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正处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时期，大中专毕业生完全由国家包分配。省内大学生分配基本上实行三级分配制，一级分配在毕业时就宣布留校人员和分配到省直机关人员名单，其余原则上哪个地区来回哪个地区分配。二级分配就是回到各地区的毕业生，由地区大中专学生分配办公室根据计划，宣布留地直机关工作人员名单，其余部分也是原则上哪来哪去。县里最后进行三级分配，人员全部到位。那个年代大中专毕业生比较缺乏，不存在什么竞争，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工作单位，基本上不存在请客送礼走后门问题，所区别的无非是工作单位的好坏。其实那个年代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平均主义盛行，无论什么单位，工资收入统一按国家规定定级领取，劳保福利统一标准，没有多少差别。

我们山西农学院晋城籍76届毕业生共有12人（已有一人赴西藏工作，有二人学兽医三年学制没有毕业）在长治地区西招（现在的太行宾馆）住了两天之后，地区“分配办”向我们宣布了分配方案，除我一人留地区农校（长治农业学校）外，其余11人全部回到晋城等待再分配。

1976年8月正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时期。学校经过10年动乱，秩序大为破坏。教师地位极其低下，所谓的“臭老九”就是那种年代人们送给老师的绰号，老师被视为国家的九等公民，被放在“叛徒”、“特务”、“走资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八种要批斗、专政、监督改造的对象之后。我没有去过长治农校，不知道农校在长治什么方位，但对学校这个地方不感兴趣，对当老师这个职业也不感兴趣。加之晋城籍学生全部回了晋城，只有我一人在长治工作，深感不安不满。那个时代一张调令定终生，就此罢休于心不忍，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争取一下，或许还能改派。

第二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地委大楼，找到了设在二楼的地区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接待我的人是地委组织部的一个干事，后来知道他叫司玉惠，还是晋城人。他听了我的个人意见，然后不经意地翻了翻我的个人档案，马上换了一副面孔非常严肃地和我说，你还是个共产党员，不服从分配可要住“学习班”。我刚入党，又刚从校门出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对“学习班”这三个字并不陌生。“文革”初期毛泽东同志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达到解决”这一口号被红卫兵广泛应用，凡是有点思想问题的人大都住过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我印象“学习班”就是为犯错误的人专门举办的改造场所。咋听到让我住“学习班”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感到一阵眩晕。我真怕村里人知道了怎样看待我，念了几年大学念到“学习班”去了，更怕父母知道了又该为我如何伤心。我当时二话没说，表示服从分配，眼里噙着泪水离开了分配办。

值得一提的是，从地委大楼出来以后，我想到了一个人，他是我一个本家叔叔的朋友，在地区农林局工作，名叫秦树德。我没有见过他，不知他有多大能量，是否可以为我帮忙？我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回招待所装了一包临毕业时在太谷托人购买的“黄金叶”牌香烟（每包两角六分钱）去找他。在去农林局家属院的路上恰好遇到一位仪表堂堂、一表人才的大个子，我向他打听情况，他说不仅认识秦树德，还和他在一个家属院住。他和我一路相跟，一路聊天。当得知我是想回晋城工作时，他一脸严肃却不失慈祥地告诫我，不要回去，在地区发展比回去要好。初次见面我也不便多说。见到秦树德后，秦说那是个“大人物”，他是省委常委、晋东南地委书记王绣锦的秘书，叫王云祥，他说的话肯定对你有用。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关键时刻遇上了“贵人”的指点。从那以后我一有事就去找他，逢年过节也去看他。他就像我的一位家长，成了我终生的恩师。他后来担任晋城市体委主任一直到退休。这件事使我切身感受到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的地方没几步。有时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不是王云祥的指点，我的历史也许将要改写。真是“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因为二级分配已经宣布，晋城籍同学全部回了晋城。留下的人地区不再安排住宿，“分配办”要求立即到单位报到。午饭之后，我打听到农校的具体地址，好在离西招也没有多远，步行不长时间就在长治东街城隍庙找到了我工作的第一个驿站———晋东南地区农业学校。

长治农校是1958年在大跃进的年代，根据国家发展农业需要，由长治二中改名为农业学校。学校办了二年，一届毕业生都没有，就遭遇了1960年国家大困难时期，学校被迫休学。一直到1962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学校才复学。文化大革命又遭到破坏，停止招生好几年。1972年恢复招生学校逐步走向正规，1975年不知是哪一位国家领导人又提出“农业院校建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校再次遭受灭顶之灾，国家投资因此减少。到1976年这个学校尽管还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但学校满目疮痍、一片荒凉，看了令人心寒！

