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汉语承载了我们的思维，是形成和表达我们思维的工具。作为汉语的使用者，我们通常只强调，“语言里使用哪些手段来组合材料和单位，组合起来表示哪些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既经约定俗成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这么办，都这么理解，于是成了法则，大家都理解、都接受、都遵守，于是语言成了所有使用者的共同的交际工具。法则是约定俗成的，不是谁规定的，不是先有个模式，比照着那个模式制造出来的”。汉语，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基本上都是这一“模式”的体现。然而，事实上，世界上不少语言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受到“逻辑”这一模式的深刻影响而且还曾被刻意地改造过，即有过人为的“精制”模式，因而摆脱了大众原始语言“约定俗成”的粗糙、凌乱。这里所谓的“粗糙”，就汉语而言，不是指在感性思维上，我们的思维表达简约中包含着韵律，诗一般的语言典雅飘逸地抒发着我们的情怀，而是指在理性思维方面，我们的思维表达，即遣词造句，之非严谨缜密性，失于精确与规整。虽然汉语也曾在20世纪初有过一次人为的升级，即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产生了，但是，当时由于逻辑知识在中国并没有普及，尚未深入人心，因而此次“升级”只是由于我们认知的范围和内容变得更加广泛与繁杂而使汉语的句子变得更长、更复杂而已，并非基于逻辑上的一种质的升华。所以，现代汉语仍然没有摆脱“古汉语就不这样审慎多劳，而常常是让读者由上下文去意会”之窠臼。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担负者。语言的“不这样审慎多劳”所反映出的恰恰是思维的“不这样审慎多劳”，而粗疏、简陋的思维必然削弱我们的认知能力。

“逻辑汉语”正是因此而产生。它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依傍逻辑创建起来的汉语，是我们新的语言表达，也可以说是不少舆论所呼吁的汉语的“二次”升级。创建逻辑汉语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语言的进化来提升我们的思维能力，因为语言与思维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思维的发展促使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语言的发展又会帮助思维作用的提高。而在创建逻辑汉语的同时归纳形成的逻辑汉语语法是汉语第一部规范化的语言法则，它不仅有利于汉语的教授与学习，其基于逻辑认知而规则化的词法和句法还有利于汉语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满足计算机中文信息化处理的要求。

具体而言，逻辑汉语的创建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语言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思想的手段，是思维的外壳；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间接和概括的反映；人类借助于语言的帮助来进行思维，并且通过语言表现出来。两千多年前诞生的“形式逻辑”使人类的思维有了质的飞跃，语言也随之进化。逻辑是人类正确思维的规律性，是人们认识世界、发现真理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逻辑对人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发挥着深刻而有效的作用。现代科学就是在逻辑的帮助下思维追求精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约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通过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创立了欧几里得几何学；17世纪，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创建了近代实验科学，这让人类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因此，爱因斯坦视逻辑为现代科学的两大“基础”之一，认为现代科学源于两种思想的碰撞与融会，其中之一就是指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可以说，逻辑是人类科学发展的奠基石并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逻辑的内容涵盖甚广，其本质就是解决思维的准确性问题。思维的准确性能引导我们的思维深入事物的核心，从而让我们认识到客观事物的本质并发现其规律性。就语言自身而言，思维的准确性表现为遣词造句的准确性。遣词的准确性在于所用的词能准确地反映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等；造句的准确性则表现为句子结构的完整、连贯等。对于一个正确的思维表达而言，语言、思维和逻辑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正确的思维必然合乎逻辑，而合乎逻辑的思维是易于与客观现实及其规律性相吻合的。因此，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就应该是能使思维合乎逻辑的工具，即其表达方式必须有助于使二者紧密合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我们的思维能力，进而更好地使我们的思维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及其规律。

作为一门使思维变得准确的学问，逻辑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历史，但是其被引进到中国的历史却只有一百来年，其间它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显然，我们的思维缺乏逻辑的沁润，没有在逻辑引导下追求精确思维的习惯，这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指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逻辑性不强。具体点说，在遣词上，汉语的名词形式过于单一，以致不能体现其所担负实体概念外延的差异性，动词没有明确的时间性和状态性等；在构成句子时，由于“隐藏和省略的成分太多”（吕叔湘语），句式显得很松散，因而汉语是短句多，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明清白话小说，汉语大都以短句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现代汉语”仍然逻辑性不强，缺乏严谨缜密性，其传统的不合逻辑的省略习惯仍普遍存在。所以有人说，“汉语犹如国画，讲究总体效果，不刻意追求细节上的准确性”。

