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样本与研究方法

1.研究样本 [53]

研究样本的选取是否合适，对能否顺利开展实证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十分关键。在选取研究样本时，笔者首先考虑到样本的典型性。由于本书拟采取“事件—过程”的研究框架进行研究，因此，选择发生焦点性事件的地区和村庄作为研究样本是较为合适的。基于上述考虑，本书的研究最终选定贵县及其辖区内周乡、泗镇分别作为县级和乡（镇）级研究样本，并选取了周乡的杨村、黄村及泗镇的仲村等20多个自然村作为村级研究样本。下面将分别对各级样本逐一介绍：

（1）县级样本 [54]

选取贵县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贵县属于典型的农业大县，对于研究当前农民政治信任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农业是贵县长期的工作重心；第二，贵县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农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基础比较好，将之作为研究样本更能凸显农民政治信任的动态变化。

贵县在地貌形态上属中低山丘陵地带，属于亚热带温湿气候，四季分明，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8.2度，年平均降水量1827毫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贵县农村改变了单一种植的传统模式，形成种植、养殖、加工并举，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发展的生产格局。

（2）乡（镇）级样本

将周乡和泗镇作为研究样本，除了考虑是革命老区，农民政治信任基础比较牢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两个乡镇先后发生过焦点性事件，即周乡的“8·19”事件和泗镇的“5·31”事件。

周乡位于县境北部，1958年成立周庄人民公社，直至1984年改称周乡。1990年，周乡下辖10个行政村，129个自然村，6322户，近3万人。耕地面积43755亩，山林面积114000亩，养殖面积1369.5亩。是贵县第二大乡镇。

周乡的“8·19”事件发生在黄村与杨村之间。杨村位于周乡东偏北7公里的田畈中央，190余户，850余人口，除了10来户外姓，其余均为杨姓。黄村毗邻杨村，位于周乡东偏北6公里的田畈小溪边，120余户，约500人，由10多个姓氏组成，是个杂姓村，以熊、谢为最大姓，其中熊姓占全村的50％以上。据1996年贵县《地名志》记载，黄村由黄姓始建，故称为黄村，衰败后，由外迁入的熊姓重建，李、谢二姓相继迁入，沿用原名，已十代。

对于黄村的衰败，当地流传着一个传说：很久以前，黄、杨两村原均为独姓村，那时黄村有40多户人家。有一次，黄村建造了一个祠堂，坐南朝北，正好面对着杨村。杨村觉得黄村祠堂的朝向会破坏自己村庄的风水，便根据当地风水先生的建议，在村子里打了100口水井，以应对黄村祠堂的晦气。令人惊讶的是，当杨村第100口井快完工时，仍未发现井底有水源，只见一块石板挡住了井底。待到工人撬开那块石板时，一只黄色小鸟从石板下飞了出来。此后，黄村便日渐衰败。对此黄村有人传言，黄村衰落肯定与杨村打井事件有关，只有尽快更改祠堂朝向，才能挽救黄村运气。于是，黄村便将祠堂拆掉重建，改为现在的东西朝向，杨村也随之迅速填平了这100口井。

关于黄村衰败的传说，显然已无从考证。然而，透过这一传说，却不难发现黄、杨两村之间关系颇为紧张。事实上，两村的矛盾由来已久，最初缘于村外一块面积约10亩的荒地（杨村称其为“亭子边”，黄村称其为“亭子边”或“岗背山”）的权属纷争。该荒地位于杨村村头，距杨村约500米，而距黄村也只有300多米。据当地人介绍，这块地边原有一座供人休憩的亭子，是国民党时期贵县保安团长杨铁明（杨村人）出资建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修建公路便将该亭子拆掉了。但周边村民仍习惯上将这块山地称作为“亭子边”。由于该地距杨村较远，再加上集体化时期村民土地权属观念不强，其实际上一直是由黄村负责经营。1982年，伴随农村改革的推进，原本模糊的山林权属需要得到明确，黄、杨两村开始为该地权属闹起了纠纷。黄村持着一份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政府核发的“岗背山”土地证，声称根据“四至”描述，这块争议地其实就是“岗背山”。此外，黄村还提出了两个理由予以佐证：第一，这块地一直由自己经营，应该属于己方；第二，黄村有个入赘女婿丁汝生死后就埋在该地，而按照农村习俗，人死后只能是下葬在自己的祖坟山上。对于黄村的诉求，杨村并不以为然。杨村人认为，自己也持有一份“亭子边”的土地证，“四至”描述更加符合争议地周边状况。不仅如此，杨村还针对黄村的两点理由逐一反驳：第一，该地历史上就是杨村的，这点周边村民均可以证明。之所以由黄村经营，是因为集体化时期村民的权属观念不强，另外还考虑到两村关系历来不错；第二，针对黄村的第二条理由，杨村人说，之所以允许丁汝生死后下葬在争议地，是因为当时丁汝生的妻子托人找了时任国民党贵县保安团长的杨铁明，经后者同意后方才让死者下葬在该地的。双方各执一词，协商不成，为此请求政府调解。

