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深圳率先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重要历史阶段。在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深圳由于拥有“特区”的政策环境优势，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已经提前开拓、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之后长时间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体制性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深圳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制度保证，也是深圳最根本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深圳40年经济发展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从本质上看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最终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特区建设的总要求，实践了“建设资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经济结构以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活动在国家计划经济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四大方针，特别是对“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探索，对国家在之后确立并长期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以开放促改革。一开始深圳以市场为取向，以蛇口工业区为起点，以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工资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基建体制、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劳动保险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以及政府机构等方面的改革，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为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和建设发展扫除了障碍，并对全国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从蛇口工业区发端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让深圳建设者始终秉持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价值理念。深圳于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多个“第一”，创立了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个取消票证制度，第一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成立了第一家证券公司。历史证明，深圳关于市场体制的探索为国家的全面改革开放树立了成功典型。

所有制改革是深圳探索的最重要的体制改革之一，为深圳40年经济高质量增长奠定了框架性基础。因为在改革开放早期深圳并没有得到中央和广东省的特殊财政支持，按照1980年5月发布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精神，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深圳大力推进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进“三资”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使深圳的经济发展呈现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交融，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促进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程度的提高。借助毗邻港澳的优势，深圳大量引进外来投资，发展本地重要产业，鼓励本地民营科技企业的创办，并于1987年率先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科技人员以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创业。这一举措为深圳最终能拥有全球著名的高科技、金融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深圳的长期增长吸纳了巨额的资金，还为深圳吸引到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包括华为在内的大型高科技企业当年都受到这一文件精神的鼓舞。

1993年到2014年是深圳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阶段。“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实现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最少干预与最强支持。民营经济在深圳经济发展初期便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且催生了深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多项重要内容。现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无论是在数量、规模、创新力还是在国际化程度上，深圳都已经培育出一批世界级本土民营企业。这对深圳乃至整个华南经济起着产业引领和产业集聚的作用，并且全面提升了深圳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话语权。多种经济成分共赢的这种局面的形成，靠的就是深圳多年来努力形成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改革开放后，深圳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为民营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外资企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在更高、更广泛的层面提供优质公共品，建成了更加包容的营商环境和政企关系。

深圳在探索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注重削弱利益集团对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阻碍，为市场经济发展积累了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信任，从而为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持续流入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因为深圳建市历史较短，优势产业基本集中在民营高科技企业，这样的产业从起步到发展再到壮大非常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冲击。利益集团对这些产业发展的阻碍的主要表现就是通过其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形成产业政策障碍。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就吸收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相关经验，在全国率先成立政府监察局，探索解决政府决策、执行与监督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有效地遏制了市场经济和开放发展过程中政府以及利益集团的腐败和无效率问题，对提升政府内部运作的透明度和效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让深圳党政机关长期保持清廉、高效的工作状态，为市场经济健康良性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作为公共品供给制改革的重要一环，深圳率先启动了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不断深化事业单位内部的人事制度改革，取消事业单位行政级别，实行人员岗位聘用制等。

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为深圳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这样的产业体系特别需要综合配套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产权、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深圳坚定实行股份制改革，这为深圳吸纳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同时为深圳的全国金融中心建设奠定了基础。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十多年间，基本建设投资达231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投资只有3.5亿元，绝大部分资金通过自筹和银行融资来筹措。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特区形成了与内地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为了充分体现各方面投资主体的权益，深圳特区多数企业从建立之初就采取了股份制形式的企业制度。并且，国有企业逐步试行了向企业内部职工和社会公开招股集资，解决了长期性资金来源问题。

经过调整，国有企业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转而集中做好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公共服务保障产业，为民营企业提供发展空间。这些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长远战略促成了如今深圳作为国际化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之都，为深圳一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深圳的股份制改革、国企改革探索和资本市场建立，为之后国家建立国有资产投资管理专门机构和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积累了相当重要的经验。1987年7月，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后逐步探索“三级授权经营制”，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资产纽带”关系，以投资收益取代了全面干预。深圳国有企业权限逐步下放的决策使得国有经济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益明显增长。2005年，《深圳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管理暂行规定》出台后，深圳国有企业投资额和增长率在2006年和2007年明显上升，固定资产扩张率约为16%。2012年，深圳市再次出台了《投资管理规定和加强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后，深圳国有企业投资额和增长率在2013年和2014年再次出现明显上升，这表明监管政策的出台对市属国有企业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对于融资市场的探索是颇有风险的。按照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即使是银行的资金，也是按计划分配下拨的。在建设资金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深圳在内资和外资的融资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不错的实践经验。首先，在内资体制上，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自设立起就是国家一级分行，并且对信贷资金具有实质的管理、分配权力，还被授予了自主制定利率的特权和对其他银行主要领导拥有人事决策权，这增强了人民银行促进深圳经济协调、稳定增长的积极作用。其次，深圳于1985年在全国建立了首个外汇调剂市场，这一方面解决了建设发展初期外汇紧缺的现状，另一方面尝试利用市场机制稳定了当时特区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后，在外资方面，特区跨越了直接引进外资银行的机制，直接引进了大量的外汇资金，完善了特区的金融体制，培育了特区的金融竞争机制。这为之后资金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深圳建设全国金融中心积累了经验。深圳不断探索并完善金融市场体制，通过金融反哺效应服务深圳和内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珠三角区域和广东的实体经济，为广东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贡献。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对于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面临高速增长之后的经济转型升级要求，新经济形态要求深圳继续利用好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加快发挥金融集聚效应来应对新一轮经济转型。

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物资由国家统一定价和调拨。而市场经济最敏感的就是价格体系。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伊始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对生活、建筑物资的大量需求，与此前资源短缺时期实行政府调拨、统一定价的计划供给体制形成了尖锐矛盾，这严重影响深圳的建设与发展。此种情势迫使深圳于1979年尝试进行价格体制改革，进行一系列以建立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价格体系与价格体制为目标的价格改革。这场基础性改革包括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分类分批放开，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发展商品市场，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价格体系，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深圳特区建设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城市化过程。深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借鉴香港的土地制度经验，率先对行政划拨、无偿长期使用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87年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提出用经济、法律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代替单一的行政管理，变分散、多头管理为统一管理，实行土地商品化经营，全面推行土地有偿使用，采用公开拍卖、招标、协议等办法，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使用者，允许土地流通、转让、买卖与抵押，在国内率先放开土地市场。深圳土地供给机制的不断改革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全国的土地交易市场机制改革影响深远。在深圳进一步地朝着新发展目标前进的过程中，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日益紧张，深圳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土地供给机制。珠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这一地区建设用地需求大，仅依靠集体土地转为国有用地，不仅指标受到严格控制，而且审批周期长，难以满足实际建设需要。所以，集体土地很快也成为开发建设的重要对象。深圳于2015年成立了城市更新局，建立城市更新政策体系，打开“农地”入市，规范存量土地的利用和管理。深圳旧工业空间的再生产是城市转型的直接空间载体，不仅是对城市物质空间的更新和景观环境的再造，而且是城市产业经济升级、社会组织优化、政府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