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
本章首先对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文献上的溯源，然后聚焦教育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质量等因素会通过影响国民总收入的数量和分配结构，进而传导到教育投入的规模和结构变动，而教育投入水平与效果将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与质量、科技创新的增量等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人均国民总收入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是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指标，与教育支出结构的科学性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理论研究
在理论层面，现代学者们逐渐认同经济增长有赖于教育。在分析教育投入的经济贡献上，涌现出众多颇具代表性的理论流派。
例如拓宽了资本这一范畴的人力资本理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成形之前，人力和矿产、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一样，被看作一种由种族、遗传和生理等先天条件决定的外生变量。进入20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核算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中，出现了传统要素无法解释的“残余”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舒尔茨、明瑟和贝克尔为先驱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开始面世。人力资本是固化了的、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而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手段，所以教育投资也被看作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1]Schultz（1961）指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源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会更多地代替和补充土地、投资等其他生产要素。[2]
公共产品理论为政府合理地参与教育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教育回报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萨缪尔森等人将教育视为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一方面，个人通过接受教育可以积累知识、增长才干、实现职业抱负，这将使受教育者本人和家庭直接受益；另一方面，接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受教育者人数的指数式增长和高素质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将会让整个国家因国民素质的提升而受益，促进经济持续迸发出活力。各级教育的特点不同，产品属性上也存在差异。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提供的强制性的免费教育，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属性极强。Rosen（2005）认为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合理介入，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打破阶层固化。[3]而非义务教育诸如普通高中和高等院校，均存在一定的进入门槛，而且教学资源的使用会因为受教育者人数的增加而出现拥挤甚至短缺。傅志明（2017）认为随着教育层级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逐渐提高，教育的外溢性和公共性逐渐降低，政府介入的程度应有所差异。赵晓江（2014）提出不同类型的教育位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两个端点值之间的不同位置，义务教育的社会回报率相对较高，政府应该多承担责任，而高等教育的个人回报率较高，应由政府和市场混合提供。[4]
有的学者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责、协同配置教育资源的角度提出了财政分权理论。最早可追溯到蒂伯特的“用脚投票”假说，提出由于居民有在地区间迁徙的自由，可以通过选票挑选能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社区政府。有的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财政充足，能够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包括优质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因而能够吸引富人集聚，这是居民需求和政府供给之间双向选择的结果。正如Oats（1972）所言，地方政府更容易了解居民的需求，公共产品的分散化供给具有比较优势。后来，马斯格雷夫进一步论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职能划分上的财政受益原则、行动原则和技术原则等。上述学者的论述都证明了分权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的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采用委托—代理人模型，关注“怎样进行分权”，以实现政府官员利己动机与地方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产生“1＋1＞2”的联合收益。
二、实证研究
传统上，关于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舒尔茨的增长余额分析法、丹尼森的因素分析法、斯特鲁米林的劳动简化法。经济学家为探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奥秘，设计了若干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它们都凸显了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Romer（1989，1990）的知识溢出和驱动模型，证明了由人力资本导致的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用政策或制度手段保障技术创新，并对产生知识积累的教育过程进行补贴，能够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Lucas（1988）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模型，开创了以人力资本的内生化增长来解决生产率的变动内生化的研究道路。卢卡斯（Lucas）将常见的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学校教育学习获得，产生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二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获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并通过劳动过程产生外溢，让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获利。Barro和Becker（1988）、Zhang（1995）、Docquier和Paddiso（2003）及Cruz和Amaia（2006）等，以世代交迭模型（OLG）（Samuelson，1958）为基础，通过个人终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选择，较好地刻画了学生及家庭如何进行受教育的成本分担，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国外学者对教育投入与经济效益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均支持人力资本和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试图对这种促进作用进行直观的量化测算，涌现出不少独到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Becker（1960，1990）和Mincer（1974）为代表，目的是研究和估计不同类型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另一类以Denison（1962）、Barro（1991，1993）和Mankiw（1992）为代表，突出教育政策、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累积对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具体量化教育对经济发展程度的贡献率。Schultz（1961）就曾测算出1929—1957年美国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不同层级的教育经费支出所产生的平均收益率为17%。[6]Mankiw，Romer和Weil（1992）的研究发现，以教育变量（中学入学率）度量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的差异对跨国收入80%以上的差别有解释力。[7]而Flyigun和Owen（1999）的研究证明，公共教育投入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效用不同：发展中国家较高的教育投入比重在中短期内使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下降。[8]Castroleal（1996）就非洲国家的教育改革对贫困人口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政府增加对初等教育的投入有助于分配公平。[9]Collins和Bosworth（1996）估算了1984—1994年韩国、泰国、新加坡人均受教育水平对人均收入提高的贡献程度，分别达9.7%、11.6%、10%，从侧面证实了教育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10]
