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刘禹锡的讽刺诗

我国的讽刺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它顽强地冲破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束缚，把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对假、丑、恶的辛辣嘲讽和真、善、美的刻意追求中，求得了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刘禹锡的讽刺诗则以其犀利而婉曲、冷峻而幽默的独特风格，在我国讽刺文学的历史长廊里，居于引人瞩目的地位。

诚然，封建统治者也曾标榜“美刺”原则，但这所谓“刺”，充其量也不过是指他们内部的“潇洒、机智之士所作的无伤大雅的讥嘲”，如汉代东方朔的那些劝百而讽一的雅谑。他们对真正的讽刺文学从来都是侧目而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刘禹锡曾因“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再次贬官连州，苏轼也曾因学作刘禹锡的讽刺诗，几得杀身之祸。因而，一些正统的封建文人不仅不敢尝试讽刺文学的写作，还把它视为异端，竭力加以排斥。魏庆之《诗人玉屑》引《龟山语录》云：

诗尚谲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

黄庭坚《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亦云：

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廷，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所为也……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

在这种情况下，讽刺诗的发展必然经历一个艰难而又缓慢的过程。应该说，《诗经》中的《魏风·硕鼠》、汉乐府中的《羽林郎》以及唐代诗人杜甫的《杜鹃行》等作品，虽然含有较多的讽刺成分，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讽刺诗。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多方开拓，苦心经营，使讽刺诗具有独特的风貌，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刘禹锡及其后继者对讽刺文学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