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许多人觉得“国家纪念日”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毕竟如今我们许多人是这些纪念日的亲身参与者，虽然参与的方式与形式各异。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购物消费，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讲话报告，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阅兵操演，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结彩挂灯，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友朋餐聚，有的人觉得节日就是旅行参观。其实不管是现今抑或过去，乃至古代中国，节日于平民百姓的意义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反倒是国家层面的纪念日活动有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国家纪念日顾名思义是属于国家层面的纪念活动。纪念日的说法应始自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此前的所谓“万寿节”等，虽然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和操演性，但基本上属于古代的“仪礼”范畴，而未具备纪念日之性质与特征。显然，“纪念日”一词属于舶来品，但在中国则成为“传统”，具有了自身的本土化特色。笔者此处所言“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希望较为全面地观察中国自有纪念日以来，国家纪念日在现代中国的演变历程。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家纪念日即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会举行大量的纪念活动，逐渐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人还为国家纪念日的操演留下许多文字，记录他们的切实感受。许多内容在行文过程中皆有所表述，笔者在此侧重于简述以下几点内容。
一 研究意义与概念界定
1.何谓纪念日？
“纪念日”一词人们并不陌生，比如说现在广泛使用的诸如结婚纪念日、生日等，这些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假若要追寻一个问题：什么是纪念日？则可能会使不少人感到为难，多数人并未真正思考过，或许有人会回答如圣诞节、春节之类的例子。纪念日成为一个受人言说，含义却又相对比较模糊的“人言言殊”的词语。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增补本）中对“纪念日”做出如下定义：发生过重大事情值得纪念的日子，如国庆日、党建纪念日、国际劳动节。显然，该定义中指出那是一个发生过“重大事情”的日子，列举的几个纪念日也有明确所指，如国庆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事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即每年的10月1日。其他列举的纪念日也分别有所指代。
如果从《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出发，可明显感觉到纪念日与节日之间有一定的差别，纪念日属于节日，但并不是所有节日皆属于纪念日。《现代汉语词典》对“节日”的定义即包括两种：纪念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传统的庆祝或祭祀的日子，如清明节、中秋节等。如此就能够较为明确地认识到“纪念日”与民俗节日的不同，民俗节日更多的是一种“习俗”，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这种习俗“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而纪念日正如“被发明的传统”。[1]如此理解则容易将纪念日与民俗节日相区分，纪念日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仪式性，而民俗节日更多强调其无意识性和自然惯性原则。
2013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在“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中，有新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有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第五条还特别规定“二七纪念日、五卅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植树节等其他节日、纪念日，均不放假”。[2]显然，其中“节日”包括民俗节日与纪念日，但又将节日与纪念日作为并列名词，应该是取节日之狭义即民俗节日之义。该“办法”对节日与纪念日的使用比较模糊。特别是诸多的纪念日，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放假，但确实存在，只是很多人并不熟悉，此方面还需要大力进行普及教育和宣传。
不过，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纪念日”并不都是一些“发生重大事情值得纪念的日子”。就纪念日的各种运用而言，能够感觉到纪念日本身也分层次。也就是说，“重大事情”需要看相对于什么对象而言。于普通人，如结婚、生日、生子、乔迁、死亡等这些日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如此纪念日的范围就比较宽泛。然而国家层面则应该是一些影响到国家进程、发展的重大事件，如国家建立、政党成立、领袖逝世等。所以，国际社会有纪念日，国家有纪念日，地方有纪念日，家庭有纪念日，个人也有纪念日。纪念日成为记忆过去的重要仪式，通过纪念日追怀已往，当然，更多的还是面向“未来”。
2.“国家纪念日”概念
“国家纪念日”概念的提出显然是将纪念日进行分层处理，不是个人的纪念日，也不是家庭、地方的纪念日，更不是国际纪念日，所指称的是国家层面的纪念日。“国家纪念日”作为学术概念尚未有正式定义。此前有所谓的“全国灾难纪念日”，有人主张将“5·12汶川大地震”设立为全国灾难纪念日。国务院规定，地震后的2008年5月19日至21日被设置为全国哀悼日，全民包括国家领导人都为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人默哀。还有全国两会代表提出设立“国家烈士纪念日”，希望将每年的3月4日确定为“国家烈士纪念日”，并在这一天举行公祭人民英烈的活动。此主要是希望能够尽快建立公祭人民英烈制度，从而“缅怀英烈”，“激发全民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奉献精神”。[3]这些意见主要希望国家出面举办纪念日活动，其实我国早已存在类似的纪念日，如国庆节、建党纪念日等，现在是多一个纪念不同对象的纪念日。前文已经论及，真正使用“国家纪念日”这个词的有全国两会代表提出要设立“国家纪念日”以纪念和平年代的英雄和主张将白求恩逝世日（11月12日）定为“白求恩国家纪念日”。特别是希望白求恩国家纪念日的设置，“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在特定日期举行纪念活动”，这在很大程度涉及了“国家纪念日”中“国家”的某种含义。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国家也高规格地举办这些纪念日活动，如2014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该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4]习近平的出席达到纪念的最高规格。不过，这些并非学术意义上的概念界定，这些代表的用意和纪念日设定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对“国家纪念日”进行概念框定。