更具体地说：

在名词方面，我们知道，思维的准确性首先基于概念的准确性，因为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每个概念都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延，二是内涵。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概念要明确，即内涵和外延要明确。而名词是实体概念（包括抽象实体）的担负者。在语用中，名词的外在形式在准确地体现概念外延的差异性上，发挥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然而，汉语的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在语用中形式上无差异性，导致其所担负的实体概念的外延的实质差别没能很好地反映出来，这就有可能导致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的混用，而造成概念偷换的现象，即单独概念与普遍概念的偷换。这样，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就不可能正确地判断、推理和论证。曾经关于“改革”的讨论就是因为单一的名词形式导致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被混用而引发的。例如，“中国的发展是与改革（A）连在一起的。但是，中国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因而就出现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这一说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成果来自改革（B），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同样来自一些并不完全完善、并不完全成功的改革（C）”。文中所提到的“改革”虽然同属一词项，但它们是可以分类的，其内涵是不同的，外延也不一样。“改革”（A）、（B）是专有名词，事实上是专有名词“改革开放”的缩略。从逻辑上说，这是个单独概念，其内涵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外延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属于战略范畴。而“改革”（C）属普通名词，担负的是普遍概念中的有穷普遍概念，其内涵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外延则包括很多具体的改革的做法，如联产承包、国企改制、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属于战术范畴。这些改革中的每一项又包含各自的集合，如“联产承包”就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国企改制”则有多种形式，如“出售给外商”“出售给民企”“管理层收购”“员工持股”等。当然，它们还应该可以被分解下去，不过这种分解是有限的，而非无穷无尽的，因此表示这类事物的概念称为“有穷普遍概念”。另外，就普通名词自身而言，它在担负普遍概念中的有穷普遍概念时，如果没有单复数形式的硬性规定，同样会带来问题。例如，“‘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还没有工作。’这个句子可以表达两个判断：一个是‘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孩子是一个）；另一个是‘这个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学’（孩子可以不止一个）。这就是所谓歧义句。这种句子要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它所表达的判断”。以上这一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用置于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的词缀“们”而导致的歧义现象。

在动词方面，动词是表示人或事物的行为、动作、存在、变化的词。行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没有时间就没有行动。行动需要时间来定位，即现在、过去或将来。然而，汉语动词不能明确、规则地体现出时间性，以至于如今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学者们还在对中国先秦古籍《孟子》中关于“井田制”的论述争论不休。一部分人认为那是孟子对所谓“三代”时候的描述，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那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结果，中国历史上究竟是否实行过井田制，人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汉语的动词能体现出时间性，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在现代汉语里，由于动词没有规范化的时态和语态，我们的不少思维表达往往显得很含混，所表达的行动缺乏明确的时间界限、主动或被动以及真与假之别。

在造句方面，汉语句子由于“隐藏和省略的成分太多”，句式显得很松散。例如，“有人编辑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其中有项羽，因为他是《垓下歌》的作者，那么荆轲也应当进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因为他是《易水歌》的作者。读陈新《晬盘儿》，下册有《也说〈易水歌〉歌者谁》，才知道《易水歌》的著作权是有疑问的……这场官司出在主语上。如果有主语，那么为歌者必定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汉语的句子不一定有主语，大量的句子没有主语。书法家启功挖苦说：‘三只老虎，两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脑袋。’而且，说写汉语的人，特别喜欢省略，尤其喜欢省略主语。所以理解汉语的句子需要文化背景知识，需要生活常识。这也就是汉语文本经常出现误解的原因之一”（王希杰文）。又如，句子“今天冷得很”，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今天”被认定为“主语”，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今天”只是个时间概念，而时间概念没有“冷”或“热”的属性，所以此句省略了主语“天气”。语言学家高明凯说：“在逻辑里，没有主语是不能成为判断的。”在一个完整的思维中，如果其表达形式中的主语被省略，显然，该思维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被轻视和忽略了，从逻辑角度看，那就是主项被轻视或忽略了，这就会形成思维的一个不完整点。另外，判断句没有联项，不少句子缺乏应有的虚词联系，等等。总之，粗疏、简陋的句子，在我们的思维表达中不胜枚举。

