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時期以來中國語教科書中的“滿洲語”資料[1]

秦曰龍　李無未

一　引言：該“滿洲語”非滿族人母語之滿語

滿洲，民族名稱，是中國多民族國家的重要成員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先秦時代的肅慎、漢代以後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都是其在不同歷史時代的稱呼，後來經過努爾哈赤、皇太極統一了建州、海西等女真部落，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權[2]。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正式定民族名稱爲滿洲。第二年改稱大清，改元建號，創立了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擴大了滿族共同體。滿洲民族在鞏固和維護國家統一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滿洲語，即滿語、滿族語，别稱清語，清代被奉爲“國語”，是中國滿族人使用的語言，源於女真語，就語言類型譜系來説屬於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滿語支。1644年滿清入關後，滿族主要聚居在北京、東北三省及内蒙古東南部，其餘分佈在全國各地，與操漢語者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狀態，歷有清一代。清代前期，滿族由單一的滿語使用者向滿漢雙語者過渡，先後轉用漢語，滿語約從18世紀末19世紀初開始衰亡，現在個别零星存在的可操滿語者業處於滿漢雙語向漢語過渡階段[3]。如黑龍江省愛輝、富裕等縣幾個村落中，還有爲數不多的老年人能講滿語。清代滿語語音系統中，有5個母音，35個輔音（其中3個用來拼寫外來詞），母音不分長短，存在不太嚴重的母音和諧現象，有複合元音。歷史上曾使用滿文，包括老滿文和新滿文兩種文字形式。

本文所言“滿洲語”與别稱清語的滿族語名同而實異，指稱的是當時滿洲地面上使用的中國語，主要分佈在山海關外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及内蒙古東南部、河北省東北部等地區。如《支那南部會話——一名南京官話》校閲者在序文中曾明確提到，清國的語言分爲四類，其中之一爲“滿洲語”：“夫清國之爲言語，分而爲四。有北京語，有滿洲語，有嶺南語，而至南部之語，自福州、上海、廈門至蘇州、杭州、荆州、重慶及臺灣，無不用之。其用太廣矣。”[4]

二　日本明治時期以來中國語教科書中的“滿洲語”資料

可信實文獻的匱乏是制約清代東北方言研究的前提性因素之一，歷代海外收藏的中土文獻，比如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琉球群島等地區存世的某些中國語教科書便是重要的材料。其中載記了東北方言的某些信息，是研究東北語言系統的第一手資料，值得關注。

日本明治時期中國語教科書中，有一部分文獻是以學習“滿洲話”名目出現的，有些是日本人和中國人合作編寫的、也有些是日本人獨自編寫的。據筆者所知，日本明治時期以來相關“滿洲語”教科書計120餘種，選取的標準爲書名中含“滿”“滿洲”字樣及編者或出版機構爲當時東北地方事務部門的教科書。分門别類列舉如下：

（一）書名中含有“滿”“滿洲”“滿語”“滿洲語”等字樣的漢語學習書

這一類中國語教科書主要有103種材料，揀擇重要者詳細介紹，餘者書目形式部分列出。

1. 《日滿會話》（簡稱《日滿》），富山誠一著，大阪屋號出版部1908年4月出版，藏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它是適應“渡滿（中國東北）者”需要而編撰的，注音有意區别北京音和“滿洲土音”。該書“凡例”“目録”後爲正文143頁，分入門短語43課、單詞19類、附録4類等三部分，無論語音還是詞滙，均詳盡信實，故而12年間印刷23版之多。

2. 《袖珍實用滿韓土語入門》（簡稱《入門》），平山治久著，博文館1904年4月出版，藏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陸軍大尉平山治久在韓國仁川調查中國東北方言，得到客居於此中國山東人吴明堂的幫助，吴氏精通東北方言，亦懂日語。作者强調東北方言與北京官話存在許多差别，移居東北的山東人很多，占了十分之八九，故而很多情況都是按照山東語音審訂的。該書正文120頁，分爲“前編”和“後編”，前者以中國東北方言爲主，後者以韓國語爲主，都是先單句練習，後會話應用。

3. 《滿洲語會話一個月畢業》（簡稱《會話》），石塚書店1904年5月出版，藏日本國會圖書館。據《序》，作者可能爲石塚豬男藏。編者曾在日清戰役中任從軍翻譯官，常往來於各地戰場，有較豐富的日漢語言翻譯經驗。出於軍事需要考量，他將以往在中國戰場日常會話的必需詞滙纂集成編，又從當時東北戰場實際出發，亦是爲將來奴役、統治便利之需，是書發音不采官話而取東北滿洲土音。正文80頁，有詞語類、散語類、問答類三編内容，有日語對譯，實際是一種漢語速成教科書，是直接爲侵華戰争服務的實用會話教材。

