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话剧舞台上的第一群农民形象

在新文学史第一个10年中，和小说大量反映农村生活不同，剧作家们对农村生活、农民形象是很少描写的。30年代初，洪深（1894—1955）有意识地将农村生活引入戏剧文学领域。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戏剧中，最早出现的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农民的苦难和斗争的现实系列剧作品。

《五奎桥》写江南某县城外的村庄有一座五奎桥，它是因为一个姓周的乡绅在科举时代一门两代出了五位进士而得名。这时久旱不雨，秧苗枯萎。乡民们找来洋龙船来灌溉桥内的400亩农田，可是因桥洞太小，洋龙船驶不进去，农民要求拆桥。但这桥关系到周乡绅祠堂的风水，周家自然不准，于是围绕着拆桥和保桥展开了一场剧烈冲突，农民们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把这座象征着地主阶级压榨奴役农民的威权的桥拆除了。《香稻米》写拆了桥之后，田地得到灌溉，庄稼获得丰收。自耕农黄二官满以为丰收可以还债，但是谷价连连下跌，而债主、米商狼狈为奸，兵匪又来敲诈，逼得黄二官一家陷于破产。《青龙潭》以五奎桥邻近的庄家村为背景，写农民在又一次旱灾困扰下无法生活，听信和尚的蛊惑，到青龙潭求雨。小学校长林公达为人正直善良，因他反对拜神求雨而被农民打死。愤世嫉俗的青年农民刘秀三，因不赞成求雨，主张向地主“吃大户”，遭到群众反对，自己去当了土匪。这个三部曲并不同于来自希腊悲剧的所谓三联剧，而是每一作品自成首尾，独立成篇。它们抓住了过去农村长期以来天灾人祸的主要特征，在相当广阔的生活场面上，反映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反映了农民与乡村中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谷贱伤农”“丰收成灾”引起的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为寻找出路而作的努力与挣扎，并由此表明，农民以谋求生存为出发点的抗争，只有经过正确引导，才能走向可能的成功。

在《农村三部曲》中，话剧舞台首次出现了一组当代农民的形象。李全生十分年轻，有力气，也有勇气，富有反抗精神。他是拆桥事件的组织者，为了父老乡亲的利益，他敢于挺身而出，向周乡绅和他代表的社会恶势力抗争。周乡绅托人向他打招呼，要收买他，他不干。看到群众被周乡绅说动要散伙，他与周乡绅据理力争。他蔑视周乡绅所代表的权贵势力，充满信心地说：“我肚子里早就明白了，今年乡绅们是不中用了，今年周乡绅天大的势力也镇压不住乡下人的了！……老实说，现在不是乡下人怕周乡绅，要算是周乡绅怕了乡下人了。”“只要有信心，有自信，总会寻出道路的。”当狗腿子劝李全生“从长计议”，给周乡绅留一点面子时，他干脆回答：“等不及了！”“周乡绅要颜面，乡下人就不要性命么？”表现了贫苦农民在斗争中的坚定立场。黄二官自有薄田，原属农村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阶层，他为人老实忠厚，含辛茹苦大半生，是一个安分守己、依天顺命的农民，但到头来，一年辛劳与全家的希望付之东流。当200多石谷和五斗香稻米全被洗劫一空后，一向胆子软弱的黄二官也喊出了“再不想一个法子来，乡下人真不得了的了”的呼声。他从希冀、幻灭到有所醒悟，正反映了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已经发生变化。洪深还成功地塑造了乡村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形象。周乡绅表面上斯文有礼，气度大方，其实“最奸刁不过”，是只笑面虎。为拆桥发生冲突时，他装腔作势，笼络人心，满口“挽天意”“尽人事”；一当李全生上前质问得他无话可答时，他便凶相毕露，一面指使官吏援引法律条文吓唬群众，一面则挑拨离间，甚至强行捆人。这个人物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地主恶霸伪善、狡猾和凶残的阶级本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五奎桥》采用纵线贯串与横向穿插结合的叙事方式，情节结构严密、完整。全剧从创作主题、塑造不同阶层人物性格出发，让所有人物交汇于一座以桥为中心的特定场景之下，以拆桥与保桥这一冲突主线纵向贯串，连缀首尾，戏剧冲突大起大落，激烈紧张。围绕着主线，还从横向穿插了李全生与珠凤的爱情关系，周乡绅的非分之想，道士打醮求雨，以及大保给珠凤讲解气象等场面，既有助于多层面描绘人物关系及性格，也增强了情节的丰富性、曲折性，剧情发展跌宕有致，人物形象摇曳多姿。剧中人物对话通俗、朴实，注意提炼农民口语，颇符合人物经历与个性，细节描写上也没有明显诟病，这在30年代初左翼作家创作的戏剧中并不多见，实属不易。

洪深在哈佛大学留学五年后归国任教，是“一个在大学课堂里磨穿手肘来追求光明的人”，他没有亲身投入农民的生活，对农民的理解还不够真切，因而人物的塑造还多少显出理念的抽象的痕迹。整个说来，《五奎桥》《香稻米》矛盾集中，结构紧凑，人物比较鲜明，《青龙潭》除了在思想上渗入了改良主义色彩外，剧本结构松散，人物性格模糊，缺乏艺术的感染力。《农村三部曲》的戏剧艺术尽管还不够成熟，但它却是五四以来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话剧舞台上表达对中国农村问题和农民命运热切关注的优秀剧作，在我国话剧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