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认识现代风险

一　关于风险

风险（risk）一词的来源没有定论，学者们有的提出该词源于阿拉伯语，有的认为出自希腊语，有的认为来自拉丁语，有的学者则从1319年的意大利文献中找到它的踪迹。[5]在希腊语中，风险（rhiza）意思是“悬崖”；在拉丁语中，风险（resecum）意味着“危险”、“巨礁”、“海上危机”，多用来指代轮船海上航行的危险；在意大利语中，风险（risco）则指“撕开某个东西”。

“‘风险’是人类语言中的一个常用语，但是无论在科学中、不同场合中还是在公众的理解中，‘风险’都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6]例如保险学、物理学和流行病学等学科更倾向使用建立在对负面后果及其效用的概率的、物理的测量基础之上的定义，这种研究路径的核心在于对概率和后果的量化。在社会科学中，风险的“意义”是一个核心元素，风险的定性特征被视为是风险概念同等重要的方面，“在多数语境中，‘风险’就是指一种不希望的事件的危险，而非出现合意后果的机会”[7]。贝克认为：“在根本的意义上，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一方面，有很多危险和破坏今天已经发生了……另一方面，风险实际对社会的刺激在于未来预期的风险。”[8]我国学者杨雪东也认为，“危险”、“灾难”、“威胁”、“不确定性”、“不安全”、“可能性”等都是与“风险”相关的概念，但是“危险”、“灾难”、“威胁”多指已经发生或存在的，具有消极后果的客观现象，体现的是风险实现的结果。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风险可能也不转化成这些负面结果。因此，可以说，所有的“危险”、“灾难”、“威胁”都是“风险”，但并非所有风险都会以这些形式实现。[9]

“危机”（crisis）也是一个外来词汇，“源于希腊语中krinein，原意是‘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crisis是指事件处于一个不稳定且至关重要的时刻或状态，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迫在眉睫”[10]。在《汉语大词典》中，危机一词的含义有三：第一，潜伏的祸害与危险；第二，严重困难的关头；第三，危险的机关。可见，中外文化中的“危机”和“风险”在本质上具有共通性，因此，研究危机和风险管理的学者也往往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Barton提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会对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进而强调形象管理在危机中的重要性。”[11]

Steven Venette认为：“风险是危机研究中的一个本质元素，因为危机是风险的表现，是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风险。风险是危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前危机，或者说是危机征兆期。”[12]

国内学者刘刚认为，危机是一种对组织基本目标的实现构成威胁，要求组织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键性决策和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13]鉴于类似的观点，Barbara Reynold等学者把危机传播和风险传播概念整合为一个概念：危机和突发事件风险传播（crisis and 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14]这种趋势在Robert Heath等的最新研究成果《风险和危机传播手册》（Handbook of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5]

突发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定义为：“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该法第5条强调，“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第6条指出：“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

综合上面的观点，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在“危害”、“威胁”、“可能性”等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只是从时间的紧迫性和外延的包含性来看，有轻重缓急和范围的大小之分（见图1）。

“风险”、“危机”和“突发事件”在内涵和本质上具有共通性，而在对它们的管理上也具有一致性，因此，在本书中，对三者统一使用“风险”这一概念，而不在概念和行文表述上对它们作更进一步的辨识和区分。

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本书把风险定义为：在某一时间框架内，对个人、组织和社会可能或正在造成破坏/伤害/损失的形势、情境或者事件。风险有一个潜伏、萌芽、发生、发展、爆发和消退的过程，但它往往以事件的形式为公众所感知。

二　风险话题的演变

任何社会都会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正如贝克所说：风险“它涉及的不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古老现象吗？难道风险不已经是工业社会时代的特征？”[16]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今天的“风险社会”，“风险”一词的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早期的客观危害的描述转到包含主观判断的概念，从与保险相关到与保险脱节，从统计学范畴到社会学视野，传统意义上的风险主要指自然灾害等外在的风险，现代意义上的风险还包括和工业社会如影随形的，人造的风险。关于现代风险的争论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大概经历了四个时期②：