4. 《通俗滿洲會話》（簡稱《通俗》），熊谷茂之助編，東文舍1908年4月出版，藏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由於滿洲本地存在許多和北京官話有較大差異的方言土語，只學習北京官話的標準讀音與用法，不能完滿實現交際，故而，需選擇與北京官話不太一致的詞滙搜集出來重點講習，以便更好促進滿洲地區的語言學習與人際交往。全書包括凡例2頁，正文101頁，主要分爲散語、購物、旅行三部分内容。格式爲上下兩欄，上欄爲附有日語假名注音的“滿洲語”内容，下欄是日語翻譯。

5. 《日滿會話》，日本人宫島吉敏和中國人包翰華合著，日本東京三省堂1933年1月初版，1937年2月增訂版。本文依據的是後者。從兩版的兩個“序”中可見編寫思路和編寫理念。該書分爲四編：語音和句法、詞語、短句、會話。

6. 《滿洲土語研究》（簡稱《土語》），屬於日本“軍用中國語教科書”系列，軍政部軍事調查部（僞“滿洲國”陸軍省調查部）編撰，由東京外國語學校中國語部1927年畢業生川瀨侍郎執筆[5]，1936年11月出版，見六角恒廣《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10集第1卷第284-304頁。正文收有154例常用的東北方言“土語”，先列東北方言“土語”及日語對譯詞語意義的解釋，再舉例證並附以日語譯文，必要時加“注”，對例證中漢語詞語或日語譯文詞語解釋説明。它主要用片假名注音，也用羅馬字母標記，用圈點來表示聲調調類。該書名爲“研究”，其實是方言材料的彙集，稱之爲“常見東北方言詞語彙釋”更爲確切。

其他還有《滿洲警察官用支那語會話集》（渡會貞輔著，日清印刷所，1927年）、《廣播教材初等滿洲語講座》（秩父固太郎著，滿洲電話電信株式會社，1937年）、《支那語滿洲語講座》（中國陳清金、宗内鴻著，東江堂書店，1939年）、（《滿韓土語案内》（平山治久著，東京博文館，1904年）、《滿洲語概説》（吉村五郎著，滿洲修文館，長春1944年）、《軍事日滿俄會話》（權藤正一、吉田熏著，大連大阪屋號，1941年）、《日滿俄軍事會話入門》（俄語編輯部，橘書店1943年）、《注假名日滿俄會話》（權藤正一著，大阪屋號，大連1941年）、《譯注詳解官署用會話讀本（滿洲語篇）》（滿洲遞信協會，日滿書苑，長春1942年）、《日滿對照最新法院警察各種呈文願書實例詳解》（趙錫純著，博文印書館（滿洲），1942年）、《滿洲　民族·語言》（保井克己著，滿洲事情案内所1942年）、《滿洲國語音標文字》（國語調查委員會，長春1941年）、《建國講義録滿洲語科第1-6卷》（建國學會編輯部，長春1940年）、《滿洲國語（創刊號）》（滿洲國語研究會，長春1940年）、《速成日滿支會話》（通口紅陽著，崗村書店1939年）、《日滿支常用語6000句》（宫越健太郎著，富山房，1939年）、《滿語調查資料假名切音滿華語》（民政部滿語調查委員會，長春1939年）、《日滿支會話教本》（金島苔水著，巧人社，1939年）、《滿洲國語音標》（語言研究所，長春1938年）、《支那滿洲語講義録（第1-3卷）》（陳清金、宗内鴻著，東亞文化出版社，1938-1939年）、《支那語會話（滿洲國、北支、中支、南支旅行者必攜）》（三省堂編輯所，1938年）、《滿語解釋日語尺牘之譯讀及作法》（岩井武男著，文求堂，1938年）、《滿洲語五十講》（宫越健太郎、武田博著，有朋堂，1937年）、《滿洲國語語法》（啊么徒著，東學社，1936年）、《三等標準滿洲語讀本》（滿洲文化普及會，奉天1936年）、《現行滿洲公文提要》（城台正著，滿洲行政協會，長春1935年）、《日滿對照警務會話指南》（鈴木甚助著，善鄰社，大連1935年）、《滿洲語讀本》（共4册，在滿日本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編，大連1936-1937年）、《應試參考滿洲語問題解法》（外語學院出版部，1935年）、《日滿對照工廠用語集》（滿鐵商工科，大連1934年）、《短期支那語講座附滿蒙語會話》（共3册，宫越健太郎、清水元助、杉武夫著，外語學院出版部，1932-1933年）、《滿洲語及日本語學問題及解答集》（滿州司法協會，長春1932年）、《日滿對照日常農業用華語》（水野薰著，滿洲農業團體中央會，大連1933年）、《滿洲國語讀本第1-9册》（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1933年）、《詳注對譯初等滿洲語會話》（三原增水著，滿洲圖書文具株式會社，奉天1934年）、《自修軍用滿洲國語》（下永憲次著，春陽堂，1933年）等。