2013年笔者在《民族危机与政治动员：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增设述略》中首次正式公开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国家纪念日”一词，但只是简单地定义为“国家层面规定的纪念日”，而没有做出更多诠释。[5]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选定“民国国家仪式”作为研究对象，即使用“国家纪念日”一词，文章对“国家仪式”进行了定义。由于当时是将“国家纪念日”归属于“国家仪式”的一种进行考察，认为其义不解自明，所以未特别注明和界定。论文将“国家仪式”定义为“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行为活动”。[6]“国家纪念日”出现有年，但学界一直未能客观地思考其定义和内涵。此次出于研究需要，有必要对之进行进一步说明。
前面述及纪念日相关内容，而“国家”二字显然并非指政治机构的国家。雷闻将古代“国家祭祀”定义为“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其中既包括由皇帝在京城举行的一系列国家级祭祀礼仪，也包括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因为相对民间社会而言，他们就是国家；就祭祀的目的而言，这种活动不是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政府行使其职能的方式，本身具有‘公’的性质”。[7]论者将国家视作“在场”，而并不总是实际操办或参与。李媛称“国家祭祀是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由皇帝或政府官员主持的仪式化的公共祭拜活动”，当然，政府官员可以是“中央政府官员”，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官员”。[8]其定义与雷闻不同，虽包括地方政府官员，但须在“国家或政府的名义”之下。本书对某些国家纪念日的研究虽涵盖国家纪念日的地方影响，但更接近于李媛所称“国家或政府的名义”之意。借用“国家祭祀”中的“国家”以结合“纪念日”，国家纪念日自然与“国家”有着直接联系。
此处出于特定研究对象需要，在笔者多年实证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对国家纪念日做出以下定义：由国家规定的，并有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为纪念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周期性进行纪念活动的特定日期。国家层面正式主导或者派员参加，此与民间的一些纪念日相区分，且强调国家政策的制定，或者说有正式文件进行规定。所谓“周期性”，一般是以“年”为周期。
3.“纪念日史”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史学思潮，其中即包括“新文化史”研究倾向的流行。新文化史研究肇始于法国，其后传播到德、美等国家，80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全面繁盛。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来源相当广泛，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文化研究理论的成果，放弃对宏大叙述和客观规律的追求，亦不把历史研究之目的看作获知历史之终极真相，转向强调意义的阐释，重视文化的建构力，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中的”。[9]新文化史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主要宗旨在强调文化的作用，注意文化研究。另外，新文化史在视角上也注重微观史，微观史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和乔万尼·列维等人为代表，他们采取“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10]微观史学的兴起受到“格尔兹文化人类学和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并同当代西方史学总体趋势转向中的新文化史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是其中的一个部分”。[11]此道出史学界多种思潮间的激荡关系，也指出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的关联性。正是这种朝向微观史研究视角的转变，眼光向下，符合新文化史从“宏大叙事”转向更加注重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研究。[12]这些变化为史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正是在如此史学本质的追求下，仪式、纪念活动等自然而然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研究者在此方面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如莫娜·奥祖夫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节日的研究，C.里瑞克对法国节庆的研究，林·亨特对法国大革命中仪式、纪念活动的研究，D.M.伯杰龙对英国市民庆典的研究，[13]等等。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在西方已形成蔚然之势。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考察仪式、纪念活动本身，而是侧重于揭示仪式、纪念活动的政治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中国学界受西方影响，也开始了对仪式、纪念活动的研究。本书即是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纪念日史”这一概念，以求能够深化学界已有研究。
“纪念日史”虽然研究纪念日本身，但重点在纪念日之外政治、文化意义的阐释，并关涉纪念日的功能、效果。本书对国家纪念日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国家纪念日的功能等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希望能够从根本上助益国家纪念日或者说“纪念日史”的研究。
4.现代前夜的“国家纪念日”
纪念日文化在传入中国后，显然不再是西方式的纪念日，而是中西相关文化的交织，不仅借用了西方纪念日文化的相关内容，而且受到古代中国礼仪、节日文化的众多“滋润”，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相当普遍。其实，西方纪念日文化与中国古代的礼仪、节日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往往能够更好地消除国人吸收西方文化时的陌生感，有利于国人接受西方新事物。但是，这种相似性也恰恰影响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真正理解。
