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香港经济与产业

香港产业结构第三次转型

——构建“1+3”产业体系

冯邦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经历了两次产业结构转型。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转型的基本方向是“工业化”；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转型的基本趋势是“经济服务化”。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香港产业结构转型中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包括香港经济的“空心化”，制造业转型升级困难、步伐缓慢；转口贸易开始转向离岸贸易，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被削弱。随着经济转型的进程，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刺激下，香港地产、楼市、租金大幅飙升，扯动香港股市的大幅上涨，并带动通货膨胀，形成港元资产的急剧膨胀，进而产生整个经济中的“泡沫”成分，进一步推高香港整体的经营成本，严重削弱了香港经济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衍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结构性失业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不单直接影响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成为影响香港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

一、回归以来香港经济的发展定位与产业政策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不久，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虽然成功捍卫了联系汇率制度，但面对亚洲外围国家和地区货币的大幅贬值，其整体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压力和迫切性大大增加。1997年10月，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表示：“我们认识到，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低收入生产模式已经不再适应香港的长远发展。一方面，香港由于生活水平高企，和邻近地区相比，早已失去了依靠低工资竞争的条件；另一方面，若试图通过拉低居民收入去维持香港竞争力，这个想法既不实际，也不能保障市民的整体利益。香港工业北移，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已经向我们指出必须行走的路线。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只能向高增值发展。”董建华明确提出了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实际上揭开了香港产业结构第三次转型的序幕。

1999年10月，董建华在他的第三份施政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我两年来多次讲到政府的长远目标，就是要为香港明确定位。去年，我听取了策略发展委员会的意见后，在施政报告里认定香港将来不但是中国主要的城市，更可成为亚洲首要国际都会，享有类似美洲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那样的重要地位。”为实现香港“世界级大都会”的地位，董建华强调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以广东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华南地区的经济合作。他在施政报告中指出：穗、港、澳、深、珠之间的五万平方公里，必将形成更紧密的区域经济。整个区域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将成为香港进一步富裕繁荣的动力。

2003年1月，董建华发表他连任行政长官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在这份题为“善用香港优势，共同振兴经济”的报告中，董建华在详细分析了香港的优势和不足后明确提出“一个方向”和“四大支柱”的发展思路，即加快香港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整合，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同时强化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业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董建华指出：“我们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将香港建设成亚洲的国际都会，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工商业支持服务、信息、物流和旅游中心的地位，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提供高增值服务，推动新的增长。”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受此冲击，香港经济从2008年第二季度起经历了连续四个季度的衰退。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特区政府接纳了2008年10月成立的香港经济机遇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六项优势产业的建议，这些产业包括：文化及创意产业、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教育、医疗。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09年10月的政府施政报告中指出：“除四大支柱产业外，六项优势产业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现时六项优势产业中，私营企业整体上对本地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为7%～8%左右，雇用约35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约10%。只要政府在政策上适当扶持，解决业界面临的发展障碍，这六项优势产业会踏上新台阶，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

2013年1月，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香港要将产业“做多做阔”：“做多”，即发挥优势，增加现有产业的业务量；“做阔”，就是要在现有产业内增加门类，并且开拓新的产业。他宣布将成立高层次、跨部门、跨界别的“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制定全面的产业政策。该委员会将下设“航运业”“会展及旅游业”“制造、高新科技及文化创意产业”及“专业服务业”等小组，负责向政府提出具体建议。

二、回归以来香港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发展

香港作为一个小的开放型经济地区，自1997年回归以来，由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9·11”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等一连串的外部冲击，以及内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先后于1998年和2009年两次陷入经济衰退。总体而言，回归以来香港经济增长基本上是走过了一个“W型”的发展轨迹。在经济低增长的背景下，香港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显得更加迫切。在香港既有资源禀赋的推动和特区政府政策的倡导下，回归以来香港的产业结构展开了第三次转型升级，其基本趋势是服务业进一步迈向高增值方向，并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1.制造业进一步式微，香港经济演变成全球服务业比重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高经营成本的压力下，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广东珠三角地区转移。进入21世纪，制造业承续这种趋势继续萎缩。据统计，制造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613.99亿港元逐渐下跌至2013年的301.56亿港元，13年间跌幅超过50%。同期，制造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亦从4.8%下降至1.4%。从就业人数方面看，根据新的统计标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20.78万人下降至2013年的10.37万人，13年间跌幅亦超过50%（见表1）。这一时期，香港进一步演变成全球服务业比重最高的经济体之一。1997—2013年，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85.2%进一步上升至92.9%。

2.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旅游四大产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成为香港服务业的主体

