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比较研究所涉及的面非常广，值得讨论的问题也非常多，本书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抓住其中一些最具关键性意义的以及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方面和问题进行讨论。因此，本书的研究将按以下思路进行。

第一步，本书要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这是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比较研究的起点。研究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主要是理清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内在逻辑发展线路，使后面的探讨能够在一个历史的逻辑框架中进行。然后在考察的基础上，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历史进程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探讨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逻辑发展轨迹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把握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并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具体研究。

第二步，本书要分别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本土创新进行考察，然后进行比较研究。因为对于任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政党或国家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本土创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意义。这种居于一个政党或国家最高层次意识形态的创新，对于其他层次以及各个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不仅会起到引领性作用，而且还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是实践中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先决条件。所以，在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和比较之后，本书将分别考察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本土创新，然后再对两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本土创新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以便后面更好地从不同的方面展开具体的研究。

第三步，本书要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治理转型、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文化现代转型五个方面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然后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在这五个方面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考察及其深层次的比较分析既是人们最关注的，也是最基本的研究和最具关键性意义的研究；而社会治理转型、民生问题的解决和文化现代转型三个方面的考察及其深层次的比较分析，则是研究的进一步扩展，是对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一些方面情况和问题进行讨论，目的是使读者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第四步，本书要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发展趋势及前景进行展望。在这一部分中，本书将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分析，并就今后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一部分既是前面三个部分研究的逻辑延伸，是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是笔者对前面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和前瞻性探讨。

最后，本书的结束语是对全书的总结，主要是对前面的研究进行归纳，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形成本书的结论，进一步提升人们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认识，而这也是更好地实现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要求。

（二）研究方法

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十分引人注目，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不断出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众多学派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立足于新的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许多新的探索，也提出了许多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笔者曾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发表的《试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一文中指出，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注意到了各种派别的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并指出各种理论在哪些地方曲解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对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这些研究的一个最大不足，就是没有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置于方法论的框架进行梳理。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倾向置于方法论的框架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各种新流派主要是沿着三个维度生成的：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某一种理论结合起来。例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女权马克思主义是女权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二是用某一种理论去解读或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用结构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解读和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或改造某一种理论。例如，解放神学的马克思主义就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某些精神对传统神学进行了解读和改造；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读并改造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第三世界现代化问题的“依附理论”。

笔者认为，这些新学派的形成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宣称发现了现有理论的缺陷；二是对现有理论进行重新解读。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理论研究中极受国外学者重视的“批判性思维”。哈贝马斯将批判性思维等同于“解放性学习”（Emancipatory Learning）。彼得·费希万（Peter A.Facion）教授等人则指出：“质疑，问为什么，以及勇敢且公正地去寻找每个可能问题的最佳答案，这种一贯的态度正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10]只是这些新学派在很多时候都把“批判性思维”当成一种万能的灵丹妙药而加以随意滥用，善于质疑变成了对什么都应该怀疑或都不能相信，思维不受既有理论的约束变成了思维可以脱离实际，因此才导致了许多自认为是创新的理论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注定没有前途的死胡同。所以，我们一方面既要充分肯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元化对于我们今天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其可能会产生的误导效应。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与今天我们中越两国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理论创新因而也需要从本国的现实出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虽然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创新，批判性思维可以直接导致理论的创新，但我们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克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元化所存在的问题，注意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必须坚持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批判性思维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思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从反对形而上学走向新的形而上学。

如今，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比较多，除了对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近年来以中共领导集体为代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外，还围绕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展开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形成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所借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既有纵向的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既有思想理论的比较，也有实践经验的比较；既有人物的比较，也有国家的比较。一些学者还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的“反映综合法”，即通过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等方法来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还用数量分析法、动态性研究法、定态性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实地考察法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分析实际上并不够准确，甚至有所歪曲。相比之下，我国学者虽然在实证研究的科学性方面还做得不够好而不能令人满意，可大都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文本、思想史、认识论、价值观和解释学等多个角度开展研究，其中也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比较研究。

本书的研究将尽可能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合理地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在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研究方面，既注重文献研究，也注重调研考察研究和科学的因素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并适当借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的“反映综合法”，通过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等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在比较研究方面，既注重纵向的比较，也注重横向的比较；既注重思想理论的比较，也注重实践经验的比较；既注重点的比较，也注重面的比较和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系统研究与因素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确保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