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老师学史杂忆

——杨师《慎思轩文存》读后四

何勇强

我在1994年成为杭州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从杨渭生师学史，至今已过二十年了。

那时有美籍学者钱致榕先生者，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裔，搜集了不少宗谱资料，想做钱氏家族史研究。杨师奉学校之命，与钱先生合作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为了推进这项研究，学校让杨师招一名硕士研究生，我便因此进入杨师之门。当时有四门专业课，分别是“中国古代史导论”（1994年下半年）、“宋史专题研究”（1995年上半年）、“中国文化史”（1995年下半年到1996年上半年）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1994年下半年）。“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何忠礼老师讲授，其他三门课程由杨师亲自为我讲授。此外，杨师还让我旁听了系里、系外其他老师的一些课程，如束景南先生的“佛道文化”。

以前大学授课，以灌输为主。到读研后，杨师讲课，其中固然有不少是他自己的治学心得，但主要是讲研究史，通过一个一个专题，向我介绍研究中的“百家争鸣”，梳理研究史的学术脉络，这等于在我面前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使我从中慢慢体会到治史的方法。因为要做钱氏家族史研究，杨师后来特意为我增开了一门课程——“中国古代家族史”，为避免内容重复，就与“中国文化史”合在一起讲。当时的大学教授不像现在这么多，堪称“稀缺资源”，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却有6名宋史教授，一时全国无二，号为中国宋史研究的重地。研究室的老师也都各有所长，他们招收研究生，开设研究课程，学生们往往在一起听课，一起学习。唯独杨老师的“中国古代家族史”，只有我一个学生。后来，杨师与钱致榕先生关于钱氏家族史的合作研究没有继续，杨师也没再给学生上这门课，我竟成了杨师这门课程的唯一受惠之人了。杨师讲“中国古代家族史”，仍是家族史的研究史。那时我懵懂未知，虽听得津津有味，只以为杨师学识原本如此。后来慢慢知道，杨师在这门课上花了多少心血啊。老师备课，往往一次备课，终身受用，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虽以后经常会添加一些新知识，但基础总是在那里了。唯杨师这次授课，只为我一人而开。每念及此，既为杨师感到可惜，也为自己感到庆幸。

文化史是杨师的专长，他给我讲文化史，授课的时间长达一年。杨师讲的文化史，是广义的文化史，加上与家族史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讲，社会史的意味十分浓厚。一年时间下来，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听课之余，自己也找了不少书看。快到毕业时，与杨师聊天，谈及未来的学术方向，我也曾考虑循着杨师的足迹去做学术史，但思之再三，觉得自己的对形而上的东西没有感觉，便望而却步了。但这门课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做学问，东一耙，西一锄，既无定数，又无成绩，但对社会史、家族史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便是在当时的种下的因果。

杨师授学，给我感受最深的有三点：第一是讲课以研究史为主，尽述百家之说，很少一味陈说自己的观点。第二就是鼓励我们多写论文。在他的鼓励下，我写了一些文章，如今能回想起来的，有《杭州八都兵始末》、《吴越钱氏宗族发达探源》，均被杨师推荐到杂志上发表了。还有一篇四五万字的长文《钱唯演评传》，后来分拆成几篇，其中一篇也拿去发表了。杨师常举系里和宋史界一些学者的例子鼓励我多多练笔。那时杭州南宋太庙出土，杨师还特意让我去了解情况，写了一篇通讯送到《宋史研究通讯》上发表。

杨师授学，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对文献功夫的重视。杨师早年曾在杭州大学图书馆工作，在文献学与目录学上用功极深。虽然他当时的一些成果未能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却使他对史料十分稔熟。他治史为文，务求将论点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分析之上。举例来说，杨师曾写过有关司马光的几篇文章，我虽曾拜读，却并未十分留意。后来杨师因房屋窄小，想清理掉一些旧书，我去帮他理书，无意中看到厚厚一叠稿子，却是《王安石司马光年谱合编》。原来，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学术界的历史研究，受政治影响较大，用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维来解析历史。王安石是法家，便要歌颂他；司马光是儒家，自然要批判。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形改变了，但围绕着王安石与司马光仍有很多争论。杨师以为，司马光其实也是一个改革者，他的思想中也有很多改革的成分。杨师以为探究王、马的学术思想的异同，辨明其政策措施的得失，是宋史研究的一大关键，便着意编写《王安石司马光年谱合编》。他开始时希望能够出版，但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当时对着这部书稿，我心中真有一些震颤：谁知杨师几篇文章背后竟有着这样深厚的积累呢！