回归以来，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旅游四大产业发展加快，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日益加大。从1998年至2013年，四大产业的增加值从5984亿港元增加到12125亿港元，15年间增加了102.62%；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9.6%上升至57.8%，增加了8.2百分点。其中，金融业增加值从1263亿港元增加到3460亿港元，增加了1.74倍，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0.5%上升到16.5%，增加了6百分点；旅游业的增加值从267亿港元增加到1059亿港元，增加了2.97倍，旅游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5.0%，上升了2.8百分点（见表2）。

就业情况亦反映了同样的趋势。1998年至2013年，四大产业雇佣的就业人数从135.42万人增加到176.42万人，15年间增长了41万人，增幅达30.3%；四大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43.3%增加到47.3%，增加了4百分点，约占香港就业总人数的半壁江山。其中，旅游业从9.58万人增加到26.97万人，增加了1.82倍，所占比重从3.1%增加到7.2%，增加了4.1百分点；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业从30.14万人增加到49.56万人，增加了19.42万人，所占比重从9.6%上升到13.3%，增加了3.7百分点；金融业从17.52万人增加到23.17万人，增加了32.2%，所占比重从5.6%上升到6.2%，增加了0.6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同期贸易及物流业的就业人数却从78.18万人轻微减少到76.72万人，减少了1.9%，所占比重从25%下降到20.6%，下降了4.4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服务业内部有进一步向高增值领域发展的趋势。

3.特区政府倡导的六项优势产业有所发展，具有潜力，但仍然未能成为香港服务业增长的引擎

2009—2010年度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倡导发展六项优势产业，随后，政府统计处于2011年起统计六项优势产业的各类数据。根据相关统计，包括文化及创意产业、医疗产业、教育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检测和认证产业、环保产业在内的六项优势产业，其增加值从2008年的1202.29亿港元增加到2013年的1905.63亿港元，5年间增长了58.5%，在香港GDP所占比重从7.6%上升到9.1%，上升了1.5百分点（见表3）。从就业人数看，六项优势产业的就业人数从2008年的38.89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45.03万人，增加了15.79%，所占比重从11%轻微增加到12.1%。总体而言，六项优势产业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由于受到土地、人力资源、政策等方面的限制，仍然未能成为香港服务业增长的引擎。

三、第三次转型：迈向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2008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发表了一篇由该杂志副主编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所写的题为“三城记”（A tale of three cities）的署名文章。该文章创造了一个新概念——“纽伦港”（Nylonkong），即世界上三个最重要城市——纽约、伦敦、香港的合称。文章强调：在金融全球化时代，香港金融业的重要性正迅速提升，香港有可能成为金融全球化总体格局中的重要一级。

目前，能够真正称之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实际上只有纽约和伦敦。一个全球性金融中心必然会以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作为后盾，纽约依托的是北美经济体，伦敦依托的是欧盟经济体。在全球24小时运作的金融体系中，纽约和伦敦分别占了一个8小时时区，换言之，剩余的8小时时区（即亚洲区）需要第三个全球性金融中心。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体当中，中国内地经济、日本经济和东盟十国经济，分别位居前三位，依托这些经济体的香港、上海、东京、新加坡等城市正在激烈角逐亚太区的全球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其中，香港具有资金流通自由、金融市场发达、金融服务业高度密集、法制健全和司法独立、商业文明等种种优势，是最有条件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的，但香港最明显的弱势是经济体积小。

香港要扬长避短，突围而出，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深化与内地的合作，特别是与深圳、广州联手共同构建以香港为龙头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2009年年初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就明确提出：要“发展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并且授予广东“在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权限。2010年4月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更首次提出，要“建设以香港金融体系为龙头，以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资源和服务为支撑的具有更大空间和更强竞争力的金融合作区域”。《CEPA补充协议六》规定，允许香港银行在广东省内开设的分行设立“异地支行”。目前已有多家香港银行，包括汇丰、恒生、东亚、永亨等在珠三角地区开设支行。这项规定被认为是CEPA 先行先试的重大突破。

在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CEPA 先行先试以及广东自贸区建设等制度框架下，香港应深化与广东珠三角特别是深圳、广州的金融合作，形成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为龙头，深圳和广州为两翼，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为主要支点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在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内，香港与深圳、广州之间应实现错位发展。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香港应重点发展成内地企业最重要的境外上市和投融资中心，亚太地区特别是大中华地区主要的资产与财富管理中心，全球首要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亚洲人民币债券市场；深圳应发展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延伸和重要补充，中国首要的创业投资中心和中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广州则应发展成南方金融总部中心和区域性资金结算中心，华南地区银行业务中心、银团贷款中心和金融创新基地，区域性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和产权交易中心。可以说，合作共建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将是香港与广东金融业合作发展最重要的策略。