1984年3月，鉴于牵扯到政策和历史因素，纠纷双方又缺乏有力的书面证据，周乡政府对争端做出如下处理：双方各占一半，并要求均不得在此建房。1990年4月，双方纠纷再起，周乡政府做出了与1984年同样的处理。然而，1990年6月，贵县山林纠纷调解办公室（简称“贵县调纠办”）在了解双方争端之后，对争议做了重新处理：将争议地全部划给了黄村。之后，杨村不服并向贵县法院提起诉讼，县法院初审和重审均维持了贵县调纠办的处理决定。1992年4月，杨村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法院经过详细调查，并于1992年10月做出终审判决：纠纷地的四分之三判给杨村，另外四分之一判给黄村。面对市法院近乎颠覆性的改判，黄村无法接受，便请求省高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督促市法院再次审理此案。1993年12月，市法院在未开庭审理此案的情况下，做出再审终审判决，将有争议的山地又一次全部判给黄村。败诉的杨村先后向省高院和市检察院申诉，请求处理。省高院发函要求市法院给杨村一个合理答复，但杨村表示始终未收到任何有关答复。2003年9月，市检察院在接到杨村的申诉状后，认真审阅了全部案宗并到现场进行深入调查，也认为市法院再审判决主体事实不清，判决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抗诉。然而，市法院对市检察院的抗诉置之不理，不予重新审理。而黄村在终审再审判决后，一些村民便着手筹划建房事宜。尽管周乡政府认同和维护法院的终审判决，但对于黄村村民建房之事一直持谨慎态度。周乡政府认为，由于双方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批准建房势必酿发更大冲突。然而，在上级政府部门的干预下，周乡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了黄村村民的建房请求。

2004年8月，黄村陆续有农户在争议地上着手建房。8月16日，杨村村民代表杨林生等人对黄村建房户进行劝阻，双方言语不合，发生拉扯、打斗，结果杨村有数人被打伤，杨林生本人头部和脚部也受了轻伤。于是，杨村便向周乡派出所报了案。然而，由于派出所民警对杨村颇有成见 [55]，因此报案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反倒是周乡政府在了解情况后，觉得事态有点严重了，便马上召开会议，决定要求黄村村民立即停止建房。8月18日上午，周乡叶乡长亲自来到黄村下达停建通知书，要求村民停止建房。但遭到了黄村村民的拒绝，村小组长黄时清还当场将停建通知书撕毁。黄时清的这一行为让杨村人寄望乡政府解决问题的念头化为泡影，为其后发生两村械斗埋下了种子。其实，早在8月16日杨村村民代表在建房工地上挨打之后，杨村便做好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之后又看到乡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便决定在8月19日以武力阻止黄村施工。另一方面，黄村也做好了准备，不仅将外出打工者召集回家，还准备了不少雷管炸药、碎酒瓶等土制武器。8月19日清晨，闻讯赶来的县、乡两级政府干部及公安、武警部队也早早来到距现场不远的村外公路旁。为了防止激化矛盾，决定先由乡党委书记、乡长分别进驻两村做劝服工作，其余的人则留在村外静观事态发展。然而，由于矛盾双方裂痕已很深，乡镇的劝服工作并没有取得效果，最终一场惨烈的村庄集体械斗血腥上演。由于黄村人少势寡，当场被打死3人，另有数十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不治身亡，而杨村人也有不同程度地受伤。

另一个研究样本泗镇拥有耕地40668.9亩、林地33030亩，养殖水面1887亩。据史料记载，1990年，全镇下辖15个村委会，175个自然村，辖6248户，29127人，居民以汉、畲为主。整个镇辖区地形略呈方形，地势东北高西南低。1990年，全镇收获粮食16290吨（稻谷16095吨），花生61吨，油菜籽395吨。农业总产值1668万元（其中，林业产值23.5万元，牧业产值309.2万元，副业产值68.9万元，渔业产值29万元），镇办企业总产值398.7万元。

泗镇“5·31”事件发生在仲村。仲村，隶属泗镇管辖，其距贵县县城约15公里，距泗镇政府所在地约7.5公里，是个典型的丘陵平畈村。仲村200余户，约800人，分成6个村民小组。2002年5月下旬，贵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彻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泗镇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对仲村这个计生工作“堡垒”来一次清理（即做上环或结扎手术）。5月31日，由镇里孙副书记带队的镇计生工作组进驻仲村村委会，拟对9名计生对象进行结扎或上环手术的劝服工作，其中也包括时任村主任邱发林的弟媳妇。上午，孙副书记主持召开了一个短会，认为邱发林的弟媳妇已经生育两胎，应当马上做结扎手术，本打算让邱发林去做弟媳妇的劝服工作，但恰逢邱发林有事外出，便由村计生干部邱彩英陪同镇工作组来到邱发林弟媳妇家做其思想工作，但遭到了后者的极力抵制。于是，镇工作组意欲采取强制手段，将她家一些家具、电器等值钱什物搬走作为抵押。此时，邱发林90多岁的老奶奶听说此事，便从菜园子里赶回家阻拦，在拉扯的过程中不料老太太跌倒，不治身亡。死者家属见状，便派人敲打铜锣，纠集部分村民，冲击村委会和镇工作组，对镇工作组的干部实施关押、羞辱和殴打。