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指出：“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始新政，其中，改变万寿圣节的形式，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但与当时梁启超介绍的“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的概念不同，梁氏认为纪念日“不是庆祝君主诞辰，而是通过纪念过去‘事业’养成国民之爱国心”。[14]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影响和新政推动下，清末万寿圣节发生不少变化，从原本限于官方或朝廷的封闭性朝贺，转变成与民同庆、举国同欢的“大众型纪念日”，并被赋予一定政治内涵。不过，虽然朝廷实行新政，但因政治制度未更动，新式外表下内质“依旧如故”。《大公报》在1905年法国革命节之际，发表题为《法国革命庆典问答》的论说，用“问答”的形式介绍法国革命及革命知识，包括：“法人何故革命”；“何谓破巴士的狱”；“法人叛乱之行为也，在我中国固视为大逆不道者，胡为反成为历史上至美谈乎”；“革命虽为公理，然不能不牺牲国民之生命，破坏社会之安宁，然则亦有以防之乎？”且最后认为“吾既为法国贺，吾不禁复为我中国忧”，所忧者即“我中国之革命党秘密召集羽翼已遍布全国”。[15]此文实借此宣传政治改良思想，希望清廷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及早实行政体改良，防止爆发革命。
不唯如此，因民间对“新政”的渴望，西力激荡下的“万寿圣节”渐成宣传立宪工具。报刊通过“万寿圣节”表示支持光绪皇帝，将之书写成开明君主形象，希望其能够亲政。有“万寿节”言论称：“我皇上之忠于国事也，戊戌事变之际，臣下阻扰变幻百出，而我皇上惟毅然决然，尽取中国之弊政一一禽薙而兽弥之，除恶务尽，其英断实超越乎汉之孝武。虽俄之大彼得，日本之明治，不是过也。”将光绪皇帝比作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等杰出改革者。而在处理“义和拳肇乱”上，亦“惟我皇上一人知衅不可启”，事后也“言我不自持大柄，诛戮匪党以谢天下，外人必将代我为之，中国大臣而使外人加刃于颈，主权何在？”于是才“勘定内乱”“顺时布政”。[16]言辞中有为袒护光绪而不顾事实者。万寿节中有言论认为：将光绪比作彼得、明治，乃“东人”与“西人”的印象，“予”“尝见东人而问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中国之明治也；又尝见西人而问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东方之大彼得也”，[17]通过外人之口褒赞光绪，用心良苦，如此开明君主可惜未有实权。实施新政后，国人对慈禧垂帘听政颇有微词，希望光绪能够“早亲政。皇上不亲政则无实权，无实权则不能大有所为。不能大有所为则虽亦名为变法号曰维新，然所改革之事，终属枝枝节节，无补于国家全局。我皇上如果亲政则实权在握，必有以救国家之危急者。而况我皇上久为外国所钦佩，如果亲政，则外人之谋我中国者或可一变其方针，不复敢藐视我中国。是皇上之亲政与否，实于国家存亡有密切之关系”。[18]光绪亲政问题实际上关涉新政实施，稍后更认为光绪亲政关乎立宪实行，没有皇帝，谈何立宪。
“万寿圣节”的文字宣传，表明中国人已认识到只有立宪才能振国权，并希望能早日实行立宪，[19]阐述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合理合法性。20世纪为专制政体消亡的时代，日本通过立宪而“行将与欧美各大国匹敌者”，俄国也因与日本一战，有改革政体之动向。何况原本“我皇上戊戌变法已显露改立宪政之基，今之时局较戊戌为尤危急，改立宪政，此即其时”。国际国内并非无立宪环境和基础，如今，要想中国能够富强则“必先保国之寿命，欲保国之寿命，必自改立宪政”。[20]立宪与否关系国家存亡。要求朝廷能宣布立宪年限，以图“安人心而定国是”。[21]立宪为国家当务之急，只有行立宪才能巩固国家基础，实现长治久安。“万寿圣节”用以宣传君主立宪，借“仪式”进行“政治操演”，已显“现代”苗头，但其背后支撑的整个体系依然是“王朝”、“朝廷”和“帝王”。
立宪改良的主张者，甚至当时中国政府，在对待法、美纪念日文化上抱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政府大员“在遇到礼仪问题时总爱询问法国公使馆”。[22]但中国显然尚未有真正的纪念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纪念日，虽然表面学习、借鉴西方，但骨子里有着另一番打算。当然，就算到民国时期，在纪念日形式上，设置关于某些事件与人物的“纪念日”也是典型的西式纪念。在纪念日功能上，民国国家纪念日与西方国家纪念日类似。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诞生之初，乃为民族国家的统治服务，为巩固国家权威，其主要目的和功能集中于政治方面，政治操演是其主要出发点。在纪念日内在现代元素上，某些内容被移植到中国，虽然会根据中国特有国情做出适当调整和改变，但西方烙印依旧明显。如纪念日对国家与国民意识的强调，标志现代国家诞生，这在帝制中国时代似无法想象。但此时的国家纪念日也并非对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的全盘整体接受，国人对待西方事物只能算是选择性、批判性的接受。中国或许更强调纪念日的实用性，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乃自发产生的结果。中国接受西方纪念日现有模式，但能否正确理解和认识西方现代国家纪念日制定原则、内涵和意义，这确实存在疑问。一不小心，难免东施效颦。
1910年1月的《教育杂志》上发表一篇《宣统二年庚戌学历》的文章，规定学校一年的各项仪式活动，其中便有诸多“纪念日”与“国耻纪念日”。比如，正月初十，皇太后万寿；正月十三，皇帝万寿；二月十四，国耻纪念日［光绪戊戌（1898年）德国占租胶州湾订约］；二月廿八，纪念日［道光戊戌（1838年）焚鸦片于虎门外］；三月初一，纪念日［光绪丙午（1906年）宣布教育宗旨］；七月十三，纪念日（光绪丙午颁诏预备立宪）；七月廿一，国耻纪念日［光绪庚子（1900年）联合军入京两宫西狩］；七月廿四，国耻纪念日［道光壬寅（1842年）与英国战败，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等等。这份列表还有“附说”：“每届纪念日，或于下午最后一时间停课开会，为学生演说当时之历史，或不停课而于课毕后延长一时间以内行之。演说之际，当以今日情形互相比较，于养成国民之爱国心之大有裨益。”[23]可见时人对纪念日已有相当认识，将万寿节特别与“纪念日”相区分，寄予纪念日厚望。假如将这份纪念日单子、附说与民国成立后的纪念日制度相比较，则会发现此时已基本确定纪念日样式和策略，只是无法得知该份“学历”的作者，其制定出于何意，是否得到运作等相关问题，但可肯定的是已有“中国式”纪念日。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与域外国家纪念日知识的传入，为中国国家纪念日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因素，从而产生“中西交织”下“纪念日”活动的开展效果，是为清末万寿节的新变化，并有了社会上纪念日的设置或想法。
二 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关于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将之作为现代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不过，有关中国仪式、节日研究的成果却比较丰富，这些相关研究成果或研究动向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启发和基础。
