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摆脱条约束缚，恢复中国主权完整及国际地位平等，是近代中国外交主要目标之一。迄今，中国摆脱条约束缚的叙述范式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台海两岸均以“废约”历程为主轴诠释外交史。本书则以“修约”为主线，探讨北洋修约之历程及其意义。

清末力行新政，仿日本以改革内政取得列强同意改正条约之先例，进行制订法典、设立新式法院等司法改革，为收回领事裁判权做准备，并数次尝试修约。民国肇造后，即坚持与无约国谈判建交时，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1915年签订之《中华智利通好条约》，首开未明文让予领事裁判权之先河，被誉为第一个平等条约。1917年8月，北京政府对德、奥宣战，废止中德、中奥条约，为解除条约束缚，打开一个难能可贵的缺口。

1919年，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要求列强舍弃在华条约特权。对无约国愿与中国订约者，以平等为原则，并先后与玻利维亚、波斯、芬兰签署平等相互条约。对战败及革命之德、奥、俄三国，北京政府坚持改订平等新约。1921年5月签署之《中德协约》是第一个平等新约。甚且，德国为了赎回侨民产业，同意支付战事赔偿及俘虏收容费，中国得到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中奥商约》于1925年10月签订，除平等政治条款外，还详列通商条款，是第一个平等互惠之通商条约。

俄国自革命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自愿放弃帝俄自中国掠夺之土地及各种特权，并自1920年起，多次派遣代表来华谈判复交。1924年5月，签订《中俄协定》，同意放弃部分特权，并“在会议中”废止旧约，订立平等新约。然而中俄会议没有获致具体成果，未能订立新约。俄国旧约特权，因北京政府坚持，以《密件议定书》规范“概不施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政府于1926年初，决定引用“情势变迁”原则，采取“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修改，并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适逢英国宣布对华新政策，主张顺应中国修约要求，比利时乃决定让步，1927年1月中比修约谈判开始。其后英、日、法、西等国皆展开修约谈判。1928年北京政府在倾覆前，与波兰、希腊两国签订平等条约。

本书重建过去长期遭遮蔽的北洋修约历程，指出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是贯穿清末、北洋、南京各政权一致的目标。北京政府时期，在条约观念、修约策略上，有重要而持续的发展，并与广州外交相辅相成，获致不俗的成果，成为日后南京政府改订新约的重要依据。若能注意到中国外交的全面性，以及清末、北洋到南京外交的连续性，应能体认北洋修约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实居于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