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50年代。主要围绕核能的使用和控制展开争论，参与者为专家和政府管理机构，公众被排除在外。

第二个时期为20世纪60年代。讨论的主题仍然是核能，不同的是出现了公众的声音。这意味着争论的范围扩大了，风险分析也开始蔓延到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全球环境问题首次成为一个争论的主题，最终它与核问题一样成为讨论的焦点。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批评者们已经取代了专家们对于风险的话题主导。从对高科技的争论过渡到了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冲突，核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如公共卫生、水和空气污染）已经使受众产生了明显的焦虑心理。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公众对风险展开了全方位的讨论，参与讨论和研究的主体涉及了各个领域的人员。以切尔诺贝利事件为标志，以前关于自然、社会体制、专家意见、科学技术以及发展的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崩溃了，引起的极端不确定性、焦虑、冲突、对抗性和差异第一次接受人们的反思。

鉴于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科技发展与工业生产所引起的潜在风险成为公共问题，一些敏锐的社会理论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理论”，其他如鲍曼、利奥塔、哈维的“后现代性”提法，吉登斯的“晚发现代性”之说到吉登斯和拉什的“反思现代化”的界定，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世界将体会接踵而至的风险，风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已经取代了以往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成为当代社会中亟待解决的安全问题。

随着社会的变迁，对风险特征的认识也相应发生变化。贝克说，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的危险。[17]风险自古皆有，在古代一般将自然灾害作为风险源，但是在“近代之后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18]，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9]。贝克对风险概念做了几点总结[20]：

第一，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很多时候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构。

第二，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成为影响当下行为的一个参数。

第三，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失控。

第四，风险是在认知/再认知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

第五，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

第六，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

从贝克的描述可以看出，风险既是客观存在的，更是主观认知的结果。现代风险很多源于常人无法直观感受的科技后果。如果说“危机”与“灾害”是一种现实的、显性的危害，而很多科技和现代化的以及“现代社会制度”的“人造”风险则是一种可能的、隐性的灾难，对于风险的认知只有在有关的知识中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风险的“知识依赖”特点。风险在知识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21]

三　风险的客观性和建构性

早在1966年，知识社会学家伯格和拉克曼在《实在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就指出，社会实在包括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两类，“社会”是主观实在（意义）的客观化（外化）以及通过外化而建构出的互为主体性的常识世界。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思想、知识、信念等主观过程社会地建构出来的，这个建构的社会实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它除了由行动者及其角色构成的客观内容之外，还包含由信仰体系加以合法化的各种制度的主观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习俗、规范、权力、知识和科学等都有其社会学起源，亦即都是社会地建构的。[22]在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不少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通过研究也发现：新闻报道并不是简单的客观的、镜像式的反映，而是包含了大量的建构因素。格雷姆·伯顿就强调：“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报道远远不是对新闻事件的真实反映；它们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有关该事件的‘真相’的符码化的定义。”[23]

风险，作为一种“社会实在”，同样分为客观实在和主观实在两类。也就是说，风险既具有客观性特征，也因为人类的认知特点而具有明显的建构特征，而媒介则在风险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风险的客观性

毋庸置疑，“风险社会”一词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跨越了以往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后现代社会的分类。因为，“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险和风险的世界迈进”。[24]风险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依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发达工业生产的后果和危险‘是’全球性的。这一点‘用’科学发现和正在进行的有关破坏的争论（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可以为证；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被卷入破坏力的发展中，二者共同导致一种世界风险社会矛盾的新动力的产生。”[25]

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处于社会转型期、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的中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生态、文化、环境等领域存在的诸多风险性因素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报告，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进入“高风险社会”。这也是中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原因：消除各种隐性或显性风险，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是风险的一个典型特征，而这个特征已经得到政府认可：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挑战。2010年1 月22日至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极其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周密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