事件发生后，贵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当即成立了以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为组长的“5·31”事件调查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工作组成员以在县里各机关单位任职的仲村本地人为主，包括邱火亮、叶水生和叶海生等人。县工作组一方面答应对死者家属进行赔偿，被扣押的镇干部得到释放，泄愤事件暂时平息；另一方面，贵县政府开始对冲击村委会和关押、殴打镇干部的为首一些村民采取了强制措施，并对一些外逃者进行通缉。[56]

（3）村庄样本

在村庄样本的选择上，笔者除了将发生了焦点性事件的黄、杨两村及仲村纳入考察范围之外，还具有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宗族的平衡性。宗族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大姓宗族和小姓宗族之间，它们的利益立场往往不一致，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政治心理和行为。因此，在研究农民政治信任这一主题时，既要考察大姓宗族，同时也不可忽略小姓宗族，在样本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宗族的平衡性。第二，村庄的多样性。由于村庄特点各异，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分类。不过，根据本书研究主题的需要，笔者主要区分了大姓和小姓宗族村庄、单姓和杂姓村庄、宗教与非宗教性村庄等。基于上述两点考虑，笔者在选择村庄样本时，既选取了大姓村庄如仲村、杨村、程村、郑村，又选取了黄村、叶村等近二十个小姓村庄；既选取了仲村、叶村、程村、杨村等单姓村、也选取了黄村等杂姓村；既选取了受佛教影响较大的郑村，也选取了其他如丁村等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村庄。

2.研究方法

一般来讲，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维方法或哲学方法；二是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它是指研究的基本手段和路径；三是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它是指研究过程各个阶段所使用的具体方法技术，包括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和其他技术手段或工具。

从方法论角度看，本书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辩证维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应客观地看待和分析事物和现象，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它要求：第一，仔细观察和客观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努力保持调查研究的价值中立性；第二，坚持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就是要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深入、全面地开展调查研究，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从研究方式上看，本书首先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即一方面利用相关统计分析手段对问卷资料进行数据统计，在此基础上对农民政治信任及相关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另一方面，还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进一步分析和验证量化研究的结论，藉此形成基本观点；其次，本书将横剖研究和纵贯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横剖研究”是指以政治信任为核心，以焦点性事件为主线，深入剖析和比较不同组织和群体的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所谓“纵贯研究”是对政治信任的主体和客体进行纵向层面的划分，即一方面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农民政治信任状况进行分析和比较，同时还从政府纵向分层的角度去考察农民政治信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从具体研究方法上看，包括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两个阶段所采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在资料收集阶段，主要采取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主要是：第一，实地观察。在观察时，一方面站在“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和参与事件，努力保持调查研究的客观中立性；另一方面，为了对调查对象有个“全景”式的了解，我们吃住在农民家中，站在“局内人”的立场去感受他们的生活。如在杨村调研时，笔者及调查组其他几位同志吃、住在杨村“意见领袖”杨林生等人家中，与受访者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对他们生活的艰辛和内心的痛楚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第二，问卷调查。除了实地观察之外，我们还做了几百份调查问卷。2010年5月和7月先后分两次对样本村进行问卷调查。第一次组织了6人调查小组，进行了为期7天的问卷调查，共做问卷120份。这次问卷采取了等距抽样的办法对村民进行抽样，由于很难找到样本村民，这种抽样方法实际操作起来十分困难，有时一名调查员一天只能做2—3份问卷。第二次又组织了5人调查小组，进行了为期8天的问卷调查，共做问卷280份。鉴于第一次问卷调查时，按等距抽样实际操作比较困难，再考虑到所选样本比较小，等距抽样意义不大。因此，在第二次进行问卷调查时，笔者和其他调查员挨家挨户去做，有时完成一份问卷甚至还要深入稻田埂或菜园子里。第三，深度访谈。问卷调查虽有助于把握整体的信任状况，然而要了解其背后的故事还得靠深度访谈。基于这种考虑，我们除了在问卷调查时做了适度访谈以外，还另从样本村中选取了30个村民做深度访谈，选取样本村民的标准有宗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经济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在访谈时，除了必要的引导外，尽可能不给受访者以任何的心理暗示。

在资料分析和统计阶段，则在“事件—过程”的分析框架下，采用了比较研究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性别、职业、宗族、宗教信仰的农民政治信任状况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农民政治信任状况；统计分析方法则是运用相关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找出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农民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