（二）出版機構或作者爲“滿洲”地方事務部門及其他涉及“滿洲語”内容的文獻

該類文獻主要有18種。具體而言，名稱或編纂者與滿洲没有直接關係，而正文中涉及相關核心内容的教科書，至少有7種，此處僅以《新編遼東語類》爲對象介紹之。

《新編遼東語類》（簡稱《遼東》），中國人喬德階原著、日本關口隆正增訂，西島良爾音譯，青木蒿山堂1904年4月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中國大連市圖書館有藏。是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2集收録的第14種中國語教科書，在其第2卷第187-208頁。關口隆正，是駐扎旅順口軍營的軍人，他在喬著《遼東語類》基礎上，結合調查東北土語所得材料，增訂爲《新編遼東語類》。該書教授對象以日本軍人爲主，將一些與“北京官音”相異的東北土音特意標示出來，但相較於其他教科書，其語音標記和詞滙選擇的“土語”特點稍微遜色一些[6]。該書正文24頁，收録四字一組詞語322個，詞組之間意義上有一定程度的連續性，並不一定押韻，也不够典雅，卻易於背誦、記憶，間或有東北方言土語，“附録”收集了當時生意人計算數字寫法、度量衡、當地飲食習慣特點等内容。

其他如《家庭支那語》“滿洲土音一般”（簡稱《家庭》，宫脅賢之介著，大連大阪屋號書店，1922年版）、《家庭支那語》（梧雨生著，大阪屋號書店，大連1922年）、《六十天畢業支那語自修附滿洲語會話》（西島良爾著，村田松榮堂，1932年）、《皇軍必攜實用支那語（110版）》（日滿教育協會1938年）、《關東局職員支那語獎勵考試·關東廳語學檢定支那語考試·關東局巡查巡撫翻譯兼掌考試·關東軍憲兵滿語考試·滿鐵語學檢定支那語考試·滿洲國政府語學檢定滿語考試問題並解釋》（中谷鹿二編，善鄰社，大連1935年）、《關東廳職員支那語獎勵考試·關東廳警察官支那語翻譯兼掌考試·外務省警察官支那語獎勵考試·滿鐵華語檢定預備考試·憲兵支那語翻譯考試問題並詳解》（中谷鹿二編，大連善鄰社，1935年）、《關東局職員支那語獎勵考試·關東廳警察官支那語翻譯兼掌考試·外務省警察官支那語獎勵考試》（中谷鹿二編，1928年）等。

出版機構或著作者爲“滿洲”地方事務部門的文獻不少於11種，如：《日華鐵道會話》（滿鐵運輸部，大連1922年）、《日華對照鐵道會話》（大地亮平編，滿鐵鐵道教習所，1927年）、《初等支那語教科書》和《中等支那語教科書》[7]（關東局在滿教務部教科書編輯部編輯，大連）、《初等支那語教科書》（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大連）[8]、《支那語講座第1-3編》（滿蒙學校出版部，1933年）、《日華會話地方部事務用》（滿鐵地方部庶務科，大連1925年）、《發音練習支那語讀本》（滿鐵教育研究所，大連1921年）、《支那語研究參考書》（滿鐵教育研究所，大連1921年），《關於注音字母研究》（滿鐵教育研究所，大連1921年）等。

三　日本明治時期以來中國語教科書中“滿洲語”的性質

（一）該滿洲語是日本當局爲侵華戰争服務的政治性概念

日本明治時期以來，一些學者出於經濟、文化、學術等目的而編撰的漢語教科書爲中日社會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是和平往來的友好使者，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教科書旨在政治、軍事、文化侵略目的，這更需要我們清楚認識。