在近些年对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Blankenau和Simpson（2004）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直接影响可以减少甚至抵消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11]Barro（2013）研究发现，教育质量相对于教育规模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更为强劲的正面效应，而且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富裕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12]
在国内，对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李强（2012）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教育投资显示出比基础设施投资更强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13]付星宇（2009）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全国各地区的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一，但总体来说每个地区的教育投资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14]陈豪好（2005）通过菲德模型，提出教育投资占GDP比重每增加1%，GDP增长24.721%。[15]陈欣和卜振兴（2014）用经典国民收入核算模型分析了我国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教育投资的增加可以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教育可以解释经济增长中26%以上的变动。[16]梁国超（2008）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用政府教育财政支出衡量教育投入，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增长，得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约为22.62%。[17]刘莹（2006）利用格兰特因果关系检验确定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用时间序列数据建模时着重体现了教育投资的时滞，得出加大教育投资总量是当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问题的结论。[18]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多集中于公共财政中的教育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甘建辉（2012）基于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建模，发现我国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固定资本的经济功能如出一辙，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水平。叶茂林等（2003）通过构建教育的总量生产函数，根据回归模型中因变量前的产出弹性系数，证明了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袁庆禄（2006）运用我国1979—2003年的宏观面板数据测算出：教育财政性投资可以解释人力资本存量38.34%的增长幅度，但遗憾的是，我国政府对各层级教育的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长期稳定且均衡的，这表明我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在规模水平和结构使用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19]
[1]董银果，郝立芳.中国教育投资回报率度量的关键问题探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7（01）：115-121，191.
[2]Schultz T W.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in N B Henry ed.Social Forces Influencing American Educa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85-90.
[3]Harvey S Rosen.Public Finance（Seventh Edition）［M］.New York：McGrawHill Companies，Inc.，2005:70-77；538-539.
[4]赵晓江.教育财政与经济增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5]于凌云.教育投入比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J］.经济研究，2008，43（10）：131-143.
[6]Schultz，Theodore，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7]周国富，李时兴.基于教育阶段性特征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2（09）：84-88.
[8]Murat Flyigun，Ann L Owen.Entrepreneurs，Professionals，an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9，4（2）：213-232.
[9]Castroleal F.Who Benefits from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in Malawi？Results from the Recent Education Reform［J］.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350.Gender，2010（100）.
[10]Collins S M，Bosworth B P，Rodrik D.Economic Growthin East Asia：Accumulation versus Assimilation［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6，1996（2）：135-203.
[11]Blankenau W F，Simpson N B.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and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2）：583-605.
[12]Barro R J.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13，14（2）：301-328.
[13]李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33（03）：72-77.
[14]付星宇.中外财政教育支出的比较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5].②陈豪好.教育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D］.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16]陈欣，卜振兴.教育投资会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么？——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14（05）：55-64.
[17]梁国超.教育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8]刘莹.教育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测度及其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9]袁庆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效应分析［D］.贵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