到长治农校报到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农校原来在城隍庙办公，学校领导、教师住的就是城隍庙的大殿以及里外两院配殿。学校只有一个大门，就是城隍庙的正门。我第一次到长治农校，没有人陪同、护送、介绍，自己拿着分配办开具的“山西省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派遣证”直接找学校领导。第一个接待我的人是学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晋城人名叫程乐昌，戴副近视眼镜。我见到学校领导下意识地和他握手，竟吓了我一跳，他的右手只有一个大拇指，我握到的是一个小肉团，光溜溜肉乎乎。一时竟不知是握住好还是松开好，尴尬了好一阵子。程乐昌主任人很不错，慈眉善眼、和蔼可亲，他很热情的接待了我，还以老乡的身份和我套了一会近乎。之后他又带我去见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后来的校长）。主任是阳城人，叫吴守江。干瘪老头，说话尖声细语。不知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因公致残，两条腿一长一短，走起路来一跛一踮，而且相当厉害。第一次见面，要不是程主任介绍，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拐老头就是农校的行政一把手。吴主任身有残疾，但心地善良、说话和气。他说学校正值用人之际，你们年轻人来了会给学校带来朝气，好好干前途无量。具体工作可找学校查主任安排。

查主任是管教学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名叫查海山，山东人，据说是从省里什么大单位下放到长治的。当时对工作安排有意见，好像正在闹情绪。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家里闭目养神。说他肥头大耳有点不恭。但确是大头大脸大耳朵，两手抱着一个大肚子，活脱脱就像一个“弥勒佛”。他对我的到来漫不经心，有气无力地说，来了就好，学校正缺老师，你先到畜牧教研室工作，具体代什么课根据需要再作决定。

首次遭遇三位学校领导，本无什么实际意义。据我所知如今三位都以作古，我无意贬低他们。况且在农校工作期间，我与三位相处甚好。只不过是觉得有点意思，信手写来罢了。我在农校工作期间也问过一些老教师，为什么农校的领导都有残疾？老师们戏谑地称，他们是城隍庙里的老爷，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被打残了。玩笑归玩笑，他们的人品高尚值得景仰。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校的党支部书记王文清是个人物，他是山西沁县人，曾任过潞城县委组织部长，大高个子一表人才，说话办事很有水平。他在长治农校颇孚众望，很得人心。他慧眼识人，看出我具有搞行政工作的特长，多次和我谈话，推荐我当农校的团委书记。后来看出我不愿在农校工作的心事，又积极鼓励我调往行政机关。对我帮助很大，我很感激他。

在农校待了没几天，学校正处在毕业生分配，新生尚未入学阶段，无甚具体事干，加之环境不好，心情也不舒畅。借这个机会，我就请假回了老家。

二年没有回过家，那种久别重逢，父母弟妹相见流泪的情景自不必说。亲朋好友得知我参加工作也纷纷前来祝贺。乡亲们没有想我要当什么官，掌什么权，只是觉得我从此离开了农村，吃上了皇粮，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每月可以领几十元工资就感到高兴。（刚毕业时我的工资每月36元，一年以后转正定级每月42元，且没有任何津贴奖金之说）那种淳朴的乡情给了我许多安慰，我的心情也为之舒畅起来。

1976年9月9日，我正在村里劳动，高音喇叭传来低沉的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举国悲痛，我的精神一下被击垮，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茫茫然不知所措。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此时如此紧密结合。国家向何处去？我该怎么办？迷惘、痛苦、沉思！我叹自己命苦，恨自己没福。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成。老实巴交的父亲看出了我的心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奎，不要怕，天就要变了，国家不管分配的话，把行李拿回来，在村里当个兽医也不错，咱本来就是农村人。父亲的话给了我一丝的安慰。我感觉慈父就是我的天，有父亲在天就不会塌下来。

9月11日，我忧心忡忡赶回长治农校。一边参加各种悼念活动，一边静观“天”变。9月18日，全国普降大雨，哀声一片，毛泽东主席追悼会如期举行。长治最大的悼念会场设在八一广场，我们冒雨参加。置身于那种特定环境，说不清是思念毛主席还是想个人心事，总之心情格外悲痛，人人号啕大哭，尽情发泄。

1976年的9月是个多事之秋，社会上传闻不断，谣言四起，但迫于政治压力，国家公职人员无人敢议论。那一段时间中华大地天是阴沉的，人们心情是沉重的，政治气候乌云密布，变幻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