日本著名中國語教育研究史專家六角恒廣先生曾經指出：“書[9]中充斥着政治、兵制、人情、風俗、習慣、地理、氣候等内容，隱含着當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需要的各類情報。”當時擔任日本“特命全權公使、海軍中將”的榎本武揚在該書《敘》中强調“此書以聲系言，以言系語，風土人情，以至軍國重事，網羅搜討殆無餘。”原來，學中國語只是幌子，刺探中國各個方面機密才是其真正的用心。再如《入門》主要著眼於軍事行動目的，因爲日本軍隊在韓國和中國東北部的軍事行動，特别需要通曉韓國語和中國東北方言。而在《遼東》序言中，關口隆正也毫不掩飾編寫動機，即爲將來把中國東三省納入日本版圖作準備。後來的全面侵華戰争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絶不是偶然的，其軍事準備工作是完全可以從明治時期算起的[10]。因此，日本學者編撰漢語教科書的歷史反面作用不能等閑視之。

1929年經濟大危機的發生，由於人口過剩，日本國内要求地理擴張、向海外轉移人口的聲音日益高漲，它促使日本將勢力範圍擴張到中國東北、華北甚至東南亞地區，而且面對從俄國革命混亂時期走出來逐漸成爲軍事大國的蘇聯，日本國内普遍存在着必須控制滿洲（舊指中國東北一帶）的觀點。“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爲確保滿洲穩定必須進一步控制華北的觀念也深入“人心”。將地理上擴大版圖看作國家榮耀的觀念更是强烈。這些觀點不僅在軍隊中間，甚至在全國範圍内都影響廣泛。當然也存在反面意見，如戰後就任首相的石橋湛山從20年代初期提出“小日本主義”的主張，認爲到處佔有殖民地、在世界範圍内尋求資源和市場、移民會引發較大摩擦，與其移民不如培養出口産業。可惜這種卓識在當時並没有太大影響力[11]。經濟危機和嚴重欠收讓日本民間陷入賣兒賣女的境地，整個國家如同火藥桶般不穩定，大多數日本人都從對中國東北的掠奪中受惠。於是，發動對外侵略便成爲掠奪財富、重建經濟和轉移矛盾的首選[12]。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者爲了適應對中國軍事侵略的需要，在日本軍隊中大力實施中國語教育。其中最爲有名的便是“滿洲語教學”，並編寫了大量的“滿洲語教科書”。

關於“滿洲語”，日本學者安藤彦太郎認爲：“所謂‘滿洲語’，是因爲日本在事變後炮製了‘滿洲國’，在日本這麽大肆稱呼，其實是中國語。在這些入門書和教科書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地憲兵隊的出版物”，“是供查問、鎮壓中國民眾的下層士官用的”[13]。這幾句話，揭示了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編“滿洲語”教科書的真實用意，即從語言名稱上入手用以分裂中國，達到所謂“僞滿洲國”合法存在的目的。宫島吉敏氏《日滿會話》“序”也説：“近來，被稱爲滿洲語的詞滙頻頻入耳，實際上，類似蒙古語而純粹的滿洲語已經泯滅。在文獻中，把漢文譯爲滿洲語的情況是有的，但作爲口語使用卻一點也没有。證明清朝起于滿洲，征服漢族，但在文化上卻被漢族征服……在今日，無論什麽地方稱説‘滿洲語’，照舊指的是在滿洲的中國語。”而增訂版“序”則説：“我國的對滿洲國對北中國的關係，漸漸步入正軌，人、物的往來，與日劇增之時，本會話書也不應該維持原狀……”這樣，“滿洲”這個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中性詞語，被日本侵略者賦予了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色彩，致使“滿洲”一詞的内涵和外延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他們想借“滿洲”而“滿洲國”，來消解生活在這一地區民衆的文化身份認同，借以實現使該地區民眾對自我國族身份集體性遺忘的目的[14]。

可見，這類中國語教科書帶有明顯的軍國主義觀念。日本爲適應侵華戰争需要，有意識地區别中國和東北，企圖從政治角度出發把東北的漢語稱爲“滿洲語”，但又不得不承認，所謂“滿洲語”就是中國語。本文所涉及日本漢語教科書材料均有此性質。因此，在閲讀、研究帶有“滿洲語”字樣的日本漢語教科書時，一定要明確它的歷史内涵。