香港金融发展的重点之一，是要成为内地企业首要的境外上市和投融资中心。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除日本之外亚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规模庞大，市场成熟且规范，有着众多包括国际基金、信托基金、财务机构、专业投资者、投资大众等多元化投资者，参与性极高；特别是由于香港的众多股票分析员对内地了解较深，研究报告在质量和数量上远胜其他市场，大部分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上市后都能够再进行股本集资。从法律的角度看，香港更是拥有强大的优势。香港拥有廉洁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简单的税制，还有自由的流动市场制度，对海外与内地的投资者均一视同仁，证券及期货条例、上市规则、收购合并守则等资本市场法规也日趋完善。当然，从长期的眼光看，香港要真正成为内地企业首要的境外上市和投融资中心，在发展策略上还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第一，香港证券监管当局须进一步完善对内地企业的上市监管制度；第二，积极推动更多经营规范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和科技型民营企业到香港上市；第三，积极推进香港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作，乃至合并；第四，进一步完善香港与内地的金融监管，特别是证券监管的合作。

香港金融发展重点之二，是要成为亚太地区首要的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从中长期看，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内地，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将吸引大量区外资金到区内投资，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的增长潜力庞大。而香港金融市场高度成熟，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得天独厚，具备成为世界一流资产管理中心的潜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资产管理业作为香港金融业未来重点发展的范畴之一，将占有愈来愈大的比重，并且成为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增强全球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支撑环节。因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基金管理、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以及企业资本性融资、金融衍生产品等方面的高附加值和资本市场业务，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及内地等大中华地区）首要的资产管理中心。目前，在亚太地区，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香港与新加坡可以说是旗鼓相当。香港要超越新加坡而成为亚太地区首要的资产管理中心，当前需要注意以下发展策略：第一，加强在资产管理方面的软硬件以及监管、人才等方面的建设，使香港金融业发展趋于完备；第二，充分发挥“中国因素”的重要作用，将香港发展成为大中华地区主要的资产管理中心；第三，积极把握伊斯兰金融带来的发展机遇。

香港金融发展重点之三，是要成为全球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亚洲人民币债券市场。2004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展开，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的地位逐步凸显。香港背靠大陆、地处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心位置，传统上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往来。香港巨大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为发展人民币业务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其境内的人民币规模迅速扩大。不过，香港要真正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亚洲人民币债券市场，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人民币资金池的规模仍然总体偏小，人民币资产创造的进程仍然较缓慢，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建设仍须进一步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当前香港推动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的发展，还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巩固和扩大香港与广东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拓展与贸易结算相关的人民币跨境业务；第二，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交易市场，推出多元化的人民币投资产品；第三，进一步拓宽人民币投资渠道，完善和优化人民币回流机制；第四，积极推动深圳前海发展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境内桥头堡以及香港的后援基地，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的发展；第五，处理好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与上海人民币在岸业务之间的协议发展和错位发展。

四、第三次转型：巩固提升三大中心战略地位

1.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及物流枢纽的地位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亚太地区最著名的自由港和贸易转口港。香港的区位条件极佳，背靠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地，位居亚洲太平洋的要冲，是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航运要道的枢纽，拥有全球三大天然良港之一——维多利亚海港及其良好的基础设施。香港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国际大都会，拥有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加上长期实行的低税率简单税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些都为企业家和商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商环境。香港的贸易地位长期位居全球前列，目前是全球第九大贸易经济体。香港拥有逾10万家贸易公司，汇集了各类采购公司、货运代理商和贸易融资专才，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专业队伍，其市场网络已伸延至全球逾150个国家和地区。