仪式历来都是国内外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通常是指“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24]这些仪式往往都是指那些对“远方文化的迷恋”，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学考察的对象，充满对传统乃至异域文化的向往。如西方学者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人类学观察，中国学者进行此类研究时，也将关注点落脚于少数民族与民间仪式的具体个案研究。近来某种程度上如此“琐细化”的倾向得以遏制，人类学、社会学界有意识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网络中描述和分析仪式，试图纠正以往研究的碎片化，探索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即该方面尝试的主要成果之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网络下的仪式研究，对本书写作有十分宝贵的借鉴作用。虽然国家纪念日与民间仪式研究的出发点有显著差别，其研究取径迥异，一者是“自上而下”，一者是“自下而上”，但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上却可为研究国家纪念日所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对中国少数民族相关节日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这方面有着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本书有借鉴作用，为纪念日分析提供不少理论和方法来源。
人类学、社会学界从国家祭祀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实践对笔者探讨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尤具参考价值。如刘方玲的《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祭厉及其社会意义》、王元林的《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与《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以及郑丽航的多篇文章，包括《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妈祖综考》，[25]将民间信仰置于国家祭祀视野下，考察民间信仰、宗教与国家祭祀的关系。
学界对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系统研究更不容忽视。廖小东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从宏观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国家祭祀”，通过对“国家祭祀”进行政治分析，证明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秩序“超稳定”延续的支撑作用。作者认为“国家祭祀”成型后，在历代王朝的政治运行中，不仅参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还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26]其观点对本书写作有重要启发，尤其在合法性建构方面直接关涉笔者写作。而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雷闻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赵克生的《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与李媛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27]将研究范围分别限定在两汉、隋唐和明朝，包括断代国家祭祀的综合与专题研究，且都论及国家祭祀的功能，特别是雷闻有意识地强调国家祭祀与民众生活间的互动关系。此有助于增加笔者见识，为写作提供思路。虽然中国古代“国家祭祀”非本书的“国家纪念日”，但研究成果确实值得笔者借鉴，国家纪念日本身在很大程度类似于古代国家祭祀文化。
除国家祭祀外，学界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研究也为笔者提供了不少切实的帮助。这些成果比较丰富，宏观方面的研究，如罗泽荣的硕士学位论文《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黄梅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节日的符号研究》、洪尚郁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传统节日的特点》、房泽庆的硕士学位论文《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比较》、马福贞的博士学位论文《节日与教化——古代岁时俗信性质和社会化教育功能研究》、郝挺雷的硕士学位论文《传统节日知识本体的构建及表示方法研究》。[28]这些成果有唯物史观下的节日研究，有符号学的节日研究，有中西比较的节日研究，运用各种方法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涉及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特点、功能、象征意义等。诸多成果为研究“国家纪念日”提供了视角。此主要述及一些硕、博士学位论文，还有众多的期刊文章、专著将传统节日作为研究对象。
在传统节日研究方面，还有些断代的考察。如法国学者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主要以《诗经》作为研究对象，以证明了解中国上古的宗教习俗和信仰并非不可能，他从《诗经》情歌中读出了中国上古时期的仪式集会，认为“《诗经》中的情歌也被从它们原本生长的社会场景中抽取出来，服务于阐释者当前的政治需要”。[29]刘志的《魏晋南北朝节日祛灾去病风俗与道教文化》、张勃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节日研究》、黄水云的《唐赋节日活动书写——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主的考察》、万晋的《传说·仪式·民众心态——以唐代端午为中心的考察》、魏华仙的《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和《宋代政府与节日消费》等，[30]这些文章分别分析了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节日的相关内容。类似文章尚有不少，使笔者得以了解传统节日与民众之间的紧密关系，此正是节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晚清中国尤其是清末时的某些节日已经具备了“现代”因素，此方面的研究让笔者能够更好地对“国家纪念日”进行追本溯源。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的《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尤其值得注意，文章认为纪念日庆祝的习惯并非自辛亥革命后才出现。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实施新政，以清末外交官在欧洲与日本目睹各国的习惯为参考，传统的万寿圣节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同时，梁启超也将非君主国美国与法国等独立或革命纪念日的概念介绍到中国。此等新的政治文化被赋予构成“大清臣民”的新自我认同的期望。[31]当然，论者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使笔者知道清末已出现有“纪念日”因子。李俊领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较全面地梳理晚清、民国的祭天、祀孔、祭黄、忠烈祭祀、帝王与“国父”祭祀等国家祭祀，其中某些论题与本书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论者将晚清和民国结合到一起，使笔者清晰了某些“国家纪念日”的传承脉络。作者力图探索近代国家祭祀演化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不过其阶段性探寻较为明确，而于规律性尚停留于近代国家祭祀演化的事实性描述，未上升至抽象认识。[32]国家仪式与社会关系、仪式功能等方面的初涉为本书写作提供诸多启发。
