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雅声与俚歌的融合

——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特征之四

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大多是可以入乐演唱的，其创作的本来目的便是“俾善歌者飏之”。因此，不仅在当时，“武陵夷俚悉歌之”，而且直到宋代，“犹有能传刘氏之声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记云：

《竹枝歌》云：“……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予尝舟行苕溪，夜闻舟人唱吴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皆杂以俚语。岂非梦得之歌，自巴渝流传至此乎？

传唱如此之久，除了内容本身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以外，自当还有其音韵和语言上的特点。为了便于传唱，诗人一方面将民歌的浏亮音节吸收入诗，一方面又参酌取用文人乐府诗的婉转曲调，造成雅声与俚歌的融合，使自己的作品不仅富于画面美、人情美、哲理美，而且也富于音乐美，“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仅以《竹枝词》为例略加说明：《竹枝词》在民间有现成的音调曲谱，这由《竹枝词九首引》所云“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可知。“黄钟之羽”是一种比较高亢激越的音调，与民歌的奔放情绪适相契合。但诗人在依曲填词的过程中，却参考文人乐府诗的发声技巧和平仄要求，对它作了适当的改造，宛转其声，柔曼其调，低昂其节，浏亮其音，使之“圆美流转如弹丸”。《竹枝词》十一首全押平声韵，无一例外，这与《竹枝词》的固有音韵虽不甚相合，却显得更加轻快悠扬，适于曼声歌唱。在平仄安排上，首句多以仄声起音，先造成一种激励、昂扬之感。第二句则改为平声起落，舒缓其势，节奏顿变。第三句有意与上句失粘，复用仄声起音，形成中顿转调，又由舒曼转入高亢。最后再以平声收束全篇，归于悠扬宛转。这样便使得全诗的音调活泼流畅，跌宕多变，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如骤雨狂风，时而如洞箫横吹，时而如金钹齐鸣。这对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是颇为适宜的。

重迭回环的咏叹方式，也给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带来了流美婉转的韵味。民歌素重回环咏叹，因为通过回环咏叹，每能收到荡气回肠的特殊效果。刘禹锡是深谙此中三昧的。在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重迭回环的咏叹方式，不是表现为简单的复沓和重奏，而是表现为大量的回文、排句和叠词的交叉运用。回文如《竹枝词二首》其一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竹枝词九首》其三中的“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堤上行三首》其一中的“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以及《竹枝词九首》其二中的“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等等。排句如《竹枝词九首》其一中“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杨柳枝词九首》其四中的“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浪淘沙词九首》其八中的“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等等。叠词如《宜城歌》中的“靡靡度行人”，《视刀环歌》中的“脉脉万重心”，《三阁辞》中的“浪语判悠悠”，《沓潮歌》中的“归涛纳纳景昭昭”等等。回文、排句、叠词的交叉运用，既造成了结构上的整饬回环之美，加强了言情的效果；又造成了音韵上的流宕圆转之美，加强了表声的效果。

雅声与俚歌的融合，不仅表现在音韵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语言方面。《苕溪渔隐丛话》引王安石语云：“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这实际上是说杜诗语言尚雅，白诗语言尚俗。而刘禹锡诗的语言，尤其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的语言则介乎雅俗二者之间，近雅而不远俗。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是欲披之管弦的，这就要求其语言既生动形象、耐人寻味，又顺口易唱、浅切易懂。王士祯《师友诗传录》引历友语云：“唐贞元中，刘梦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其词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这里所谓“稍以文语缘诸俚俗”，正可以概括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在语言上的特点。诗人一方面努力使自己的作品带有俚歌色彩，这表现在：（一）常用“侬”、“郎”、“欢”等习见于俚歌的人称代词，如“何物令侬羡，羡郎船尾燕”，“唱尽新词欢不见”等等。（二）多用“缘诸俚俗”的拟声词，如“桨声幽轧满中流”，“笑语哇咬顾晚晖”，“嘤佇如竹枝”，等等。（三）多就当地居民熟谙的物态取喻，如“怳若惊麕顾”，“田塍望如线”，“懊恼人心不如石”等等。（四）多采用明白如话的民间口语，如“乌飞惊五两”，“燕子东西飞”，“今日好南风”，“沙头一眼认”等等。另一方面，诗人又对俚俗语言进行筛选和提炼，益以文藻，去粗取精，化俗为雅，使之更趋规范，更富意蕴，更具魅力。这样，出现在诗人笔下的语言往往声情并茂，音色俱佳，雅俗共赏。如《竹枝词九首》其三中的“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这个“生”字不仅音节浏亮，朗朗上口，而且意蕴深厚，耐人咀嚼。“生”，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萌生”的“生”，也可以理解为“生动”的“生”，还可以理解为“生熟”的“生”。晏殊认为作“生熟之生”讲，“语乃健”。细细玩味，这个“生”字确有新鲜、活脱之意，它既写出了春水的特点，也写出了人们的感觉，诚所谓“一字妥帖，则全篇生色”11。又如《秋词二首》其二中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嗾”者，教唆也，指使也。这里，诗人筛滤掉“让”、“使”、“叫”等字眼，而选取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嗾”，不仅使描写对象人格化，而且隐隐流露出对“春色”的贬义，似乎春色会唆使人轻狂放纵，恣意妄为。这就反衬出诗人对“秋日”的由衷喜爱之情。这个“嗾”字亦乃采自民间口语，一经诗人楔入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便脱尽鄙俚之气，成为“风神摇荡”、雅俗共赏的“绝妙好辞”。在《百花行》中，这个“嗾”字曾再次出现：“烂漫嗾颠狂，飘零劝行乐。”诸如此类，岂不都显示出雅声与俚歌的融合，显示出诗人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要言之，刘禹锡正是在不断向民歌吸取“新的养料”的过程中，完成了诗体的革新，实现了创作上的飞跃。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作为一种成功的尝试，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宽广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