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莱坞包含与好莱坞的互动层次

就字面意义而言，华莱坞显然并不回避好莱坞意识形态的影响，“华莱坞是以好莱坞为参照的‘想象’，敬重好莱坞，学习好莱坞，同时也把好莱坞作为赶超的目标，用好莱坞的技巧讲好华莱坞的故事”。可以说，这实际象征着中国电影长期以来的某种文化寄托与产业愿景。不过，字面意义上的接近性也易导致模仿预设，使得华莱坞自身成为一种相当大胆的观点。过去中国电影研究围绕文化主体性问题，原本即存在中国与西方、民族与国家、中国性与跨国性等几大矛盾之间的辩论。华莱坞概念一开始便直接被置于与好莱坞的比较层次，在以文化批判取向为盛的电影研究场域之中，实则具有相当大的争议性。

但事实上，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助益已是普遍共识。尽管由于民族主义电影历史观的作用，好莱坞扮演的角色在某些层面上被淡化。如付永春指出，我们仍需注意到，即使之于如第一代导演中坚人物张石川等这类并未去过好莱坞的中国电影先驱，他们也通过一些“中间人”获得了关于美国电影产业的认知。因此，好莱坞与中国电影产业之间的纽带乃是通过多样性的方式来实现。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电影市场改革之后，伴随着中国电影快速的商业化与私有化进程，好莱坞因其全球流行甚至一度成为定义在中国观众心目中什么是“高质量电影”的尺度。

与此同时，研究者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针对好莱坞的竞争乃至于抵抗意识。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内扩与国际化路线中，好莱坞模式成为一种“在电影传播的文化策略、题材策略、艺术策略以及运作策略”上可供广泛借鉴的技术手段。面对好莱坞产业链及其相关附属资源，华莱坞一方面抱以合作计划，另一方面则试图重构电影共同体市场，“以大陆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为动力，铺设出求同存异、互利双赢的路径，带领华语地区电影整合，融合亚太电影市场格局，进而突围好莱坞电影的全球霸权”。因此，华莱坞与好莱坞之间构成了强烈的矛盾性：好莱坞既被认可为一种典型的成功范本，又因其“西方印记”而让华莱坞电影人始终对其保持警惕。如达尼埃尔·鲁瓦约（Daniel Royot）指出，好莱坞自走向国际化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美学等领域受到人们的质疑。李道新也承认，在中国，好莱坞电影不断遭遇着批判、检讨、接受与复兴的独特命运。而梳理当前华莱坞论述，经验汲取依然被强调视为提升华莱坞电影自身实力的操作路径。洪浚浩因而谈到，好莱坞的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但中西方社会制度的差异与鸿沟并不能否认华莱坞与好莱坞之间有相互学习借鉴的空间。他同时提出，与美国电影产业相比，当前中国电影产业可能更适合与印度电影产业进行比较。这暗示华莱坞的模式“取经”实际上突破了好莱坞的一元性，包含了更为广泛的与全球不同电影工业模式的互动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