正是基于这些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制度的比较优势，香港在可预见的将来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会继续保持亚太地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航空中心和物流枢纽的地位，贸易及物流产业将是香港最主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也应该看到，一些不利的因素正在影响香港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这些因素包括：香港产业的“空心化”；港资企业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正在向外迁移或向越南等东南亚地区转移；香港的转口贸易正向离岸贸易转变；香港本土的贸易、物流成本持续上升等。最典型的例子是，自2005年起，香港失去了保持多年的世界吞吐量最大集装箱港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新加坡；2007年香港进一步被上海超越。目前，香港集装箱港的地位已跌至第三位，居于上海、新加坡之后，而深圳则紧随其后排第四位。随着生产基地的再转移和内地港口的兴起，香港转口港地位的重要性已相对下降。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巩固、提升贸易及物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及物流枢纽的战略地位。当前需重视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巩固欧美等传统市场，积极拓展亚洲市场特别是内地市场，发展离岸贸易；第二，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地区航运中心和航空货运中心的战略地位；第三，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和亚洲区域配送中心的战略地位。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研究，目前香港的货运及仓库服务行业正受到全球多个发展趋势的影响，包括供应链全球化、度身订造服务普及化、产品周期缩短、降低存货和快速回显请求等。面对这些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认为有必要寻求外界帮助，以优化其供应链管理，因此，第三方及第四方物流服务供货商遂应运而生。这种发展趋势正推动着香港贸易商的转型。近年来，随着贸易形势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贸易公司开始提供若干增值服务，如有的为供货商采购原材料，并提供融资；有的则与多家工厂建立外判关系，并对这些工厂的生产管理，特别是质量控制进行监管。其中更有一部分贸易商提供全球供应链管理服务，包括选择生产商和供货商、融资、产品设计、生产管理，直至出口、销售。其中的典型就是香港的利丰集团。特区政府和香港业界应积极推动这一转变，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

2.巩固、提升香港作为世界旅游中心的战略地位

香港旅游业是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步发展的。凭借着“自由港”及低税制的优势，凭借着风貌多样的名胜景点、郊野景致，尤其是迷人的维多利亚海港景色，再加上购物点和美食，亚太地区中心及其国际交通枢纽地位，完美的酒店设施和优质的服务，高效便捷的航运交通，旅游业的综合意识和教育成就，以及殖民地色彩和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都会文化，香港因而发展成为亚太地区著名的旅游中心，享有“东方之珠”和“购物天堂”的盛誉。

回归以后，由于先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及2003年“非典”的影响，香港旅游业一度受到严重冲击。2003年7月28日，为了使香港能够早日从“非典”的阴影中走出来，中央政府宣布实施内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政策。在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的带动下，旅游业及其相关行业成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促进了餐饮、酒店、交通、零售业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房地产、股市、银行、公用事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预测，未来十年，访港旅客人数可能达到8000万至1亿人次。因此，在香港第三次产业转型过程中，旅游业将是香港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不过，当前香港旅游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障碍，特别是近年来香港的经营成本大幅上涨，租金、地价高企，直接造成物价的高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地位。

根据上述分析，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战略和定位，是致力于发展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世界旅游中心和“购物天堂”的地位。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香港旅游业的发展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根据香港的战略定位，应从长远规划着眼，发展和加强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香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要以政府为主导，有序推动促进香港旅游业长远发展的交通设施、旅游设施，包括大型新兴景点和酒店等的硬件建设，打造一批能引领时尚和满足高端消费需求的旅游项目和活动；切实改善购物环境狭窄、交通拥堵、中低端酒店不足、营商成本高企等根本问题，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从而不断增强香港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多元化特色和吸引力。第二，大力发展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等高端旅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尤其是长途客源市场，致力发展为世界级的商务和度假旅游目的地。第三，大力整顿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业的发展，加强对旅游业发展的监管和对外形象宣传。第四，加强粤港澳旅游业的合作与错位发展，共同建设“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

3.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创意产业及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地位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社会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以改变香港经济结构过分依赖地产、金融业的状况。回归后，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所受到的重创凸显了产业转型的重要性，加上当时美国以信息科技革命为特征的“新经济”浪潮迅速席卷全球，以知识为本的理念渐成潮流，于是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改变政策重点，积极推动香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主要措施包括：斥资33亿港元在大埔白石角兴建科学园第一期；向应用基金注资7.5亿港元并设立应用科技研究院；拨款50亿港元设立创新及技术基金等。为推动科技产业发展，香港特区政府于2000年成立创新科技署，专职推动科技创新工作。2002年香港科学园一期正式开幕。

2008年，面对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冲击，以曾荫权为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接纳了香港经济机遇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包括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和文化及创意产业这六项优势产业的建议。这实际上是再次回到董建华时期特区政府关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的基本思路上，只不过这次的产业涵盖面更广，包含了科技创新与创意产业。及至2013年梁振英出任行政长官后，更明确表示特区政府决定再次启动创新及科技局的工作，并与各界共同制定香港创新及科技发展的目标和政策。总体而言，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香港的创意及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已具备了初步的基础。

因此，在香港第三次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创意产业及科技创新无疑将是香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香港要成功发展成国际性的创意产业及科技创新中心，其基本策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六项优势产业为基础，制定明确的、倾斜性的产业政策，重点发展文化及创意、创新科技、检测和认证、环保等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积极推动这些产业在CEPA“先行先试”的框架下与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合作发展。第二，提升香港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制定的级别和权威，加强统筹规划，以香港科技园公司为核心，重整香港创意及科技创新的发展平台和基础设施。第三，加强粤港科技合作，建立粤港两地科技创新合作的统筹协调机制和平台，制订长远的区域性发展计划，构建“香港—珠三角科技创新湾区”。