现代风险种类较多，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将各种各样的“风险”进行分类，从而划分出三个最基本的领域。第一，社会政治风险：包括社会结构方面所酝酿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往往起源于社会内部的不安分、不正常、不遵守制度和规范的人物，还包括由于人类暴力和暴行所造成的风险，这种暴力和暴行起源于社会内部犯罪者的犯罪行为以及与社会外部的军事仇敌所进行的战争；第二，经济风险：包括对经济发展所构成的威胁和由于经济运作失误所酿成的风险等；第三，自然风险：包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等。[26]

杨雪冬认为中国面临的实际风险有两个特点：一是流动性强或交往多的领域存在着容易诱发社会风险的因素，对于长期习惯于集中管理和垂直管理的治理结构来说，难以适应社会流动性和交往的增强；二是社会经济的转轨产生了一些制度“真空”地带，产生了制度性风险。在杨雪冬看来，中国的几个主要风险是：制度转轨风险（如农村的“三乱”、城市下岗工人和政府的腐败）；以收入为差距为核心的社会差距的扩大；代际更替和社会记忆；暴力的滥用和分散；信息的流动与控制；人员、物质流动带来的环境威胁；金融危机。[27]杨雪冬的这种风险分类种类较多，有相互重复现象。基于新闻传媒的学科特点和中国现阶段风险管理的主要领域出发，本研究按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将风险主要归为四类：事故灾难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公共卫生风险、社会安全风险。

这四类风险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它们有几个特点：涉及人群广泛，极易引发突发事件，社会关注度高，风险极易变异（比如从卫生事件转变为政治事件，从单纯的治安事件转变为群体事件），而且媒体在这些风险的管理和沟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学者邓伟志在2003年就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期，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重组必然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并滋生社会风险。为了把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确保改革的社会成本与代价不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28]鉴于媒体在当代社会中重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它不仅理应成为预警机制中的重要部分，也应成为风险爆发前后对公众实施宣导抚慰功能的关键性的“社会公器”。

（二）风险的建构性

1.风险的建构性：人类的一种风险认知

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从分析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1983年所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为出发点，从文化的角度强调了风险的建构性。[29]玛丽·道格拉斯与威尔德韦斯所要说明的关键之处是：在当代社会，客观存在的风险并没有增多和加剧，之所以出现风险社会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尤其是当今社会中许多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以他们巨大的影响力向世界宣称，客观存在的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所以对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而言，关键之处并不是这些实实在在的风险，而是这些风险被认知和建构。

另一位风险学说的奠基者贝克也认为：“有必要将风险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特定不确定性的实践，这些不确定性可能在最广义的意义上对生活带来有害的后果。”风险的本质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发生。风险不仅仅在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而且在赋予意义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还会因对潜在危害、危险和威胁的敏感而被生产出来。因为“充斥于风险社会中的各种威胁的物质性/非物质性以及可见性/不可见性意味着所有关于它的知识都是媒介性的，都依赖于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一个视角的问题……风险的本体论并不保证哪种知识拥有特权”[30]。

可见，在对风险（尤其是知识性的、不确定性的）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31]，“当风险要想得到认识……的时候……不同的原因和罪魁的谱系就出现了”[32]。因此，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原生态展现，而是在各种话语机制中被貌似理性地建构出来的。

2.媒介拟态环境对风险的建构

“人类的认知心理和行为必须具备两个基础：一是生物基础，一是环境基础。……人的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刺激和个性特征，而且也取决于整个环境及其特征。”[33]心理学上对环境有不同分类，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把环境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前者指现实的环境，后者指个体想象中的环境，人类的认知和行为受行为环境的影响。同为格式塔学派学者，也是传播学把关人理论创始人的勒温在《拓扑心理学原理》中进一步提出了生活空间的概念。所谓生活空间是指人的行为，也就是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其公式如下：

B=f（Ls）=f（P·E）

从卢因的场理论可见，环境是人类的重要认知对象。当代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与此同时，大众媒介改变了传统的环境认知和认知对象。大众媒介所展现的供受众认知的环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是经过媒介把关后重新建构的信息环境，或者说拟态环境。