沈艾娣的《新国民的制造：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符号（1911—1929）》一书则将重点放到了民国前期，观察政治仪式与象征符号对塑造民众新的国家身份认同所起作用，关涉新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作者着重强调民国政府如何将这些政治仪式和符号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从而切断与传统的关系，以制造新国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仪式与符号研究，揭示其在民初塑造民众国家认同感，达到严格区分出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等的效果。而到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争夺符号以建构合法性，将自身确立为正统继承人，[33]并论及国民党将仪式“党国化”。本书试图延续沈艾娣的思路，探讨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与社会民众的关系。
学界对纪念日的研究也渐成风气。周俊宇的硕士学位论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从个案入手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的国定节日，不过该文研究时段集中于国民党去台后，大陆时期仅为其研究铺垫。虽如此，论者对大陆时期国定节日政策与制度的详尽考察成为本书某些研究的起点。另论者阐述“党国体制下的中国近代节日”：
研究中我们也可发现，于国民党建构的党国体制国家中，在攸关民众生活作息的国定节日中，尽可能地灌输了该政权所认知、创造的神圣性——，也就是党国意识形态。从许多源出官方的文字记录中，更多清楚的线索告诉我们：节日之最大目的不在于休闲，而在于创造如：政治集会、游行动员、效忠表态、思想灌输等等足以令官方宣示统治神圣性、正当性的时空场域。
其对党国体制下节日的观察，先存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预设，然后将节日安置其下进行研究和认知，对节日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关注不够，以致减低该研究的创新价值。[34]当然，对本书写作而言，应弥补该文之不足，关注国家纪念日与政治的互动，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化路径。
另外，还有些综合性的成果。如艾萍的《国民政府时期革命纪念日论析》，[35]认为国民政府时期为确立并推行各种革命纪念日，传播和灌输政治文化，政府不惜动用行政力量，为纪念日的运行预设法统性地位和社会空间，并征用传统节俗仪式，建构革命纪念日。然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纪念日本身的缺陷与地方政府的随意变通、广大民众的消极敷衍等诸多因素的出现，使纪念日的推行陷入困境，直接影响到仪式政治的效果。该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时期的纪念日文化。阮荣的《民国时期纪念日的确定与变更》、姚群民的《民国时期孙中山纪念日述略》[36]则介绍了民国时期纪念日的相关政策和实施情况。这些文章加深了笔者对民国时期纪念日的理解。
民国纪念日的个案研究成果较多。在国庆节即双十节的研究方面，文章有李学智的《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姜瑞学的《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等，[37]揭示出民国北京政府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动员民众，即强调国庆纪念活动所具政治功能。张华腾的《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杨振东的《普天同庆抑或塑造党国之民——1927年国民党人对“双十节”的重塑》、朱英的《“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38]则分别论及袁世凯、国民党、工商界通过国庆纪念表达的诉求。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的「民国初年の革命記念日——国慶日の成立をめぐって」[39]探讨民国初年国庆日的制定过程等问题。郭汉民与敬妮的《民国元年国庆纪念活动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张爱华的《革命纪念之下的纷争：民国第一届国庆纪念》[40]专门考察民国元年国庆纪念，揭示出不同政治势力通过国庆纪念进行的纷争。周游的硕士学位论文《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边区政府、汪伪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争夺》[41]则研究抗战时期三方不同政治势力对双十节的争夺，在此基础上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42]
在国耻纪念日的研究方面，文章有彭南生的《屈辱的记忆：以“廿一条”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杨鹏与张远波的《耻感与爱国——民国时期“五七”“五九”国耻纪念平议》、熊斌的《国耻记忆与民族自信：民国时期国耻纪念述论》、刘兴中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国耻日与国家认同》、汤心竹的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国民政府“五九”国耻纪念述评（1927—1937）》、日本学者山本忠士的「『国恥記念日』に関する一考察」等。[43]这些文章侧重于研究“五七”“五九”国耻，揭示出国耻纪念日传承的国耻记忆，由此产生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感、民族自信等，进而与爱国主义、抗战动员等联系到一起。
在五四纪念的研究方面，文章有张艳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五四”纪念》与《“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凌云岚的《“五四”纪念：被赋予的意义》与《地方历史中的五四——民国时期湖南的五四纪念》等。[44]这些文章阐述了五四纪念与政党间的关系、地方社会的五四纪念等问题，深化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同时，也丰富了纪念活动史研究。
