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当代中国电视文化中现代性元素的基因与复兴——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关于当代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意义的“现代性”的问题，思想界历来众说纷纭。构成这一复杂局面的原因，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本身在词义上的含混暧昧，二是中国现当代史的独特性。

从字面意思理解，“现代性”大致符合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一文的著名界定：“现代性是短暂、易逝与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亦即，现代性应是一种强烈的当下意识，与恒定不变的“过去”与“历史”相对。学者们在运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时，常用其指代某种“后传统”或“后中世纪”的意蕴，亦即人类在经历过封建主义的农业文明后，于工业化、世俗化、理性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一整套观念与实践的集合体。

由于不同学科的特殊偏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在谈论“现代性”的话题时，常常有着不尽相同的指涉。例如，作为社会学家的吉登斯，主要从制度层面阐释现代性及其影响。他宽泛地将现代性视为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而更具人文色彩的哈贝马斯和福柯则更强调现代性在观念上的启蒙色彩：前者称现代性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即用一整套新的、确定性的模式与标准，取代中世纪之后分崩离析的西方社会体系；而后者则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一种哲学的质疑”。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对现代性的探讨，等于回答如下问题：在失败的20世纪，我们“是否应该坚持启蒙运动的初衷，无论这些初衷多么脆弱；还是，我们不如干脆承认整个现代性工程就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毫无疑问，即使是作为一种根植于启蒙主义的观念上的现代性，也需要生长于独特的社会结构之中。在经济上，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性的滋生与资本主义制度、商品经济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基础就是资本主义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诞生，这一状况导致生产力的史无前例的扩张，并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政治和文化上，现代性的发展则伴随着代议制民主的成熟、个体的理性与自由，以及传统权威（如宗教）的世俗化。正因如此，尽管现代性的观念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超乎文化与国家的独立话语体系，我们对于中国当代社会中现代性的考察，也不应脱离特定的社会语境进行。

本卷选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文化作为考察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性气质”的样本，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某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形态。一方面，整个国家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与创痛，政治决策者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管理政策，带来了思想和文艺上的“解冻”，“一种文化复兴的冲动出现了”。“伤痕文学”、“朦胧诗”和“新话剧”风靡一时，个体自由的观念在反思历史的文化氛围中，得到了1949年之后最大限度的发展。“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原本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传统所摒弃的主题，重新出现在人民的视线之中。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评价来说，“它反映了新社会缔造者的许多梦想，如今，在它走向现代主义世界的缓慢进程中，将会开始观照现实的更大部分”。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动摇了固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意味着商品、市场和消费的力量开始介入中国主流文化话语的生产，政治不再是对文化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唯一因素。总之，相较20世纪90年代，80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政治控制渐弱，而市场力量尚未壮大的阶段，这意味着文化的发展拥有着1949年以来最为宽松的环境。而这种环境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沃的土壤，一如李泽厚所言，“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一个神造英雄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伤感、憧憬、迷茫、叹息与欢乐……历史尽管绕圆圈，但也不完全重复。几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使它比五四要深刻、沉重、绚丽、丰满”。

其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媒体迎来第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官方层面上，召开于1980年10月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的张香山明确指出，要把加速发展电视放到优先地位。1983年，改组后的广播电视部在北京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首次将“电视”二字置于“广播”之后，明确了其作为重要媒体的地位。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除中央和省两级外，市、县两级也获得了开办电视台的权利。至1985年，全国电视台的数量由44座跃升至104座，电视广播信号覆盖了85%的城镇人口，电视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最常接触的媒介。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电视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场域，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不同于我们将电视视为流行文化与商业文化代表的一般观念，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文化呈现出典型的精英主义色彩，在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反思、启蒙与西化的风气中，电视非但没有成为阻碍的力量，反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成为与报纸相提并论的知识分子媒体。这一时期的电视，在享受宽松的政治氛围的同时，却并未受到商业文化与消费主义的过分浸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很不充分），尽管这意味着电视内容的生产必然带有居高临下的色彩，却也“无心插柳”地缔造了中国电视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黄金时代”。

下面将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文化的主要特征进行考察与分析，旨在从中找寻“文革”之后观念层面上的“现代性”在中国社会中诞生与发展的轨迹。对这段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的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观察，将有助于我们思考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现代状况”中，重构理性与启蒙精神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