汉语表达的粗疏和简陋，所反映的恰恰是我们思维的粗疏、简陋，缺乏逻辑性。虽然“疏”“陋”的表达也是可意会的，但这不利于培养思维上严谨缜密的头脑，不利于思维的细化、深化并精确地穷尽到位，而我们对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及对其规律的发现有赖于严谨缜密的思维。因此，我们说，汉语，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只启用了语言粗浅的表意功能，而没能启用语言所应有的认知功能。语言的认知功能源于因逻辑而形成的一种严谨缜密的思维表达，这种表达能精确完整地穷尽到位，从而诱导、促使我们的思维纵深发展，形成一种直达事物核心、问题核心的穿透力。

原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曾说，中国人的思路重虚，喜欢讲大的原则。这里，一个“虚”字可以说概括了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的一大特点，即笼统性。中医的虚、《易经》的虚（自然认知上的）、国画的虚、戏剧的虚、语言的虚，“虚”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我们民族思维传统的始终。不求严谨缜密的思维，在文艺领域，尚可无边驰骋，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则难以精确地穷尽到位。笼统性的思维传统导致我们在认识事物上重直觉、轻逻辑，常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不力求深入、细致、系统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养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维习惯。而这与认识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要求的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是有很大差距的。相信宇宙是以确定的方式行事的爱因斯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上帝是不掷骰子的。”汉语表达的非严谨缜密性就是“虚”的表现。语言的“虚”所反映的恰恰是思维的“虚”。“虚”的思维难以与“实”的自然世界相吻合，倒是易导致认知闪失或停滞，这对我们认识自然、理解客观规律是不利的。既然“上帝是不掷骰子的”，那么我们认识“上帝”的思维，就应该是严谨缜密的，而不是笼统随便的，因此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也就必须是严谨缜密的。只有培养严谨缜密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思维才能与严谨缜密的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相吻合并揭示之。很多人可能都曾听说过所谓的“李约瑟博士谜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我们认为，近代科技是非常系统透彻化的，而不是雕虫小技。可以说，没有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习惯就不会有解剖人体以了解之透彻的近现代医学，也不会有发展到今天的研究粒子之小。在古汉语“就不这样审慎多劳”的语言促成下的思维，会产生如此精密系统化的近代科技吗？物质世界有着非常严谨缜密的内在联系，没有严谨缜密的思维习惯，我们就能畅游在此物质世界里并发现其规律性，这是不可想象的。

进入21世纪后，我们总是强调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因为我们的科技仍处于落后状态，尤其在涉及抽象思维的理科领域。然而，自主创新，尤其是原始性的创新，不是一个仅靠国家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就可以完全解决好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伟大发明及创造上得到证明。它涉及人的智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涉及人的智力。智力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人的智力有先天的因素和后天开发的因素。智力是可开发的，后天因素的开发利用，会给先天的优越性锦上添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说中国有足够聪明的人。但为什么在科技上我们总是落后于人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任何可能的原因。“中国有足够聪明的人”是指人的先天的智力，而智力的后天因素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在智力的后天因素的开发上，我们认为，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因素，是我们绝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语言是我们思维的担负者，而在构成智力的诸因素中，思维因素占了很重大的部分，因此作为形成和表达思维的手段的语言，就应该在智力开发上起到应有的作用。事实首先应该是，我们思维的“虚”才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上的“虚”。但是，语言与思维二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创建逻辑汉语，让汉语从“人治”语言变成一定程度的“法治”语言，首先就是为了通过加强语言表达的严谨缜密性来让我们的思维更细致，来帮助我们从自发思维变成自觉思维，有意识地加强我们思维的逻辑性，从而在应有的范围内提高我们思维的准确性，进而促进我们的思维能力。

中国著名教育评介和教育管理专家陈玉琨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不错，高等教育不行，说中国教育‘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我不同意这么说。其实我们在起点就输了。在课堂里，我们只注重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而忽视了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尤其是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后劲’，可以在考试成绩上超过人家，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不行。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否则，中国基础教育将走进非常严峻的境地”。这里，思维的问题同样被提及。可见，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何等的重要。创新需要智慧，智慧离不开思维，而思维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语言能力的开发培养，是思维能力开发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智力培养作用。因为当严谨缜密的语言表达形成习惯后，它会促进我们的逻辑性的思维习惯，而这种习惯，通过世代传承，可以演化成先天的智力。