关于其他纪念日的研究，文章有唐启华的《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徐国磊的硕士学位论文《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诞辰活动的历史考察》、李俊领的《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祭祀典礼》、孔凡岭的《略论南京政府首次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杨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合法性争夺与民国时期青年节的演变》、张红涛的硕士学位论文《纪念中的矛盾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的五一劳动节（1927—1937）》、许峰的《想像新国民：民初知识精英的元旦书写》、李俊领的《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冯攀的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七七纪念活动研究》、郑大华的《抗战时期“民族复兴节”的设立与纪念》、朱虹的《近代“商人节”纪念中广东报纸的作用与影响》、邹灿的《“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以及日本学者川岛真的「『抗日勝利日』——歴史記念日の揺らぎ」、田中仁的「『抗戦建国記念日』に関する三大新聞『社論』言説分析」等。[45]这些文章专题研究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孔子诞辰纪念日、青年节、五一劳动节、元旦节、黄陵祭祀、抗战胜利日、抗战建国纪念日等，为笔者进一步系统考察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提供基础。小野寺史郎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纪念日政策与国族主义》与『抗戦期·内戦期における国民党政権の国民統合政策——政治シンボルと政治儀式の再編をめぐって』[46]研究“革命纪念日”政策的形成与变化，以及从“革命纪念日”政策到“国定纪念日”政策的转变。这些成果皆有助于深化笔者对国家纪念日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相关著述有罗福惠、朱英主编的四卷本《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47]涉及大量与孙中山有关的国家纪念日，特别是第一卷“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与第二卷“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较为系统地考察民国“辛亥革命纪念”。书中不少内容皆曾以单篇论文发表，对此不做具体介绍。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部分章节专门论述与孙中山有关的“神圣仪式”和“纪念仪式”，从追悼仪式、奉安大典、谒陵仪式、纪念仪式等方面详细阐述。特别在其结语中揭示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蒋介石崇拜运动：
孙中山崇拜增生出蒋介石崇拜，全国各地出现大量以蒋介石字“中正”命名的中正路、中正公园、中正区、中正纪念林，同时举行总裁诞辰纪念活动。此时，蒋介石崇拜运动取得了政治合法性，这正是蒋氏推广孙中山崇拜的最终目标。[48]
可惜陈著限于研究对象未能展开系统论述，但向笔者提供了发现“蒋介石崇拜”的思路。诸多成果丰富了笔者对孙中山相关国家纪念日的认识。
对笔者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还有莫娜·奥祖夫的《革命节日》，该书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视角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直接指向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揭示出革命节日与传统的关系，并讨论了革命节日在大革命时期集体心态和集体行动上起到的作用。[49]这些观点和认识，特别是节日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对本书的研究有相当好的借鉴意义。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出版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对英国、印度等地的仪式、节庆等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霍布斯鲍姆在题为“发明传统”的导论中认为：“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有时它们则可能被这样发明出来，即通过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如宗教和王侯的盛大仪式、民俗和共济会”，“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50]此认识相当深刻，启发笔者注意到许多国家纪念的设计为运用旧传统或“发明传统”。特别是论文集中《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年》与《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两文，虽分别研究英国、印度的国家仪式，但其议题直指仪式的政治功能，运用的理论、方法显然能供本书借鉴。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的《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一书利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在亚洲大视野中考察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宗教的功能”，[51]于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功能研究的借鉴意义亦相当明显。
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与民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及社会变迁史之间有密切关系，只有将本书的研究融入当时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社会变迁中，才能清晰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对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本身、政治文化进行规律性的探寻。笔者研读民国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诸多力作，以图在更宏观的视野下考察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
三 研究内容
本书试图讲述1912—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的“现代中国国家纪念日”，包括国家纪念日与合法性建构、抗战动员的关系。自1912年以来，中国开始引入西方的纪念日体系而开创自身的国家纪念日，本书主要分为两大内容。
第一，国家纪念日重要功能的专题研究，侧重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主要围绕民国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商家展开，试图根据中华民国历史的发展，阐述民国北京政府与纪念日的关系，以及国民党如何利用国家纪念日塑造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如何利用国家纪念日塑造权威，以维持自身的统治。其中涉及“共和”观念、“革命”理念与国家纪念日的关系，此点正是国家纪念日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资源。当然，商家也在运用国家纪念进行消费政治的塑造。
