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青睐的城市

1917年12月9日，一个湿冷的早晨，里夫塔（Lifta）村的平顶房屋排排立于石台地上。英国军队的两名厨师在村子附近寻找水源时迷失了方向。他们遇到了一群耶路撒冷市民，这些人告诉他们奥斯曼帝国政府想要投降。两名厨师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个任务，便返回了所属部队——莫特（S. F. Mott）少将麾下正从伯利恒（Bethlehem）北上的伦敦军团（London Regiment）第2/20营。莫特的支队刚刚经历了地狱般的数小时。关于这场巴勒斯坦战役的官方历史记载中写道：

这支军队在瓢泼冷雨中凄惨地走了一整夜。战马成队地倒在湿滑的道路上，在黑暗中踢腿挣扎，阻塞了本就拥堵的道路。骆驼腿呈外八字张开，四仰八叉地滑倒；于是人们不得不卸下它们身上的所有货物，捆起来挪到路边。有几个埃及驯驼人已被冻死。

第二批遇到投降者的英国士兵，是第2/19营的弗雷德里克·赫尔科姆和詹姆斯·萨里克中士。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裔市长萨利姆·侯赛尼（Salim al-Husseini）领导的投降者挥舞着绑在一把扫帚上的白色床单。虽然两名军士没法接受来自总督伊扎特帕夏（Izzat Pasha）的投降信，但据一名犹太目击者说，市长在一片荒地上口头宣布这个消息时，这两名军士拿着火柴，试图点燃香烟，摆好姿势让摄影师拍下这流传后世的一幕。另一些人在迷茫中也举起了白旗，在接下来几小时内不断向更高级的军官投降。两天后，正式的仪式在城墙环绕的耶路撒冷老城雅法门（Jaffa Gate）内举行，由埃及远征军（Egyptian Expeditionary Force）最高统帅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接受投降。令人高兴的是天气变好了，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阳光寒冷而明媚，万里无云”。艾伦比得到指令，要求下马步行，谦逊地进入这座城市。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有重要宣传目的的举动，与德皇威廉二世在1898年的访问中骑着装饰华丽的白马“招摇”地进入城门形成了对比。在伦敦，政府监察官员警告媒体不要以任何形式暗示这是“圣战”、新的十字军运动（Crusade）或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争端。

尽管距离艾伦比的军队击溃最后几支土耳其军队还有10个月，英国征服耶路撒冷已经使巴勒斯坦的历史迎来了新的篇章。巨变将至，山雨欲来。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奥斯曼帝国结束了在此维持400年的统治。这片土地能让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产生强烈的共鸣。同时，欧洲对该地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也正在加剧该地区内外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来源于罗马人——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中则分别为Filastin和Eretz-Yisrael。这里同样是西方人内心深处的“圣地”，是基督诞生、被钉上十字架和复活的地方，也是长期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圣经》中所记载的故乡。对于伊斯兰世界，耶路撒冷是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之地，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大圣城，是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升天之处。来自自由党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根据他所熟知的《圣经·旧约》称，巴勒斯坦“从但直到别示巴”（from Dan to Beersheba）。耶路撒冷、拿撒勒（Nazareth）和伯利恒都是家喻户晓的地名；十字军运动、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萨拉丁和萨拉森人（Saladin and the Saracens）的故事也常被提及。

而在当地，巴勒斯坦只被看作“比拉德·阿尔沙姆”［Bilad al-Sham，即“大叙利亚”（Greater Syria）］的一部分；大叙利亚大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和黎凡特。在古典时代，巴勒斯坦曾作为一个军事区域（Jund Filastin）存在，但从1517年苏丹赛利姆一世击败叙利亚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时起，就不再是独立的行政单位，而是被划分为分属于大马士革省（vilayets）和贝鲁特省的不同地区（sanjaqs）。1872年，耶路撒冷被赋予了更高地位，直接由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管辖。奥斯曼帝国晚期，耶路撒冷与纳布卢斯和阿卡（Acre）地区一起组成了通常所说的南叙利亚，或者说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主要教派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独特的实体。在阿拉伯语中，巴勒斯坦通常被称为al-ard al-Muqaddasah——“圣地”，来自《古兰经》的用词；希伯来语中Eretz haKodesh的含义完全相同。

巴勒斯坦位于约旦河和死海以西，地中海以东，与1906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后划定的埃及边界线相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地的主要人口是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他们最认同的仍是其本地身份——以其姓氏和往往能反映其地域根源的方言为体现——以及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但当时巴勒斯坦人尚未要求从苏丹治下独立出去。“阿拉伯主义”（Arabism）最初是少数精英人士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倡导自治的构想，意在建立一个由共同语言凝聚的阿拉伯国家。基督徒则受到了教会学校传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影响。犹太人人口不多，却都很虔诚。从19世纪80年代建立第一批犹太定居点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t movement）缓慢增长的威胁成了另一个增加巴勒斯坦人独立身份认同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