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晚清人物与湘学研究

(一)陶澍、贺长龄、魏源与湘学研究

古代湘学发展到清代的嘉庆、道光年间，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湘学的近代转型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与古代封建主义文化的冲突，而近代湘学正是调适二者的产物。陶澍、贺长龄等晚清经世学派的出现是近代湘学开端的标志，而魏源的经世理论与实践则标志着近代湘学的形成。道光时，外敌入侵，江河日下，清政府的部分官员和士子力图寻找危机背后的出路。以陶澍为核心，以贺长龄、魏源、邓显鹤等为骨干的湘籍士子充当了这一探索的主力。他们认为，应该推行经邦济世的实学，使研究学问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力排以往空疏无用的学风。此后湘学带上了明显的近代特点，其内涵与古代湘学有着质的差异。朱汉民认为，晚清学术风尚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今文经学派，以魏源为代表，一是出现了理学经世派，以曾国藩为代表，二者均是清代湘学中的重要人物。[43]

晚清风雨飘摇的局面中，一系列湘籍官员和士子力图寻找答案，力挽狂澜，他们被称为晚清湖湘经世派。陶澍(1779—1839)不仅从理论和实践上倡导了经世之学，还提携、培养了一大批湖湘近代经世人才，如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陶用舒指出:陶澍对史学的贡献，以方志学、谱学、考据学最为突出。陶澍对志书的最大贡献是创修《安徽省志》。除了修志的实践活动，陶澍对志书和修志理论也有重要贡献。他强调志书是官吏施政的重要依据之一，指出志书有利于维护统治，教育人民;他明确了志和史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修志的几个原则，并论述了各级志书的关系。在谱学方面，他对族谱的产生、发展深有研究，论述了史与谱的关系，及修谱的原则，他认为谱与史是统一的。在考据学方面，《陶靖节年谱考异》是陶澍在考据学方面最突出的成绩。除对陶渊明的考证外，陶澍的其他文章，无论序、跋、说、记、书、辨，以至奏折、日记、诗赋，也多具有考据特色。[44]

在陶用舒先生看来，陶澍的经世思想承前启后，既是对中国古代传统经世之学的继承，又是中国近代经世改革的先导。其思想直接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家学渊源、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湖湘文化中的经世传统。它不仅对清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扩大了湖湘文化在全国的影响，而且培育了一代人才，对中国由古代走向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5]。黄鸿山、王卫平撰文提出:陶澍与司马光、章学诚的观点相近，认为《邦国之志》和《四方之志》都是方志源头;方志是历史书，属于历史学范畴;方志三大功能中，“资治”十分重要。陶澍还对资料的采集和甄别，修志人员的素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6]

贺长龄(1785—1848)主张做学问贵在实用，认为学术研究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才有意义。王向清认为，陶、贺两人的经世理论与实践融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他们“都是由科场走向仕途的地方大员……他们的经世理论和实践蕴含了不同于古代湘学的特点，为湘学的近代转型作了准备”。[47]

今文经学家魏源(1794—1856)则实现了湘学的近代转型，首开倡导西学之风。他一身兼两任，既是底蕴深厚的经世理论家，又是杰出的经世实践家。王向清认为，魏源的经世理论是开放的，其了解各国情况的《海国图志》证明了这一点。魏源亦对华夷之辨做出了新的理解，其首倡的“师夷之长技”理论彻底否定了雍乾以来的华夷观念。再者，他主张重商求富，注意对西方工业、军事技术的引进，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48]对此，章开沅先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或许可以说，魏源已经轻轻叩击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门扉。”[49]魏源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也很有成就。刘兰肖提出:魏源以《海国图志》为代表的一系列史学著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代表了嘉道时期史学的新成就，其“经世致用”与“爱国御侮”的编撰宗旨，在外国史著述体裁方面的尝试，以纪事本末体撰述当代史的成功范例，和对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扬弃与创新，在历史编撰学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借鉴意义，开启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之枢机。[50]伍成泉认为，魏源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有许多独到建树，他在边疆民族问题上有鲜明的多民族凝聚倾向，并主张将防卫与开发结合起来，在当时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战略地理的讨论范围，是难能可贵的。[51]

(二)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与湘学研究

近代民族危机加剧之后，经世观念在湖湘士人中形成了突出的实学风尚，湘军集团的领袖人物曾国藩，便是将理学与实学结合起来的典型代表。

以曾国藩(1811—1872)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将湖湘理学进一步弘扬。他们不仅继承发展了湘学中的经世致用传统，还实现了向西方学习的近代转变，使湖湘文化具备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刘志靖认为时局的剧变，是曾国藩经世理学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而经史的熏陶、湖湘理学的润化以及师友的影响是其理论渊源。曾国藩认为经济之学是理学应有之题，进一步用经学改造理学，加强了理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另外，他又坚决捍卫理学，让社会与理学紧密联系，他在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及兴办洋务等近代实践中极大地提高了理学的地位。