第二，随着信息化进程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计算机时代。计算机早已成为人们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并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未来计算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能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由于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信息的主要载体，因此语言的处理是计算机信息科学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就汉语而言，业内人士认为，分词是其他汉语信息处理的基础，也是关键环节之一，它的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后续处理步骤的效果，而将词确定下来是理解自然语言的第一步，只有跨越了这一步，计算机的中文处理才会前进一步并最终实现真正的智能计算机。但是，基于现代汉语的计算机中文分词无论采用多么成熟的分词算法，也难以完全解决中文分词的难题。因为在现代汉语里，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所以计算机无法完全正确地识别现代汉语文字信息。根据行业人士的说法，计算机就无法识别“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与“我们出口的和服比去年有所增长”这两句中的“和服务业”与“出口的和服”。当然，我们也可以对现代汉语进行分词书写，从而解决“和服务业”与“出口的和服”之类的问题，但是基于现代汉语的分词只是对词进行一种表面的切割，并没能深入所有词的内核，因此无法全面合理地将“词”确定下来。所以，尽管国家关于汉语分词在1992年就制定了明确的规范，由于没有对词汇统一认识，至今我们也没能完全解决现代汉语分词问题。对此，有人认为，语言的科学化才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前提，中文分词就难以完成。

逻辑汉语是规范化的汉语，是对现代汉语进行逻辑化、科学化改造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汉语。其基于逻辑认知的词汇划分规则和词与词空半格的书写方式为中文计算机智能化中合理的分词铺平了道路；其规范化的句法也必然有利于汉语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满足计算机中文信息化处理的要求。

逻辑汉语的分词不是简单的、表面的切割，而是深入词的内核，是基于对词清晰认识基础上的分割，并在书写上采用空半格的书写方式（就Word文档而言，这应该需要些程序上的改动以满足空半格操作要求）。所以，以逻辑汉语分词书写为载体的计算机中文分词处理不会出现以现代汉语非分词书写为载体的所谓交叉歧义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科技人员阅读科技文章时所遇到的阅读困难，诚如一位科技人员所言，“说到现代科技名词术语，都比较长，很多字堆一块，从哪个字始到哪个字止，找不到名词术语起止，看中文科技论文还要画线”。另外，分词书写能使表述人对自己所要表述的内容有更清晰、明确的意义认知。逻辑汉语的词法和句法是规范化、逻辑化、规则化的，所以，也不会存在以现代汉语分词书写为载体仍会出现的表意不精确、歧义，或词汇确定不准确、不规范、无规则性以及词汇累赘和句子结构松散等问题。所有的这些逻辑化的改进必然有利于汉语更好地满足计算机程序化的要求。

第三，如今我们提倡“中国梦”。对此，语言学家王希杰撰文写道：“旧梦重提——鲁迅的《听说梦》，写于1933年1月1日，是看了《东方杂志》昔年特大号上的一百四十多人的‘新年梦想’之后的感想。2014年4月5日的《现代快报》重提七十多年前的一百四十多人的‘新年梦想’。七十多年后，这些旧梦重提，也别有一番滋味在的……林语堂的梦是：‘我不做梦……只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写出一篇文理通顺的信。’这使我想起不久之前的‘两会’上，有院士说如今的研究生水平只是中专生。院士的话，既然是院士说，那总不会错的。那么，七十多年之后的大学生能否写出文理通顺的信就可以研究研究了。如此，七十多年了，林语堂的梦还是个梦吗？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不靠上帝赏赐，不能祈求超级大国。必须靠自己，靠中国人自己脚踏实地、持之以恒、顽强不懈地艰苦奋斗。”