第二，主要指向国家纪念日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国家纪念日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和措施，这主要分为将现实事件制作成国家纪念日，包括“九一八”与“七七”等纪念日的设置。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将传统文化打造成为国家纪念日，其中包括民族扫墓节与孔子诞辰纪念日。此正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家与社会如何运用现实事件和传统文化进行抗战动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当然，抗日战争时期运用国家纪念日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包括御侮救国的宣扬、传统文化的“发明”、民族精神的建构、领袖崇拜的制作，正是通过各个方面的塑造才使民众团结起来。
[1]参见〔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17页。
[2]《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2日，第2版。
[3]《解放军代表建议设立“国家烈士纪念日”》，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7/content_5814469.htm。
[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1版。
[5]郭辉：《民族危机与政治动员：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增设述略》，《抗战史料研究》2013年第1辑。
[6]郭辉：《民国国家仪式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7]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三联书店，2009，第3页。
[8]李媛：《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第16页。
[9]《编者的话》，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页。
[10]周兵：《当代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
[11]周兵：《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
[12]梁景和、黄巍：《西方新文化史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3]相关内容参见〔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第132—133页。
[14]〔日〕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5]《法国革命庆典问答》，《大公报》1905年7月14日，第1—2版。
[16]《万寿祝辞》，《大公报》1902年7月30日，第2—3版。
[17]《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大公报》1903年8月18日，第2版。
[18]《今上皇帝万寿祝辞》，《大公报》1904年8月7日，第2版。
[19]《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大公报》1903年8月18日，第2版。
[20]《今上皇帝万寿祝辞》，《大公报》1904年8月7日，第2版。
[21]《今上皇帝万寿祝辞》，《大公报》1905年7月28日，第2版。
[22]《中国皇帝的葬礼》，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4页。
[23]《宣统二年庚戌学历》，《教育杂志》1910年第1期。
[24]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页。
[25]刘方玲：《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祭历及其社会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2期；王元林：《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王元林：《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郑丽航：《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郑丽航：《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郑丽航：《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妈祖综考》，《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
[26]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27]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三联书店，2009；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李媛：《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8]罗泽荣：《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黄梅：《中国传统节日的符号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韩〕洪尚郁：《中国传统节日的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房泽庆：《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比较》，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郝挺雷：《传统节日知识本体的构建及表示方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9]赵丙祥：《译序》，〔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赵丙祥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3页。
[30]刘志：《魏晋南北朝节日祛灾去病风俗与道教文化》，《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3期；张勃：《唐代节日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黄水云：《唐赋节日活动书写——以〈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为主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万晋：《传说·仪式·民众心态——以唐代端午为中心的考察》，《寻根》2008年第1期；魏华仙：《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魏华仙：《宋代政府与节日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1]〔日〕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2]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3]H.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1911—192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34]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5]艾萍：《国民政府时期革命纪念日论析》，《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36]阮荣：《民国时期纪念日的确定与变更》，《民国春秋》2000年第1期；姚群民：《民国时期孙中山纪念日述略》，《文史杂志》2005年第2期。
