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工业化时期存量与流量关系的转换
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为人类带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随之产生的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都开始对社会经济的产业结构、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而不断出现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使人们不断反思以往经济增长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弥补了此前自由经济的缺陷,循其思路,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的定量模型对各要素的存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实际来看,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快使欧美国家脱离了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定量模型也在实践中获得广泛的应用。但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传统的生产三要素理论已显示出其局限性,理论研究中需要加入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新的生产要素,并且从过去要素存量带来经济增长的研究中转换到要素流量的研究上来,将比较静态研究转化为动态研究。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存量向流量转换的数理研究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这也成为现代经济思想出现分野的标志,即经济增长思想开始从古典向新古典理论转变,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资源配置的问题,而不仅仅考虑如何将蛋糕做大的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开始区分于古典理论,对经济增长做专门性研究。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该书把重点放在了研究如何减少失业、刺激有效需求和进行政府干预上。尽管凯恩斯采用的是静态短期分析方法,假定人口、资本和技术不变,但他所采用的宏观调控分析方法重点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从而解决了当时存量严重过剩所引起的经济危机问题。哈罗德—多马模型在凯恩斯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扩展,考虑了时间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二位学者首次建立了经济增长的数理模型,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次革命。后来的索洛模型、拉姆齐模型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与发展,可以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第二次革命。下面我们分析这三个模型对存量所展开的数理研究。
1.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中存量的数理分析
哈罗德于1939年发表的《论动态理论》一文和1948年发表的《动态经济学导论》一文以及同时期埃弗塞·多马(Evsey David Domar)的《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扩张与就业》两篇文章,从动态角度系统论述了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中心论点是收入(产量)的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量比率或乘以产量—资本比率。哈罗德模型的表达式为
G=s/v
式中,s表示储蓄率,即储蓄倾向;v表示资本—产量比率;G表示增长率。
多马模型的表达式为
G=σs
式中,σ表示产量—资本比率,即资本的生产率。
由上可知,哈罗德模型和多马模型的观点基本一致,故统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上述模型中,如果s为15%,表示收入为100亿元时,储蓄为15亿元。若资本—产量比率为3,那么增加5亿元的产量就需要增加投资15亿元。此时,增加的投资等于储蓄,故这5%的收入增长率就是均衡增长率,称为合意的或有保证的增长率,实现了这样的增长,储蓄全部得到了利用,经济将逐年稳定增长。但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是社会上无数独立生产者分散活动的结果。如果实际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投资就会超过储蓄,引起通货膨胀;反之,投资小于储蓄,引起失业。
将人口和技术的变化也考虑进来,上述分析中的实际增长率就成为自然增长率。当自然增长率大于均衡增长率时,生产发展就不会受到劳动力和技术的限制,经济会出现长期繁荣趋势;而如果自然增长率小于均衡增长率,生产就会受到劳动力和技术不足的限制,经济就会出现长期停滞。只有实际增长率、合意的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相一致时,经济才能有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局面。
哈罗德—多马模型给出了经济增长率、储蓄率与资本—产量比之间的大致关系,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如果将经济增长率视作GDP增长率,则本模型研究的实际上是经济流量与经济存量之间的数理关系。相对于古典经济增长的研究,这一模型将研究对象转变到流量中,并分析存量的变化对经济流量产生的作用。
2.索洛—斯旺模型(Solow-Swan Model)中存量与流量的均衡分析
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假设了资本—产量比不变,未考虑技术进步,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不存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等,这与实际情况不符。针对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们不断寻找解决方法。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另一名经济学家特雷沃·斯旺(Trevor W.Swan)分别发表论文《经济增长的一个理论》和《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文中最重要的假定是资本—产量比是可变的,进而开始建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索洛模型中假设资本和劳动能互相替代,经济增长时能保持充分就业和自由竞争状态。其基本方程式是
Δk=sy-(n+δ)k
式中,s表示储蓄率;y表示人均收入;k表示人均资本;n表示人口增加率。这一方程表示人均资本的增加等于人均储蓄(sy)减去新增劳动所需资本量(nk)和资本折旧(δk)。(n+δ)k项也表示资本的广化。若人均储蓄大于此项,则人均资本增加Δk称为资本的深化。若两者相等,则有Δk=0,这时,如果s、n、δ各参数不变,则y也不变,这一状态为长期均衡状态。
新古典增长模型突破了哈罗德—多马模型难以实现的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正好一致的困难,通过假定资本—劳动比率可变,考察如何实现经济中的长期均衡状态,这也比较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经济出现的相对平稳的增长局面。事实上,索洛模型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一致,考察的仍然是流量与存量之间的经济关系,前者只是在理论设定方面做出改进,建立了更有利于实际经济情况的模型。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对索洛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扩展,更有利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该模型不仅分析说明劳动、资本存量与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采用各变量的变化率作为变量进行研究,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从存量转换为流量,分析各变量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资本、劳动、技术都是关于时间t的函数,AtLt为有效劳动,则有Yt/AtLt=yt,表示单位有效劳动对应的产出水平,Kt/AtLt=kt表示单位有效劳动对应的资本投入,进一步假设dAt/At=g表示技术进步率,dLt/Lt=n表示劳动增长率,采用C-D生产函数,索洛模型的基本方程变为
方程的基本含义为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存量kt的变化率为等式右边两项之差。前一项中由s决定单位有效劳动对应的产出中用于资本积累的部分,后一项表示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存量的减少量。当时,kt=kt*,且在这一点上,资本和有效劳动均以(n+g)速度增长,产出Yt也按速度(n+g)增长,劳动力平均资本和平均产量以速度g增长,得到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扩展后的索洛模型可以对各国收入差异与经济增长速度差异进行解释,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通常比较贫穷,储蓄率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通常比较富裕。对于增长速度,也可以进一步采用泰勒展开的方式近似计算出来,且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实际中得到验证。由此可见,在这些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索洛模型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扩展后的索洛模型中的自变量加入时间变量,考察资本、劳动、技术各要素的变化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际上是对各要素流量的考察,尽管模型中将劳动和技术的变化率视为常数,但是从得出的稳态的微分方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就可以得出各参数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索洛模型的建立与拓展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即开始对要素流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开始了存量研究向流量研究的转换。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流量的动态一般均衡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其基本特征是经济活动中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物质资本的重要性较之前有所下降。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研究与发展、教育与培训等投资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还发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观点与现实经济发生了很多的偏差。例如,20世纪80—90年代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趋同趋势,国际的资本流动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量所占比例很小。同时,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干预下也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考虑到这些现实情况,经济学家们开始将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修正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性问题,建立了新增长理论。从新增长理论对技术内生化的研究来看,这一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以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的“干中学”模型为代表的半内生增长模型研究阶段和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阶段。