（二）該滿洲語其實就是以當時東北土音、北京音、山東音爲基礎的的漢語東北話

宫島吉敏氏初版《日滿會話》“序”説：“其發音包含了很多的山東音。那是因爲從山東不斷地有農民去那裏，又有很多人都移居在東北。即使如此，都市、鄉村，移居者和土著的關係，也存在許多發音上的不同。奉天及附近人發音包含了山東音；吉林省城、黑龍江省城及一些都市等地人發音卻和北京音相近。由此，無論什麽説，愛好北京音，對中等以上人士，以及將來其他地方人使用也會很便利。本《會話》書依據這個意識而在發音安排上，以北京音爲本音，以地方音爲輔，並加以注記而備考。”可知，作者認爲當時東北的中國語可分爲山東音和北京音兩種。故而該書在編寫時，以北京音爲本音，以地方音爲輔並加注備考。本文中我們採用剥離法對相關語言實例進行挖掘，探求這些資料對晚清東北方音系統研究的意義。

雖然這些“滿洲語”教科書的語音標記使用了假名，在音值準確性上存在一定問題[15]，但仍可從中窺測晚清民國漢語方音的某些信息，大略可從語音系統三大組成要素入手考察。

第一，聲母特徵，不外乎舌尖前音與舌尖後音是否相混、舌面前音存在與否、母字是否讀爲零聲母、母是否存在等方面。

現代漢語普通話中平舌音和翹舌音區别嚴格，而東北話混同不分，没有區别性意義。日本“滿洲語”教科書主要有兩種語音標示：1）兩讀標示，一讀代表北京官話正音，另一讀標記東北地方音；2）單獨標記。如：《日滿》頁1（爲原書頁碼，下同）甚セ［s］ン［ən］/サ［sa］、《通俗》頁20實シ［s-］，北京官話音爲它卻用了［s］；《日滿會話》頁126皺チォウ/ツtsu［ts］ォウ綢チオウ/ツts‘u［ts‘］ォウ、頁129稀飯粥チォウ/ツtsu［ts］ォウ、《日滿》頁3/22是シ［s］/ス、頁12/20/76吃チ［ts‘］/ツ、頁34長チヤン/ツ［ts］アウ，兩種語音標示中，ツtsu［ts］、ツts‘u［ts‘］、シ［s］、ツ［ts］，是東北地方音。

部分東北方音聲母見精兩組字没有變爲。“街”字的標注，具有典型性。《日滿》頁45街カ［k］イ/チェ，標示兩讀，但街カ［k］イ是東北土音，而頁103街チェ，僅一讀，是北京官話正音；《會話》頁3街チェ，僅一讀，爲北京官話正音；《通俗》頁8/9街カ［k］イ，僅一讀，是東北土音。再如“餃”字，《日滿會話》頁129餃チァォ/ツtsu［ts］ァォ兒，標示兩讀；頁130水シ［s］ュイ/スイ餃チァォ/ツtsu［ts］ァォ子、餃チァォ/ツtsu［ts］ァォ兒，チ變後一讀，爲北京官話正音。

現代東北話大部分地區没有聲母，就教科書文獻來看，百年前也是如此。如《通俗》頁4熱イ［i］エ不熱イ［i］エ、頁28熱イ［i］エ、頁11熱イ［i］エ；《入門》頁38熱イ［i］-エ；《會話》頁70毯子絨ヨi［i］ン。《日滿》頁16/68饒、頁58繞ラr/ヨ標示兩讀，ロr/ヨ標示兩讀，存在零聲母，ヨ是東北土音。教科書中日母字讀爲零聲母，也是有意區别於北京音聲母的。《日滿》頁21認レrンnm［n］/イ［i］ンnm［n］、頁66認レrン/イ［i］ン，標示兩讀，イ［i］ン是東北土音，レr是北京官話音。《家庭支那語》之“滿州土音一般”、《滿洲土語研究》也有記載。不過，《土語》是在以北京官話爲標準音的前提下注出東北話讀音。如：《家庭》例32、例36説聲母讀零聲母，即讀爲［iou］，像“肉”字。《土語》序51“熱火罐抱子”。“热”，假名注音有“ロ—”（长音）、“イエ”［ie］两个，分别是北京官話讀音和东北話讀音。《土語》注：聲母是“染”的“正音”。《土語》序51“染人”。“染”，假名注音“イエヌ”［ien］，罗马字注音［yen］，按北京官話讀音聲母是，而這里是东北話讀音，讀零聲母。《日滿會話》頁3，日リ/イ，イ是東北地方土音。

