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称同构原则不仅是语言使用和语义演变中的一个原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造原则。在传统文化中，这种原则体现为各种不同层次的追求：对物体外在形式的对称平衡的追求，对心物同构的追求，以及建立整个思想大厦时对对称同构的追求。
对物体外在平衡的追求，表现在宫殿建筑和民间建筑中，这些建筑的总体规划、屋顶样式，台阶、柱子的位置，乃至窗棂的结构，都讲究一种对称性。在传统的美术和工艺中，也可看到这种追求。传世及出土的陶、瓷、玉、青铜器和漆器上的图案以及这些日用器物、礼器本身的构造，无不显示着一种对称性。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编了一本《中国古代图案》的小册子（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几乎在每一个图案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对称的追求。至于日用器物、礼器本身的对称性，那更是司空见惯了。无论是鼎、豆、尊、壶、爵等礼器还是原始社会的陶、瓷器，都可以运用魏尔的理论分析出各种巧妙的对称形式来。这里，我们分析一下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非常独特的虎牛铜案。[7]这件铜案的基本构造是一头肥大的公牛，牛头牛角很大。铜案制作者似乎已经觉察了牛的头部与尾部的不对称，当表现虎咬牛时，一反常规，竟然咬到牛尾巴上。虎直立着，身子向后斜倾，这样就构成了一种向后下方拉的力，以与牛头的力相抵消。为了表示对称，又在对称的支点——公牛的腹下安上一头小牛正从中穿过。这使人想起天平的结构和原理。
对对称性的追求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现在的民间艺术中这种倾向依然十分明显。双喜字是大家熟知的例子。中国普通老百姓酷爱成双成对。文人的绘画对外观对称的追求，主要表现在要求画面的平衡。画了斜着生长的树木，一般要在倾斜方向画一巨石之类重物以抵消其斜向的力。这是更巧妙的形式。
弗赖在其《论艺术中的对称性问题》一文中说：“对称性意味着静止与束缚，不对称则意味着运动与放松，一个是秩序与规律，另一个是活力、游戏和自由。”[8]对称性意味着一种静止，那么，对对称性的追求就意味着对静止状态的追求。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确实是在致力追求一种静谧、安宁的境界。中国的园林建筑竹木掩映，山水自然，曲径通幽，可游焉息焉。中国的宫殿或富贵人家的宅第重门深院，帘幔无数，亦为此也。士大夫不得意时，便纵情山水，涵咏自然，通过对一种宇宙必然性的领悟和归顺，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一切都表明人们在竭力使自己的心灵对环境、对宇宙形成一种对称同构关系，意味着人们把某种神秘规律心理化，借此来求得一种心灵的归宿感。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种束缚，但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解脱，或者说，人们通过归顺宇宙法则来摆脱（虽然是暂时的）社会的束缚。这是一种道教和禅宗式的心物同构方法。而儒家则在另一个方向上努力，他们在封建制度与天地宇宙的对应中找出了某种似是而非的同构关系，也致力于使人们的心理与这种封建制度同构。这样，当人们遇到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对待时，就归结于“天”、“命”，然后心安。
如果说追求对称同构给中国的政治思想带来了某种消极影响的话，那么，同样的追求却给传统文论和画论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我们知道，古代文论和画论都强调一个“气”，所谓“气”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指天地生生之气，自然之精气，人心之灵气、豪气，文章之气势、气韵。对这种包融主、客观的概念，外国学者以“生命力”诠释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宇宙之真，不仅仅是因为它有时空、有形状，而且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种可以由人心体验得到的德性、精神，这种德性称为“真”，也称为“神”，称为“气”，其义一也。[9]人们通过体验这种身外的自然之“气”发生了心物同构，从而“气”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物化于文章之中，就变成了文章的“气韵”。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三位一体的同构现象。
在以上种种同构“操作”中，人们大量地运用了隐喻和类推的思维方法。《荀子》载孔子答子贡“君子为何喜观大水”之问时说：“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这就是一种隐喻。而类推则更是构造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思维类型。小至一般的哲学命题论证，如《孟子·告子上》：“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大至整个宇宙观、世界观也采取类推的方式来构建。
中国的天文学很发达，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一直有“以天文定人文”的传统。众星拱卫北斗星被看作与封建制度有同构关系。另外，地上的某一区域也固定地与天上的某一区域对应，这就是所谓“分野”。虽然魏晋时裴秀就提出了“制图六体”的理论，但此后中国地图也就仅仅停留在经验法制图上，而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绘制与天象、分野对应的所谓地图上，而陶醉于“方寸之界，而上当乎分野，乾象坤势，炳焉可观”的成果。由地上与天上的区域对应，到地上的人与天上的星对应，这是顺理成章的。至其极者，有“地上一丁，天上一星”的说法。于是，有所谓“星占”。
对于预兆、对于未来的重视，是中国人思想的一个特点，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与这个特点密切相连。为了知道事物的发展、政治社会事件的变化，人们必须明了事物是按什么规律发展的，但当时人们又不具备科学研究的条件，于是，古人就凭直观的思维方式，幸运地发现了事物中两种对立的力量，这就是阴、阳，古人认为是阴阳的消长变化推动了事物的变化。于是用卦、爻“则而象之”，出现了“——”和“--”两个基本符号。通过卦中爻的组合变化及卦德的推衍，来模拟事物的变化，从而达到预言的目的。这一思想凝结在《周易》中，而后来之《象传》即所谓“十翼”更把五行观念与阴阳观念混合在一起，从而使这种概念的运演也更加复杂化。但其基本精神不变。这种基本精神就是“象”。《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通过对世界进行直观的、整体的把握，得出一些相关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运演，这就是“象”，它实际上是一种模拟，一种“同构”。在概念的运演中，《易传》把《易》中的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乃至包罗一切，从而使伦理、社会、政治的许多观念都与这种抽象模式（这就是古人心中的宇宙模式）发生一种同构关系。
总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已经发现，对对称的追求，对类推的喜好和对同构的酷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这个重要特质浸润着文化的各个领域，它自然也会影响到语言这个领域，即影响到语言使用方式，影响到语义演变方式。比如在同义词间、类义词间和反义词间的词义引申中，这种类推的思维方式，追求对称同构的习性就习惯性地表现出来。
再者，中国文字本身又强调形象因素，它是一种象形象意系统，即字符与其表现的对象有不同程度的同构性。这也影响到人们对语言的看法，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字、语言不能区分，可见其影响之深。在中国人看来，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工具而已，它的重要功能不是指谓世界，而是显示世界。因此，它应具有普遍存在于自然、存在于世界的对称性。这个理由又巩固了人们在语义领域和文化领域追求对称同构性的心理基础。由此可见，语言中和文化中的对称同构现象，并非一种偶然的相合，而是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和思维模式。在这种共同的心理基础和思维模式上，文化影响语言，语言也影响文化。
（原载《唐都学刊》1990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
[1]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页。
[2] 同上。
[3] ［德］H.魏尔：《对称》，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页。
[4] 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
[5]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拳”字注，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749页。
[6] 参见李露蕾《甚词演变的一种趋势》，《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
[7] 参见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五节插图130，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27页。
[8] ［德］H.魏尔：《对称》，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页。
[9] [日]笠原中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１３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