我从杨师读研时，适逢中韩建交未久，韩方在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资助设立韩国研究所，推动韩国学的研究，当时杭州大学也成立了韩国研究所，杨师应邀担任韩国研究所的研究员。从那时起，杨师逐渐把他的研究重点放到高丽史上。他决意从最基础的工作——史料入手来推进这项研究，从1995年夏天开始，杨师着手编写《宋丽关系史料汇编》（后因所编内容扩大到元代，2000年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杨师为总纂，我做他的助手。后来杨师又邀翻译家周呈书先生加盟，承担了很多工作。《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收书二百余种，实际上我们检阅的文献远远不止这些。那时没有现在这样，有大量的电子书籍可用，很多资料只好用最笨的办法一本一本去检索，然后去复印，去标点；有些零碎的史料，只能一字一句抄。那一段时间，我骑着自行车，整天奔波于杭州大学图书馆、宋史研究室资料室、韩国研究所资料室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之间。因为年轻，也不感觉如何辛苦，只是觉得有些兴奋。我才是一个刚入门的学生，凡我标点过的史料，杨师都一一过目，有错误的，他一一帮我改正。我在文献上的能力，便是杨老师这样“手把手”训练出来的。因为在《宋丽关系史料汇编》上花时较多，后来写硕士论文，索性就拿《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做研究对象。

杨师工作极认真，字斟句酌，细细校订，务为精益求精。有一次，杨师突然来到我的寝室，我有些吃惊，因为老师到学生寝室，总是比较少见，何况杨师这样年高的师长！杨师说，《宋丽关系史料汇编》有一本书，因为手上没有好的版本，他是托人代为查阅的，后来却发现那位先生漏抄了不少内容，他实在放心不下，让我重新去查对一下。他做事的认真、热切，由此可见。

《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初步完稿之后，杨师又做了很多修订。如《高丽史节要》基本是摘抄《高丽史》而成的，但其中也有一些《高丽史》中没有的内容。杨师为节约篇幅，决定将《高丽史节要》中与《高丽史》相同的内容剔除，其余部分保留，为此我们将两书对着细看了一遍。因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刚开始编写时我们是按四库编目去找书查书的，其中很多佛教方面的书籍为四库所不收，杨师觉得有些单薄，后来又去查阅佛藏，补充了不少僧传、灯录、寺志等书籍中的内容。

如今回忆起来，帮杨师编写《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把宋代的史料基本摸了一遍。大部分文献，虽没有逐字逐句读过，但好歹翻过一下，混了个“脸熟”。那时老师教我们，看论文首选要看它的史料，看作者如何运用史料。有时看到一篇论文，里面或有些新奇的术语，或有些生僻的史料，常常会被唬住。但随着对文献的熟悉，心中渐渐觉得有了底气。

我跟杨师读研那几年，杨师住在杭大路道古桥畔，他的家离学校不过几步之遥。那时，师母常去香港，他们的女儿出国，他们和儿子也不住在一起。家人不能时时相聚，于杨师为寂寞，于我而言，因内心少了分“打扰”的疚意，常三天两头去杨师家里，反倒多了面聆教益的机会。杨师博闻强记，心中藏了不少学问，也装了不少故事。杨师常把这些讲给我听，讲生活，也讲学问。杨师为人，宽厚博大，他很少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看重面子。他跟我讲治学之道，既讲心得，也讲教训，讲遗憾。杨师也很少有门户之见，他受学于杭州大学，对杭州大学、对杭州大学历史系有很深的感情，但言谈中，他对其他高校、其他学派的老师也多所称道，对宋史学界泰斗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的学问人品，尤其推崇备至。我对于学术界、对于杭州大学的掌故，有一大半是从杨师那里得来的。有时我想，我从杨师“闲聊”中的所得，可能超过课堂中所受的教益。