其他聲母特徵，如［ŋ］[16]母的存在、［ts］讀爲［t］。如《遼東》頁3庵ガ［ŋ］アン，《日滿》頁30/53俄ウ［ŋ］ヲ-國，而《日滿》頁43餓ウ［u］ワ［wa］/ウ［u］ガ［ŋ］ア［a］，標示兩讀，前者聲母是［∅］，後者是［ŋ］，有區别。《土语》序4“装假”例：“让你吃，你怎么不吃呢？”“呢”，假名注音“ニ”，就不能等同于［n］，是古泥母字讀爲娘母。舌尖前塞擦音［ts］讀爲舌尖中塞音［t］，是現代東北話、山東話較爲普遍的特徵，如《日滿》頁3在タアィ［tai］/ツアィ［tsai］，標示兩讀，今天東北話“在屋裏呢”的“在”仍讀爲［tai］。另外，還有［w］讀如［m］，如《日滿》頁89輕舉妄マ［ma］オ-動，現在山東、河南等北方方言中，也是將“無”［w］讀爲［m］。

第二，韻母方面的特徵，主要包括［p］［p‘］［m］［f］拼［o］的讀音、古蟹山臻三攝合口一三等端系字是否有［u］介音問題、［a］［au］與［ə］混同、［iau］與［ye］混用等方面。

北京官話［p］［p‘］［m］［f］拼［o］，東北話中大都讀［ə］；現代膠遼官話中，古蟹山臻三攝合口一三等端系字除了大連、複縣、丹東、莊河、新金五處的少數字有［u］介音外，其他各處都没有，如“對腿罪端團酸尊村孫”等字。這表現的是膠遼官話的内部差異[17]。蓋桓片是膠遼官話中的東北區域片，也是屬於廣義上的東北官話[18]。前者例如《日滿》頁40黑ヘhe［xə］/ハ［xa］ェ［e］イ［i］，標示兩讀，其中，ヘhe［xə］一讀韻母是［ə］；頁105黑ハア［xa］，也表明有［xə］一讀。《日滿》頁39餑ポア［pa］餑ポア［pa］，不是［po］，這個［pa］可能是［pə］；頁97刻薄ポア［pa］。《日滿》頁130筆墨ムア［mua］、墨ムア［mua］盒兒，表明有［mə］一讀。《遼東》頁5瘋魔マア［ma］、頁6磨マア［ma］、頁9蟆マ［ma］，是［mə］一讀。後者像《日滿》頁43/97腿トイ［t‘aoi］兒、頁48/85/87對トイ［taoi］、頁84村ツォン［sh‘aon］、頁85醉ツヲェ［shioe］、頁87退トイ［t‘aoi］、頁121/147孫ソヲェン［sioen］子、孫ソヲェン［sioen］妞兒，《入門》頁40村ツン［sh‘n］長、頁43馬隊テイ［tei］，《會話》頁11馬隊トイ［taoi］、頁34村ソン［sh‘on］内、誰シェ的，没有［u］介音。但是，《日滿》頁24/36短トワン［tuan］、頁135團トワン［tuan］扇，有［u］介音。

另外兩個特徵舉例如下：《通俗》頁23割カ［ka］、頁41疙カ［ka］瘩タ［ta］；《日滿》頁64哥哥ク［k］ア［a］；《日滿》頁45/79/80擱コ［kau］、《通俗》頁17/52擱コ［kau］，是カ［ka］不是［kə］，爲東北話土音。《會話》頁27大約ヤ［ia］ヲ［o］、《日滿》頁35約ヤ［ia］ヲo［wo］，與［ye］不一致，爲東北話土音。《日滿》頁84大約ヨ［io］、《入門》頁30大約ヨ［io］、《會話》頁4熊嶽ヨ［io］エ［e］，也是如此。《日滿》頁43/90覺チョ着餓，反映東北土音，北京話音爲。《日滿》頁20學シユ［io］ヤ［ia］/シヤ［ia］ヨ［io］標示兩讀。《遼東》頁5學シェ［e］/學ヒhiヨ［io］ワ［wa］，前者描寫北京音，後者描寫爲東北話口語音。

