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建洲博士的学术专著《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看到他近年来在劳工社会学领域取得了一些学术成绩，我深感欣慰。同时，也很乐意借此机会，就转型期的劳工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其间，不仅发生了经济社会体制的重大变迁，更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社会阶层定型化的趋势；再分配和市场转型双重逻辑支配下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不仅深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塑，更受到此前社会主义建设所形成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遗产的结构性影响。
转型前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其中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表述。在“两个先锋队”的意识形态创新中，无疑包含着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的背景。当然，无论是国有企业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消解”抑或是农民工的“阶级形成”，都存在着意识形态表述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深刻张力。这种张力对工人阶级的“消解”、“形成”与“再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在特定历史阶段，传统产业工人阶级的阶级形成表现为“有阶级组织、无阶级形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则具有“无阶级组织、有阶级形成”的特点。有学者将这两种不同的阶级形成模式概括为“波兰尼式的阶级形成”和“马克思式”的阶级形成。再分配与市场交织，总体性社会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接轨，使得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意识发育，呈现出诸多悖论。理解和把握这些悖论，从结构、主体以及历史的三重视角，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维度去分析新工人阶级（农民工）阶级形成的特点及其表现形态，尤其是这种阶级形成可能对中国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切入点。刘建洲博士的这本专著，正是从这三重视角出发，对农民工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发育中的重大论题进行了颇具深度和历史感的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描述与分析，大多着眼于“结构”的视角，“阶层分析”的视角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这种阶层分析曾经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同时也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阶层分析也越来越显露出为某种既有的现实存在而委婉辩护的保守色彩。对结构的局部分析，正在演变为对固化利益藩篱的辩护；新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革主体的能动性，似乎被一些具有某种统计数据特征的阶层所替代和掩盖。历史主体的缺位与缺席，恰好提醒我们：构建中国社会转型的新的动力机制，需要重新发现历史主体。在这里，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正视新工人阶级正在不断浮现的幽灵。
在《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第1辑）一书的发刊词中，我曾经指出：“重温古典社会分层研究的要求，正确对待社会变迁研究的两个模式——分层模式和阶级模式——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分层模式和阶级模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特别是，阶层并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认同的问题，而阶级则要求内部的整合和自我认同，这就涉及阶级意识的问题；此外，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阶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阶级行动有两种方式，即整个阶级的行动和阶级背景下的利益群体行动。仅仅以阶层分析为主导的“结构分析”，显然难以应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某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重组的复杂性，呼唤多元的理论分析模式。在阶级阶层分析模式之外，若干年前，我还提出要重视利益群体模式的重要性。当时我曾经说，“利益群体的模式应在中国引起更多的重视。利益群体都是基于特定的利益而形成的，它往往不能完全被归结为阶级或阶层的范畴。……利益群体的分析模式之所以应当引起重视，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利益群体是更现实的行动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直接看到阶级或阶层在行动，人们看到的现实行动者主要是利益群体。二是在特殊的意义上说，社会转型时期恰恰是利益关系调整最剧烈的时期，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矛盾与冲突，大多与利益关系调整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以及社会阶级之间自然存在着某种重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可能出现社会阶级与利益群体完全重叠的情形。当前，农民工的抗争行动尚未脱离经济利益的范畴，利益群体的分析模式仍然具有一定适用性。即便如此，在面对同样的社会问题时，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分析范式，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阶级形成研究范式的优势在于：它为我们分析结构性问题提供了一种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可能；同时，为批判和超越现实中的各种既有结构，提供了另一种“真正的乌托邦”。
从这个角度而言，《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一书体现出作者试图重新发现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学术抱负。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尝试超越农民工研究的既有范式的窠臼（如社会融合），力图从结构、主体和历史的三重视角出发，借鉴西方劳工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分析和透视农民工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发育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该书关于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的文献综述较为系统和全面；对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分析，兼具历史社会学和劳工史研究的视野；其中的部分章节（如关于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分析、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阶级意识的社会学干预）采用了历史比较和社会学干预的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综合、研究结论的呈现与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展现了作者较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文献的娴熟驾驭能力。应当说，作者的研究态度是严谨的，研究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中肯的，其勇于探索劳工社会学领域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学术勇气是值得肯定的。
毋庸讳言，由于农民工阶级形成和阶级意发育的历史复杂性，作者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并未充分展开。比如，社会主义体制先于工人阶级形成，这种历史现实对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如，在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双重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命运，将迈向何方？再如，在一个“公民社会”以及“能动社会”双重匮乏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最后，中产阶级的形成、精英的联盟和分化，会对农民工的阶级形成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当采取何种制度变革，来实现对各个阶级的有效整合和阶级冲突的有效治理？所有这些问题，都召唤着劳工社会学做出富有历史责任和现实关切的解答。
早在2002年，我在《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及其阶级意识发育，构成了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这个维度，曾经被社会学者所忽视，被各种其他范式的研究所遮蔽。《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一书则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这本书从劳工社会学的学科视野出发，对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阶级形成——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无疑，正是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为作者提供了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
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进行当中，社会结构的重组也处于正在进行时。面对农民工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作者现有的探索也仅仅是一个开端。我期待作者将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是为序。
孙立平
2014年8月6日于清华大学社会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