与杨师的“闲聊”中，我最难忘的是杨师对宋史研究室的感情。当时徐规先生任宋史研究室主任，杨师为副主任，徐先生年事已高，研究室中的很多杂事由杨师一人承担。杨师非常重视研究室的科研建设，尤其重视资料的购买，说图书资料是立室之本。记得有一次，我一早接到杨师的电话，说杭州书店新到了一部书，得立即去买，让我一同去搬书。上午八点多，我陪杨师到学校的财务科取钱，谁知去得早了，财务科没人。杨师便带我到历史系小坐。到九点多，我们再去财务科取钱，却被告知手续不完备，让我们回历史系盖公章。杨师于是又回历史系，但历史系办公室有人，掌印者却不在。杨师一时无奈，有些怅然，又有些愤然，说还不如回家取存折去。杨是个热心的人，一路上我劝了他几回，他终于还是回家取了存折，又去银行取了钱，然后去书店买了书来。其实那时杨师已快退休了，身体也不大好，却还在为这些杂事奔波劳累着。

杨师治史，一如他的为人，虽以文化史为纲，以文化为依归，却以广博为特长。他所作的文章，涉及文献、哲学、宗教、文学、史学、科技、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他所著《两宋文化史研究》里面的一些章节是杨师请各方面专家撰写的，但书中对宋代文化的认知体系则由杨师一手树立，其中儒学、佛教、史学等章由杨师亲自撰写。该书出版之后，其博学卓识，多为人所称引，良有以也。杨师虽以宋史专家为人所知，但对中国近代历史，他也有不少论述。我本以为自己面聆杨师教益极多，对杨师的学识是非常了解的，然而，近得杨师新著《香江·文史杂谈》，忽然发现里面很多内容是我从未听他讲起过的，乃知先生之学也无涯。

杨师在许多个研究领域里，都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如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有一股重新评价司马光的潮流，杨师撰文多篇，对司马光的史学与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无疑是站在这股潮流最前沿的。又如宋代新儒学的研究，是当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热门。对于宋学之兴，杨师特别重视范仲淹的作用，其说自成一家之言；又如对王安石新学演变脉络的分析，也独出机杼，如漆侠先生所言，“全面地突破了学术界的樊篱，使得宋代文化研究领域、宋学研究领域开阔起来”。

杨师还是很多新兴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如杭州历史文化研究，因杭州历史上是吴越国与南宋的首都，吴越、南宋自然成为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两个重点。对于吴越钱氏的研究，虽然临安方面很早就成立了钱镠研究会，现在杭州师范大学又成立了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但杨师早在二十年之前，便已开始专门开课，以钱氏家族为中心讲授中国家族史。真正从史的角度对钱氏家族进行系统研究的，杨师实是第一人。我后来做吴越国研究，实际上也是从杨师的这门课程开始的，我之受惠于杨师之学之深且多，又岂可等闲计量哉！至于南宋史，因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今也成为研究热点。其实，对于南宋史，杨师也很早就有了研究的设想，他曾向徐先生建议宋史研究室搞一部《南宋史稿》，并列入规划。后来，他甚至准备独撰一部南宋史，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他的这个设想未能成为现实。事虽遗憾，但杨师在二十多年前就有此构想，学术眼光之超前，从中也可窥见一斑了。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杨师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高丽史上。当时杭州大学成立了韩国研究所，从中文、历史等系请了多名教授以为兼职研究员，杨师也是其中之一。对于大多数研究员而言，韩国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业，独有杨师，在此后十余年间，他几乎把全部研究精力都放到高丽史的研究上了，不但编写了大部头的《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还撰写了很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对于杨师在高丽史研究上的贡献，学术界已有公论，无需我在此饶舌了。这些成就，不但使杨师在退休之年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峰，也使其成为中国新时期高丽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记得刚考上研究生时，杨师与我面谈，他说：“学术研究是一条艰辛的道路，路的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在后来的研究生新生见面会上，杨师又对学生们讲了这句话，一时成为研究生中的典故。我想，这就是杨师对他治史生涯的体会与感悟吧。在我从杨师读研的那几年，他不但忙于宋史研究室的杂事，又醉心于学术研究。他在这一时期创造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却也很辛苦，有时不免为病所累。师兄魏殿金觉得不忍，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再也不能让杨老师做学问了。”有一次，杨师笑呵呵地说：“我现在只做三件事，第一是《十至十四世纪中韩关系史料汇编》，第二是《宋丽关系史研究》，第三是《两宋文化史研究》。这三件事一了，就不做学问了，我要去写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很多年后，我没有等来他的小说，却等来了他的《沈括全集》，仍是那样苦心孤诣的功夫，仍是那样呕心沥血的作品。杨师的人生，早就和历史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不能分了。他可谓是甘坐冷板凳的读书人，勤于耕种的老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