朱汉民认为，和魏源的今文经学不同，曾国藩在学术上的突出表现，是将宋学作为自己治学的根本，他执着地探求儒学的根本精神——道，不能容忍任何人对“道”的动摇。但他并不独尊宋儒，而是兼容汉学，强调道、学、治的统一。他坚持以儒家的仁与礼作为治世的根本，亦很重视“礼”，他强调“礼”的经世功能，以礼治人，以便使儒家之道落实到经邦治国的活动中。[52]

张昭军认为，“礼学”思想在曾国藩整个理学思想中占核心地位。就内在学理而言，曾国藩理学思想表现出以下特色。以宋学为宗，但不废汉学;强化辞章之学为理学服务的功能;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以“礼”合“理”，重视阐发理学与礼学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53]

李佑新认为:“由于道德与事功、伦理意志与务实精神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曾国藩认为，义理是主，是本，经济是辅，是末……但另一方面，他对经世实学的推崇甚至使他离开义理走向功利之学了。”[54]陈居渊认为，曾国藩在学术思想上还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主张将“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肯定“道”与“文”的一致性。[55]

胡林翼(1812—1861)的思想主要体现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有关学者在指出其局限性的同时，对其思想的开明性给予了高度评价。纪振奇认为，胡林翼在弹劾腐败官吏的同时，戒除官场陋习，树立良好风气，对今天反腐倡廉亦有借鉴作用。[56]高钟、罗萍合撰的《狂飙下的修补——胡林翼抚鄂刍议》，认为胡林翼抚鄂后，为张之洞的新政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政治基础，认为胡的吏治思想具有长远的效应。[57]董丛林概括胡林翼的人才观为“才品兼优，量才而用;不拘文化，破格破例;唯贤是举，广博延揽”，并进而指出胡林翼的这种人才观已成为湘系扩充组织、壮大力量的重要策略和途径。[58]胡林翼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重农且不抑商和财税改良上。军事方面，胡林翼始终将理学信仰作为其指导思想。

罗泽南(1807—1856)作为早期湘军将领，以儒治军，把理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发扬光大。在政治上他提出了自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系列看法;在军事上他善用以静制动的策略获取胜利;在教育方面则以理学为尊，重视启蒙教育。符静认为，他秉持独尊理学的教育方针，推行朱熹的教育模式，注重教育方法的运用，十分看重幼儿启蒙教育。[59]罗泽南推动了晚清理学的复兴，张晨怡提出，罗泽南学术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具有浓厚的辨学意识。依照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罗泽南对各种异学杂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辨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尊朱、辟王和批佛老三个方面，其中尊朱为其思想的基础，辟王为其思想的核心。[60]

(三)谭嗣同与湘学研究

湖南维新思潮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了传统湘学，其代表人物谭嗣同(1865—1898)的“仁学”向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学者认为，谭嗣同哲学思想的演变发展，可概括为三个阶段:1894年以前的气一元论;1894年至1896年的气体道用论，以及1896年以后的仁学阶段，而以仁学唯心主义最能体现其哲学思想的光辉和深刻。尽管其仁学体系规模并不宏博，带有不中不西的色彩，且存在杂芜、矛盾的现象，但这也是当时新旧杂陈、思想激荡的时代下思想家的共同特色。

有学者提到，“义利之辨”是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反映了这一整体思想的特征，即强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色彩。谭嗣同以义利之辨来为发展近代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辩护，或以“相仁之道”来确立他的自由贸易理论的伦理正当性，赋予了这一理论时代新意。[61]王向清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中国近代启蒙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型。其启蒙意蕴主要体现在:以尽变西法的“全变”说驳斥闭关自守论;以高扬主体意志的“心力”说否定天命论传统;以蕴含自由、平等、博爱的“仁”说冲击封建专制主义;以“两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抨击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62]东方朔对谭嗣同思想的不足之处亦给予了一定的批评:“自鸦片战争与西方文化照面以来，人们便在古今、中西之‘通’与‘塞’之间强探力索。作为最早向儒家价值系统发难的谭嗣同，其所著之《仁学》正要借‘仁即通’之命意，寻求古今之通和中西之通，然而结果表明，谭氏根本未达成这一目的，欲通还塞，欲通愈塞，倒成了他的宿命。”[63]

有学者对谭嗣同“华夷之辨”思想的演进进行了分析，认为谭嗣同一生的思想，虽然拘于年纪、阅历、西学根底之不足，其学说未能达于成纯之境。但他完成了“华夷之辨”中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转化，更直指思想观念层面。其变法的失败更证实了“华夷之辨”的本质，是要缩小中西文化比较中更深层的思想观念层面的差距，后学们得以直面“华夷之辨”的本质，得谭嗣同之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