[37]李学智：《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姜瑞学：《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38]张华腾：《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杨振东：《普天同庆抑或塑造党国之民——1927年国民党人对“双十节”的重塑》，《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朱英：《“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39]小野寺史郎「民国初年の革命記念日——国慶日の成立をめぐって」『中国——社会と文化』2005年第20号。
[40]郭汉民、敬妮：《民国元年国庆纪念活动述略——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7期；张爱华：《革命纪念之下的纷争：民国第一届国庆纪念》，《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12期。
[41]周游：《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边区政府、汪伪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争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2]周游：《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双十节”纪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周游：《边区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和阐释》，《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周游：《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4期；周游：《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43]彭南生：《屈辱的记忆：以“廿一条”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杨鹏、张远波：《耻感与爱国——民国时期“五七”“五九”国耻纪念平议》，《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1期；熊斌：《国耻记忆与民族自信：民国时期国耻纪念述论》，《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刘兴中：《民国国耻日与国家认同》，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汤心竹：《南京国民政府“五九”国耻纪念述评（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山本忠士「『国恥記念日』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2001年第2号。
[44]张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五四”纪念》，《史学月刊》2013年第6期；张艳：《“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7期；凌云岚：《“五四”纪念：被赋予的意义》，《读书》2017年第10期；凌云岚：《地方历史中的五四——民国时期湖南的五四纪念》，《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期。
[45]唐启华：《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社会科学辑刊》2013年第1期；徐国磊：《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诞辰活动的历史考察》，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李俊领：《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祭祀典礼》，《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孔凡岭：《略论南京政府首次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济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杨涛：《合法性争夺与民国时期青年节的演变》，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张红涛：《纪念中的矛盾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的五一劳动节（1927—1937）》，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许峰：《想像新国民：民初知识精英的元旦书写》，《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李俊领：《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冯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七七纪念活动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郑大华：《抗战时期“民族复兴节”的设立与纪念》，《河北学刊》2016年第3期；朱虹：《近代“商人节”纪念中广东报纸的作用与影响》，《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邹灿：《“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川岛真「『抗日勝利日』——歴史記念日の揺らぎ」『中国研究月報』2005年第690号；田中仁「『抗戦建国記念日』に関する三大新聞『社論』言説分析」『近きに在りて』2007年第51号。
[46]〔日〕小野寺史郎：《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纪念日政策与国族主义》，彭明辉、唐启华编《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抗戦期·内戦期における国民党政権の国民統合政策——政治シンボルと政治儀式の再編をめぐって』，台北，2005年度財団法人交流協会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日台研究支援事業報告書，2005。
[47]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8]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77页。
[49]〔法〕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
[50]〔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第7页。
[51]〔日〕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董炳月译，三联书店，2007，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