第三，聲調特徵。

由於編纂者認爲東北話方音聲調和北京官話語音聲調調類一樣，不另行標注，導致教科書方音聲調資料匱乏。但在《家庭》、《日滿會話》、《土語》中仍然保存一些值得注意的聲調材料。如《日滿會話》有連讀變調的描述：頁44“〇五百〇”，注釋：上聲重複時，前一個字讀下平；頁46“〇一個〇”，注釋：一讀下平；頁61“隔一（去聲）天”；頁63“〇七月〇”，注釋：七讀下平；頁74“貼身丫頭（下平輕聲）”；頁81“下巴頦（上平輕聲）兒”。這些例證反映了上上變調、一七變調和輕聲現象，與現代東北話一致。而《土語》的聲調注音，也反映了東北話。如：序65“光棍子”注：“跑腿子”。“跑”，《土語》注音：“陽平”，原本爲上聲，這裏上上連讀變調。序79“撩”：“你快遼（去聲）呀！”“鬍子往那邊兒遼（陰平）啦！”陽平變爲去聲、陰平。序81“溜啦”：“我也没瞅准他多喒（陰平）溜啦！”上聲變爲陰平，應該是輕聲。序86“冷不丁”：“他冷不丁的喊一（去聲）聲”，陰平變爲去聲。序88“慢燈小穩的”，“小”，《土語》注爲：“陽平”，上上連讀變調。序106“不離”：“他的滿洲話不善那（陰平）！”去聲變陰平，應該是輕聲。序118“打野妓”，“妓”，陰平，去聲變陰平，諧音“雞”。日本學者佐藤昭先生認定現代東北官話“妓”讀陰平是“瀋陽、白城”讀音：“有的是打野妓的拉客（上聲）”。“客”，去聲變上聲。佐藤昭認定現代東北官話“客”讀上聲是“瀋陽、錦州”讀音[19]。序134“大老好”，《土語》注音：“老”，陽平，上聲變陽平，上上連讀變調。《日滿會話》、《土語》記載的字音聲調和連讀變調形式，和今天東北話一致，晚清時期聲調大體不會超出這個範圍。

其實，利用日本當時滿洲語教科書語音標記“兩讀”材料來判定東北話語音，從另一角度來説則是北京話語音一讀是“正音”“正讀”，而東北話語音一讀是“土音”“土讀”。排除東北話“土音”成份外，其實大多數是和北京官話“正音”相一致的内容，這充分顯示了兩個區域官話的共性特徵[20]。如《日滿》頁3那ナ［na］個コ［ko］/カ［ka］東ト［ta］ン西シ不プ［pu］是ス他タ［ta］們メ［me］的デ［de］。除了“個”有コ［ko］/カ［ka］兩讀外，都是北京官話音。其實，“個”コ［ko］音也是北京官話音，カ［ka］卻是典型的東北話音。但《日滿》頁5“那個東西在哪兒”句中，“個”只標コ［ko］音，而不標カ［ka］音，説明“正音”不是東北話音，而是北京官話音。《日滿》頁7起チ北ペ［be］京チン［n］到タ［ta］ヲ［o］東ト［to］ン［n（ŋ）］京チン［n］有ユ［［you］幾チ裏リ［li］地テ［te］イ［i］。“起”是較常見的東北方言詞，卻用北京官話音標記。《日滿》頁17拿ナ［na］手ソ［sau］巾ヂン［n］牙ヤ［ya］刷ソ［sau］ワ［wa］子ヅ［ts］ア［a］牙ヤ［ya］刷ソ［sau］ワ［wa］散サ［sa］ン［n］洗シ-臉レ［le］ン［n］去チュ［yo］イ［i］。這“去”，標記的語流音變之後的音讀，韻母發生變化，口語性很强，爲北京官話音、東北官話音共有。《日滿》頁25在ツ［ts］ア［a］イ［yi］榻ト［t‘o］ヲ［o］兒ル上シヤ［ia］ン［n］的デ［de］那ナ［na］個カ［ka］胰イ［yi］子ヅ/ツ［ts］ア［a］遞テ［te］給ケ［ke］我ウ［u］ヮ［wa］！“在ツアイ”，是北京官話音標記，東北話音是タ［t］アィ。

四　結　語

日本明治時期以來的滿洲語教科書蘊含的某些信息表明了東北官話語音和北京官話語音的親密關係，就大的方面來説基本一致，具有許多共同語音特徵[21]。同時，這些教科書語音標記顯示的膠遼冀魯官話山東音，也與之基本吻合，所以不宜過細區分狹義區域語音而應按傳統習慣稱其爲東北官話音[22]。本文所論“滿洲語”其語音基礎是以東北音、北京音和山東音爲主體的漢語東北話，屬於廣義上的東北官話範疇。