我们认为，“文理通顺”有赖于文法的帮助和逻辑知识的指引。就“文”而言，千万年来，随着人类思维不断扩展与纵深，语言早已变得相当繁杂。一门语言如果没有起规范作用的语法，那么学习者在学习它时就无章可循，也就难以驾驭它，难以轻易地去“通顺”，正所谓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语法在人们的语言学习中可以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从而达到以简驭繁的目的。然而，汉语的文法至今尚未真正形成。尽管人们在现实中可以听到“汉语语法”之类的说法或看到“汉语语法”之类的书籍，但“汉语是没有语法的”仍是我们普遍而诚实的认知。恰如语言学家张志公所言：“汉语教学语法的传统尚待今后逐步去建立，汉语的传统语法也还没有形成。”对于简单的思维表达而言，无语法，我们尚可描绘好一个方圆，但对于复杂的思维表达，非语言专业人士就会有难度，因此所表达的句子结构混乱、句意不清，让人费解并存在歧义，还容易造出病句；即使是语言方面的专业人士，在表达复杂的思维时，由于没有明确完善的规则依傍，他们也很难做到句子的精确与完整，很多时候只能顺着自己潜移默化的积累，全凭感觉来遣词造句，以致句子结构、句意都存在经不起推敲，丧失细节的精确性之处，鲜有能做到在结构和句意上都滴水不漏者。在这方面，与汉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不少语言已经有了一两千年历史的稳定的传统教学语法。这些语言因受逻辑深刻的影响以及人为干预而形成了稳定的形式语法体系，所以中国学生在学习这些语言时很少提出一些令老师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可以通过其形式语法来了解其建构规则。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学生常常会提出一些令中国老师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外国学生难以通过汉语语法来了解汉语的建构规则。形式语法绝对是人为制定的无疑，其目的就在于统一人们的语言行为。然而时过一百余年的今日，汉语的形式语法依旧没能定型”。这里，我们把语言比喻为一栋建筑，其语法就相当于该建筑的结构，词语就相当于砖块。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汉语语法体系，其结果必然是——这个建筑只有砖块，没有完整的框架。而一栋没有足够承重梁的建筑，人们是很难把它建成大厦的，更遑论建成一幢能兼容现代信息技术的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逻辑汉语是对现代汉语进行逻辑化改造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汉语，是一种表达上力求严谨缜密的语言，而由此形成的法则具有规范性、规则性，是一种“法治”语言的语法，它有着更合理明了和更有规律可循的词法和句法，因而更便于教与学。例如，在书写上，逻辑汉语的专有名词有别于普通名词，而普通名词又有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之分；逻辑汉语规范了现代汉语的动态助词“了”，即“了”在逻辑汉语里只作为时间助词，构成动词过去式，而在现代汉语中作为语气助词的“了”被废除，一律由“啦”取代，以去除“了”在现代汉语中的那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杂乱无章、让学习者无所适从的“含义”与用法；逻辑汉语还规范并完善了现代汉语研究中所谓的“是……的”字句（包括“的”的用法）、“兼语句”和“连动句”等；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逻辑汉语逗号的使用更具有逻辑性，能保证句子主干的主谓宾意思的完整性等。有些改动看起来很细微，但“细节决定成败”。另外，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有些表达显得累赘、多余，如“人，不管吃荤也好，吃素也好，反正都是靠植物而生活”，其中“而”字，我们就可以考虑废除；有些表达不具有可分析性，也没有任何美学的意味，我们就可以不把它们纳入汉语的核心部分，因为不具有可分析性意味着难以上升为规则，而没有规则，就不便于教与学。其实，在汉语规范上，前辈大师们就曾有过思考，如语言学家方光焘在关于汉语问题上就说过：“语法的任务在于记述。问题是记述的时候是否要带某种规范的性质呢？也就是说，语法是不是应该建立起一套规范的东西来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方光焘所说的“规范”就是指“依傍”逻辑去改造汉语。逻辑汉语语法就是一种具有规范作用的语法。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语言有很多不足之处时，我们就有必要超越“约定俗成”使我们的语言更完善，就像我们曾在汉语拼音上所起的作用那样。逻辑汉语就是一种超越“约定俗成”而形成的新的汉语。诚然，逻辑汉语起初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别扭，就像从前现代汉语之于古代汉语，但是使用后，我们就会习惯，就会觉得很自然并产生美感。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再到“逻辑汉语”（当代汉语），每一次变化都是为了使我们更能适应人类的发展与进步。

逻辑汉语就是基于以上三方面的考虑而产生的，其目的就是促进我们的思维能力、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以及方便汉语的教授与学习。

由于本人知识水平有限，书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敬请广大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和提高，从而为汉语的完善进而促进我们的思维等做出应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