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作家在形象塑造上所显示出来的定势，总是与该作家的审美个性相契合的。当夏衍声称“对于年来剧作界风靡着的所谓 ‘情节戏’‘服装戏’又深深地怀抱着不服和反感，加上《赛金花》以后，我在写作上有了一种痛切的反省，我要改变‘戏作’的态度”
时，他把审美眼光固着在知识分子身上也就显得很自然了。这是因为，作为对情节戏的反叛，夏衍所着重要表现的是内心情感的冲突，而根据戏剧本身规律的要求，选择富有戏剧性心理现实的人物作为剧作的主人公也就变得异常必要。这时，一方面由于夏衍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较为熟悉，另一方面，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特殊心态又可使作者挖掘出充分的内在戏剧冲突，于是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成了夏衍剧作所要表现的对象。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托因比的说法，当两种文明发生碰撞之时，知识分子便作为一种“变压器”而出现了，他们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学习先进的文明并将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另一方面是审慎地用全新的眼光重构固有的文明，使之获得新生而延续下去。中国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便是处于这两种文明的撞击之下：一方面，他们深受根深蒂固的老庄哲学和儒道思想的熏陶，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最集中鲜明地积淀在他们身上，他们崇尚自我克制、自我完善，注重道德修养，信奉中庸之道，主体意识不强，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门户的被打开，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外来文化汹涌地流进古老大地，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反叛意识不断冲击着古旧的文明，激烈地改造着那一代知识者固有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处在这两种文化撞击中的知识分子在批判地接受外来文化和改造继承固有文化时，其心理过程无疑是极为复杂的，这中间所出现的欢愉、悲怆、亢奋、沮丧、惊骇、愧疚、眷恋、迷惘等等心理无疑更具有戏剧性，这就为用戏剧这种文艺样式来表现这种丰富的心理冲突并且以此为中心来组织、结撰戏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也许有理由说，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矛盾、错综的心理现实是构成夏衍心理戏剧的内在基础，作者正是在他的剧作系列中，把笔伸进处于两种撞击下的知识者内心，揭示出相当多的人在那个特定时代所具有的典型的心理冲突。譬如匡复和林志成（《上海屋檐下》）、俞颂平和梅漪（《水乡吟》）在对待爱情婚姻上的懦弱踌躇；尚志恢（《芳草天涯》）、赵婉（《愁城记》）在处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惶惑愁苦；俞实夫（《法西斯细菌》）以科学排斥政治的清高自恃……所有这些同他们的先进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抵牾，这种“同一心灵的分裂”（黑格尔语）是一种最富于动作性的心理现象。这些人物在独立的内在要求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的矛盾中选择，在自我价值的向往与时代的潜在文化制约中挣扎。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他们不得不在抗战时代重重矛盾、苦难中，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前行。
《法西斯细菌》剧着重要表现的是俞实夫面临两种抉择时心理上的自我交战：是埋头于超政治的学术研究，还是置身于全民抗战的行列？他具有“科学的良心”，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将来”服务，然而他所持的科学至上主义却是陈旧的观念。他不了解现代政治关系着科学成果由谁来支配，关系到科学事业的方向和命运，只知埋头研究而脱离现实政治，良好的欲望是不可能达到的。“中日关系大破局”迅即打破他书斋的平静，战争这一最极端的政治从此不断闯进他的生活，使他的心一刻也得不到宁帖。回国后他到日本人的研究所供职，他和他的家庭遭到同胞的冷眼，他为妻女受辱心情无比沉重，不能不对自己虔诚的信念产生怀疑。到达香港后他的研究不仅一无所获，日本侵略军还冲进他的家门，捣毁了他的实验室，甚至连他自己也险些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严酷的现实一次次地嘲弄和鞭挞他，使他尝遍难以忍受的精神苦痛，最终不得不承认法西斯这“抽象的细菌”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细菌”。由于冲突的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他这时的心灵才又趋于平衡和稳定。
《芳草天涯》剧中的尚志恢也经历了同样的内心历程。抗战前他有娇妻，有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战争爆发后移居内地，生活的动荡，社会的污浊，在这个从和平之梦中惊醒过来的知识者内心掀起涟漪。他满腔热情地参加过救亡运动，但在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恶劣环境中，他“碰遍了钉子，受厌了留难”，最后就连当局朽壁上仅有的文化“点缀”也取消了，思想的苦闷已达极限而无法摆脱。他与妻子石咏芬的感情危机，与热情活泼的女青年孟小云微妙的感情纠葛，处处都联系着、反映着他内心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尖锐冲突。他沉溺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被感情的泥淖陷住而身心俱疲。是做一个生活的弱者，还是冲出狭小的圈子让时代风雨清洗精神积垢，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也接受一个新我的洗礼？在抗战洪流的召唤下，他终于选择了后者，最后从孤寂的精神困境中得到解脱。
从夏衍剧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大多经历了从稳态到动态，又从动态达到新的稳态这一内心的变化过程。心理、欲望、情感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可能脱离周围的社会环境，剧作家对人物心理的解剖如果不与具体的时空背景相联系，忽视一定的时代、历史的因素，就会缺少现实的依据，丧失其认识的价值；然而，时代的精神、特征不是孤立的抽象的存在，它渗入现实各个角落，特别在人的性格和心理的冲突中。“现实主义却是从内部来揭示那与环境有着联系的人的内心世界。”夏衍剧作中虽很少直接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作者严格地把握住特定时代的背景、脉搏，着力于建构人物心理与时代的潜在联系。人物的心理矛盾和嬗变是时代变化的直接结果，同时又浓缩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内涵，积淀着时代的心态和情绪，因而有力地揭示了时代的本质和归趋。“……一个平时坚强的人遇到了自己所不能克制的脆弱，一个平时理智的人遇到自己所不能抑制的感情，这不是比铁火相搏的战争更惨壮的灵魂的战斗么？”实践表明，夏衍把戏剧的中心放到知识分子人物内在意识活动的冲突上，并没有模糊或冲淡时代的影像，而是使广大知识阶层观众和读者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时代，发现了自己，并从心底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