿拉伯语解释犹太法典《塔木德》，对犹太律法进行了评述。两人都对阿拉伯报纸日益明确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态度感到担忧。1911年，鲁平的巴勒斯坦办事处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来监视这些报刊，雇用马鲁尔将这些资料翻译成希伯来文和德文——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早期“了解敌人”的努力——还发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语文章，不过除此之外这个团体没什么影响力。

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仍有可能合作。耶路撒冷市议员大卫·耶林（David Yellin）是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父亲来自东欧，母亲来自巴格达），同时也是一名满腔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去往欧洲学习市政服务的前夕，得到了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裔市长萨利姆·侯赛尼的介绍信。耶林认为犹太移民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在几年后英国统治这个地区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用同样的理论来推动他们的事业。鲁希·哈立迪（Ruhi al-Khalidi）是一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个显赫的阿拉伯家族的成员，虽然他也警惕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但他与犹太语言学家埃利泽·本-耶胡达还是多次会面——埃利泽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并以阿拉伯语词语作为许多希语新词的基础。像安特比家族和埃利亚查尔家族（Eliachars）这样的塞法迪犹太贵族，仍维持着与地位相当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诚挚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