早期的拟态环境（仿像）具有一定的机械复制特点[34]，因而在较大程度上真实环境是拟态环境的参照物，如果说非大众媒介时代人们主要以“再现”的方式观察世界，到后现代社会随着符号的增殖和无止境的循环，符号的仿像世界组成了新的社会秩序。对此，鲍德里亚指出，人类社会出现仿像的顺序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仿造，这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第二是生产，这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第三是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35]因此，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仿像与现实越来越疏离，相应的拟态环境距离真实环境越来越远。为此鲍德里亚在《模拟与仿像》中指出仿像的几种类别：（1）反映了某种基本的真实；（2）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3）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席；（4）与真实没有任何联系，它是其自身纯粹的仿像。[36]在他看来，后现代的符号、影像和象征越来越趋于自律性和操作性，因而符号演变成一种与现实无关的“仿真”：这是一种模仿的或者虚构的事物取代真实事物的过程，即数字化的符号或媒介景观取代真实生活的过程，也就是媒介的内爆（implosion）[37]。和内爆相伴而来的是“超真实”：这是一种比现实本身更“像”现实的，“没有现实根据的、非真实的影像或幻觉”，它描述了世界的现有状态，规划着世界的应该状态。

对此，风险学家约斯特·房·龙（Joost Van Loon）也认为，在机械复制以前，本源具有一定的可追溯性，到了机械复制时代有的只是副本，但是在当今的人工智能复制时代，副本也荡然无存：所有的东西都是伪原作的“虚衍物”，风险正是在媒介技术的“制造”中才得以实现。[38]

由于这种对拟态环境的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拼贴的活动是在常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受众通常意识不到这点，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的媒体景观，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看待。因此，拟态环境无疑取得了一种现代社会“群体生活空间”的地位。根据心理学群体动力学原理[39]，大众媒介的拟态环境为广大受众构筑了共同的认知对象以及相应的社会目标、价值标准，使得每个个体的动机和拟态环境的目标趋于一致，只要拟态环境中的信息及价值观没有改变，就很难使个体放弃此环境的群体标准来改变原有的认知对象和价值标准。[40]“大量证据表明，当新闻记者进行着选择和报道新闻的日常工作时，他们扮演着建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图像的关键角色，……即建构并组织我们的认识世界的能力。”[41]

正因为这种强大的建构功能，现代媒介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公众获取知识的“教父”，它在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上拥有无与伦比的话语优先权，而公众的“捷思法”[42]风险感知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这种建构功能。

贝克认为：媒体是现代风险的建构场域，世界风险社会的政治场域不是大街而是电视，“公众是迷失在符号森林中的孩子”。也就是说，在维持世界风险社会的运作方面，我们不得不依赖媒介，风险警报的符号“必须在冲突挑拨的开火中、在大众正在看的电视的不自然的恐惧的眼睛前被制造和调制出来。决定性的问题是：是谁以及如何发现（或者发明）了揭露和证明问题的结构特征和为行动制造可能性的符号？”[43]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科学社会、媒体社会和信息社会”[44]，而且媒介的作用已超越了科学的作用，“大众媒介选择发表具体的例子，它们由此获得了作为纯粹的科学结果已经无法再获得的熟悉性与可靠性。”[45]

另一位风险学家卢曼从文化角度入手，研究了媒介对风险的建构性。他在《大众媒介的现实》一书中提出，媒介是一种自我指涉（self -referential）和自我保持的机构，媒介技术是一种自治的系统。媒介在报道风险时具有选择性，最重要的选择标准包括：令人惊讶的新闻、时事性话题、冲突、数字资料、地方相关性、丑闻、与个体或道德判断相违背的事实。卢曼通过海湾战争、艾滋病报道、移民犯罪报道等案例分析了媒介的选择性是如何影响社会现实的，并进一步认为，如果有对新闻和耸人听闻的强烈需要，媒介可能提供欺骗的假象。

这些观点，再次印证了贝克对于风险与媒介关系的总结，“对风险的媒介化非同小可——被用来理解风险的媒体会提供风险的感受并因此而卷入对风险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46]。既然媒介在风险生产（也就是建构）中的作用“非同小可”，那么以大众媒介为主要载体的风险传播也理当得到“非同小可”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