總之，“滿州”，只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其他少數民族的一個稱謂，雖然包含地域文化、族群社團的意味，卻沒有任何政治色彩。所謂“滿洲語”，是日本當局爲侵略戰爭服務而有意識地炮製出來的政治概念，是對中國東北地區文化歷史的有意歪曲。文中所提到的這些滿洲語文獻並不是滿族語教科書，而是地地道道的漢語東北官話學習書，對瞭解當時的東北話十分重要，也有助於現代東北官話的分區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説，日本明治時期漢語東北官話教科書語音資料的發掘，可以彌補晚清東北地區語言研究文獻匱乏的一些缺憾。也就是説，這些文獻，不但是研究晚清東北官話語音的寶貴資料，也是研究晚清北京官話語音的重要文獻，其方音史價值更需要我們深刻地認識。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厦門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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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屬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東亞珍藏明清漢語文獻發掘與研究”（12＆ZD178）；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日藏《五音通韻》及相關韻書研究”（2012BS05）；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新發掘清代北京官話韻書音系研究”（2014M561900）成果。

[2]羅節文、邵蔚風著：《東北古今地名辭典》第804頁，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

[3]唐作藩主編：《中國語言文字學大辭典》第406-407頁，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

[4]小倉錦太、金澤保胤編纂：《支那南部會話——一名南京官話》，東京：博文館，1895年。

[5]李無未、馮煒：《〈滿洲土語研究〉與20世紀30年代的東北方言》，《東疆學刊》2010年第2期。

[6]李曄、柳英緑：《清末對日漢語教科書〈新編遼東語類〉的價值與意義》，《華夏文化論壇》第8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

[7]其中，《初等支那語教科書》存有卷1、卷2、卷3、卷5（改訂版），從1936年3月至1938年3月編成；《中等支那語教科書》存卷1-5，從1936年至1940年編齊。

[8]該套教科書共5卷，從1928年到1931年出齊，均爲“稿本”，分别配有教師用書。此外還有《初等支那語教科書教授參考卷1·2》一册，爲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編寫，於1937年4月出版。

[9]指的是《自邇集平仄編四聲連珠》（福島安正編輯，紹古英繼校訂，1886年出版，收於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1集第3卷，東京：不二出版，1991年）。這段評論語言詳見六角恒廣著：《中國語教育史稿拾遺》第69頁，東京：不二出版，2002年。下引榎本武揚言論出處同此。

[10]李無未：《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教科書研究的基本問題》，《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1期。

[11]北岡伸一：《不能將戰前日本與戰後日本混爲一談》，載日本《讀賣新聞》2013年9月22日。轉引自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09/23/c_132743106.htm，2013年11月29日。

[12]http://slide.news.sina.com.cn/j/slide_1_45272_38490.html，2013年12月10日。

[13]安藤彦太郎著：《中國語與近代日本》第80頁，卞立强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14]詳見高雲球、王巨川：《東北淪陷區殖民統治下的强權文化機制論説》，《北方論叢》2014年5期。

[15]如片假名標記同一語音時不統一；送氣、不送氣標示不清楚；-n、-ŋ不分；清濁相混；同一字音韻尾不同；同一字或詞存在異讀；按標記理解難以準確顯示字音等。具體參見李無未：《日本明治漢語課本所記晚清東北官話方音》一文（未刊稿）。

[16]孫維張、李麗君、路野（《吉林方言分區略説》，《方言》1986年1期）曾經説，德惠有少數字古影疑二母開口一二等字讀［ŋ］母；賀巍（《東北官話的分區》，《方言》1986年3期）也説，哈阜片開原、法庫、北票，以及德惠，古影疑二母開口一二等字讀［ŋ］母。

[17]賀巍：《東北官話的分區》，《方言》1986年第3期。

[18]于冬梅：《日本明治學者的東北官話“分合”理論》，《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2期。

[19]佐藤昭：《現代標準語和東北官話的聲調比較》，《北九洲大學外國語學部紀要》，1999年第96號。

[20]參見李無未：《日本明治漢語課本所記晚清東北官話方音》一文（未刊稿）。

[21]“我國東北地區（包括内蒙古自治區的東北部）絶大多數方言的聲韻系統和北京城區話十分近似，主要區别只在這套聲母的讀法，東北方言［tsts's］往往和相混，則大部分讀成零聲母。東北方言的調類和北京城區話完全相同，古四聲在今調類中的分合關係也基本一致，只有古清入聲的分配不盡相同，東北古清入聲今讀上聲比北京城區話多。”因此，“不宜把東北方言從北京官話中分離出去”。詳見林燾：《北京官話區的劃分》，《方言》1987年3期。

[22]有關晚清東北官話方音性質，現代東北官話分區研究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除了本文引用的孫維張、賀巍、林燾等先生的論文外，還有李榮《官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年1期）、張樹錚《膠遼官話的分區（稿）》（《方言》2007年4期）、熊正輝與張振興《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2008年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