五、构建“1+3”产业体系的政策前提

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特别是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两次冲击，香港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缺陷已充分暴露，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已不可避免，实际上亦已启动。根据香港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是迈向全球性金融中心，同时巩固和提升其作为国际贸易及物流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和国际创新中心的战略地位，构建“1+3”的产业体系，从而继续保持和提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形势，香港凭借自己特有的优势，成功地进行了两次产业结构转型，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跻身世界先进经济体系之列，并从中演变出一套极富弹性和灵活性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际经济中确立了其独特的角色和地位。应该说，香港有条件也有优势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第三次转型，从而建立起其作为“亚洲的纽约”或“亚洲的伦敦”的世界大都会地位。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香港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实际上存在不少值得忧虑的深层次问题，香港在过去数十年间的一些促使成功的因素似乎正在消失。根据我们的研究，香港要成功实现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其政策前提是：

1.维持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进一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

回归之前，特别是进入过渡时期之前，香港是一个高度经济化的城市，这是它经济成功发展的奥秘之一。然而，回归以后，在中美两大国全球角力的大背景以及在本土政党政治迅速崛起的影响下，香港正快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地区。2003年7月1日由亚洲金融危机、通缩、“非典”及基本法23条立法等一系列事件触发的50万人上街游行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2013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为期五个月的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咨询工作。这一年，香港还爆发了“二战”之后历时最久的工人运动。种种迹象显示，香港正成为各种矛盾交织的焦点。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及其效率，影响了香港的投资营商环境，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意欲。在这种背景下，特区政府连制定照顾弱势群体的政策都受到立法会“拉布”的阻碍，更遑论制定有远见的、能强力推动经济转型的长远战略、政策。因此，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如何有效维持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进一步改善香港的投资营商环境，是第三次产业成功转型的重要政策前提。

2.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转变“积极不干预”的思维方式，制定和实施“适度有为”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经济转型

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实行的是“积极不干预”政策。20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时期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最早提出了这一政策。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将香港的经验视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不过，“积极不干预”的前提是市场结构的高度竞争性，市场价格能够发挥自动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积极不干预”的基础已发生改变。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在面对金融风暴的冲击时，已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典型例子是大规模入市干预。而在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中，欧美等号称“自由经济”的实体，它们政府的出手力度比香港更强。目前，全球的经济大环境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各种高新技术、产业、观念等都在冲击着全球经济，特区政府如果仍然抱着过去那套思维方式，无为而治，则必将落伍。以金融业为例，长期以来，香港金融市场实行的是拿来主义，金融变革与创新大体是效仿纽约与伦敦的成功实践。这种做法在香港只是一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时，风险小，成效大。但是，香港倘若要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则必须克服过去这些拿来主义的思维定式。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要真正有所作为，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制订金融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实施“适度有为”的产业发展政策，积极推动经济转型。

3.深化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融合，重建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战略优势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得益于内地的封闭，其与内地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特点，使得它成功担当起国际经济与内地的中介角色。然而，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面对的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内地，传统的优势已无可避免地消失。值得重视的是，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迅速崛起，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凸显，对香港的地位构成压力；而广东经济特别是广州经济实力上升，亦使香港在华南地区的“龙头”城市地位受到质疑。

香港回归祖国后，其与内地的关系构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香港与内地是不同的独立关税区，两者之间的经贸交往受到“边界”的限制，这是全球任何一个商业大都会都没有的特例。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这制约了香港的发展。为突破这一限制，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协议，其后中央政府又在广东实行CEPA“先行先试”政策。从香港的角度看，香港要发展成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其中的关键，是要打通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珠三角地区之间的金融经脉，构建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因此，香港特区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就是深化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融合、金融联系，重建香港对内地尤其是广东珠三角地区的战略优势，从而重建其在国际经济中的战略优势。

当然，从当前香港的现实情况来看，香港要成功实施上述政策，存在不少困难。正因为如此，不少论者认为，香港经济的最高峰已经过去，未来的发展很可能会走下坡路，问题只是走得快还是慢。这种观点并非没有理由，因此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格局中，香港将面对新加坡、上海甚至广州、深圳的挑战，应对不当，香港从灿烂归于平淡并非没有可能。因此，可以这样判断：香港产业结构的第三次转型，前途是乐观的，但道路却是曲折的，或者说任重道远，甚至可以说充满不确定性。

（本文原载于《港澳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