1.半内生增长模型中流量的动态一般均衡研究
半内生增长模型试图将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生产函数,改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性问题。但实际上,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些要素的完全内生化,因而被称为“半内生增长模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理论包括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的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模型、埃德蒙·S.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的技术进步和研发最优规则、卡尔·谢尔(Karl Shell)的发明活动模型、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福利增长理论。半内生增长模型解决外生性基本采用两种手段,一种是将知识视作独立的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另一种是将知识视作资本和劳动生产的产品之一。
采用第一种手段的研究开发模型将知识的生产函数设为类似的C-D生产函数,将储蓄率和劳动增长率视作外生的,对资本和知识进行动态分析。干中学模型则是采用第二种手段进行研究的。阿罗认为可以通过干中学创造和积累知识,就无须存在一个研究开发部门来专门生产知识。因此,资本和劳动全部投入产品生产部门,并且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产出知识。干中学模型中仍然采用C-D生产函数,将劳动增长率和储蓄率视作常数,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类似地对资本增长率、知识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进行动态分析。结果显示,两种分析手段的结果基本一致,只有知识的增长率相差较多。
从经济的实际情况看来,半内生模型的研究假定储蓄率与劳动增长率仍然被视为外生变量,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内生性转化,且从模型的结果来看,资本增长率的表达式体现了资本增长率与各要素存量及储蓄率的关系,知识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的表达式中加入了资本增长率这一要素流量,体现了要素流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类似。尽管如此,半内生模型实现了部分要素的内生化,考察了要素流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
2.内生增长模型中流量的动态一般均衡研究
新增长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形成了完全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成功地将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内生化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且并非只有一个理论模型,而是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代表人物及理论模型有:保罗·罗默的知识技术内生化、罗伯特·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内生化、墨菲和维什尼(Murphy&Vishny)的资本与知识外部性理论、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和吉恩·M.格罗斯曼(Elhanan Helpman&Gene M.Grossman)的横向创新模型、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Philippe Aghion&Peter Howitt)的创造性毁灭模型。
罗默的知识技术内生化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内生化模型假定收益递增以外部经济形式出现,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溢出,因而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而后,经济学家们试图放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开始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机制。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横向创新模型假设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不断出现,是产品品种增长型模型。阿吉翁和霍伊特的创造性毁灭模型假设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是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这两种增长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均衡增长率通常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不同的是,产品品种增长型模型中,新产品引进并不会导致旧产品淘汰;而产品质量升级型增长模型中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新产品不断出现,旧产品被不断淘汰。两种模型均采用动态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技术进步各种类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新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来看,各生产要素包括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逐步实现完全的内生化,产生了各要素流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均衡。
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全球信息和资源流动速度的提升,使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从改善交通环境转变为改变交流方式(互联网通信),世界市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的西欧扩大到美洲,再从美洲扩大到亚洲,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稳定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并将人类的工业文明发展推向新高潮。然而,在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全球气候危机等问题,社会生产成本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空前发展,电子商务的普及、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的出现正逐步改变着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出现了工业智能化,将人类带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新的科技革命使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对资本、劳动、技术等各要素逐一分析可以发现,在互联网条件下,新知识产生与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市场的信息成本越来越低,资本在各部门间的流动速率不断加快;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将改变传统的劳动方式,能够极大地提升劳动效率;技术革新的时间间隔不断缩短,且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成反比。这些现象都表明,新的科技革命产生了各生产要素的空前增长。依据新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新的科技革命一定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都陷入经济低迷状态,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谁能够掌握并运用最新的技术,谁就能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方向。
这种由新技术引领的新的经济增长,其动力并不是创造新的生产要素,而是如何在新技术引领下,使现有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尽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中,也有经济学家将金融中介、信用制度、产权制度、环境污染等因素内生化到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但其结果与上述新增长模型基本类似,并没有很好地研究在新技术条件下,要素流量的流动方式、流动速率、流动范围等变化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经济形态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经济流量的流动规律,而正是这种流动规律的改变,才使当今世界出现了众多以前我们见不到的经济现象。技术的变化导致经济增长规律的变化,经济增长规律的变化,导致经济理念的变化。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流量经济,试图找到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