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阶级形成研究文献述评
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深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工研究的影响。其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可称为“结构式研究路径”。该路径的研究，注重从现有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发，解释工人阶级组织和行动所呈现出来的改良与革命相互交织的特征。另一种，可称为“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这一路径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于：特定时期的工人阶级是否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形成一个与其他群体不同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该路径取向的绝大多数研究，尽管在解释工人阶级意识浮现时偏重的因素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比较注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两种路径的阶级形成研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能够有效描述和比较阶级形成的分析框架。不过，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这些框架都多少隐含着一个核心假设——阶级形成的目的论假设——似乎阶级形成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抵达具备阶级意识和采取阶级行动的理想状态。作为对阶级形成研究中“结构式研究路径”和“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各自缺点的纠正，卡茨尼尔森等建构了一个关于阶级形成分析的富有建设性的综合分析与比较框架。[2]笔者认为，该框架对理解中国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历程来说，颇具启发性。
一 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式研究路径”
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文献多沿袭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式分析路径。在这种研究取向中，工人阶级的形成被认为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存在密切关联，研究者关注工人阶级形成的个案，研究目的是寻找经济结构和政治统治对工人阶级激进化程度、政治组织化程度的具体作用方式。工人阶级形成的历程一般在理论上被理解为：一方面，由于工人在生产结构中具有共同的地位，因此他们属于一个阶级，一个自在的阶级；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具有共同的被剥削地位，这使得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从短期来看，工人可以通过工会组织来达到改善当前生存条件的目的，改进被剥削的处境；从长远来看，该路径的研究期待工人能够认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真正”利益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剥削他们的生产方式）才能够得到实现。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动员工人并采取革命的政治行动。尽管在该路径取向的研究中，不同的著作所关注的工人阶级形成的因素有所不同，但有一个根本原则却是相同的：阶级形成的过程是一个结构性的派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将从“自在阶级”迈向“自为阶级”。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生产模式和统治体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3]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区分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这两个概念，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式研究路径”中的基础性概念。“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自在阶级”也被称为“客观阶级”，即处于客观社会阶级结构位置上的社会群体。所谓“自为阶级”，指的是该群体不但在客观层面，而且在主观上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认识，确立了自己作为所属阶级的角色感（即阶级意识）。在阶级意识驱动下的工人的阶级行动，将帮助他们不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根据这一逻辑，工人阶级的最终形成，有赖于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有赖于阶级意识的产生（见图1-1）。
图1-1 马克思理论框架中客观阶级、阶级意识、阶级行动的关系[4]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法国农民进行了描述：小农人数众多……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显然，马克思认识到阶级利益、阶级组织、阶级斗争及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但他后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阐发。马克思赋予了工人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却并未在理论上说明工人如何从经济的生产者转变为政治的行动者。尽管有研究者批评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带有浓厚的黑格尔的色彩，但他的这一区分，依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基本的问题框架；他没有回答的那些问题，今天依旧激发着研究者的强烈兴趣：受阶级结构制约的“自在阶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迈向“自为阶级”？假如客观的阶级始终没有能够自觉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它是否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阶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所独有的，还是普遍存在于各个阶级当中？等等。
在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式研究路径”中，各种观点之间尽管存在着差异，却都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所主导：“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对立；“虚假意识”与“革命意识”之间的对立。一些研究者认为，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这种“正统”的阶级形成研究方法所指示的路径。毕竟，在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很少有工人阶级能够成为自为的阶级，更遑论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超越。于是，研究者们开始反思该路径取向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的局限性，认为这种“正统”取向的研究，不仅在理论和政治问题的阐发方面不够精细，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工人阶级形成的具体分析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它不能为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理论指南和可供检验的研究假设。比如，何时何地、在什么条件下，工人阶级会形成或变得激进起来？毕竟，在这种“正统”的研究方法看来，工人阶级迟早是会形成的。既然如此，对工人阶级这一历史主体进行研究似乎是不必要的，因为历史进程，将最终证明无产阶级必然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出于对这种过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的不满，出于对国际劳工运动发展新形势的响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阶级形成研究的提法发生了重大转换。“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体以便推翻资本主义”这一中心问题，被转换为“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变化，以至于它能够确保自己的适应能力并延缓工人阶级形成的进程（即阻碍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这一问题。工人阶级形成研究的提问方式的转换，引发了诸多研究和争议，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分析研究以及关于国家功能的理论观点。[5]一种主要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与功能的转换，使得工人阶级被整合进体系之中，而不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问题上，不同的学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看法，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无论怎样，这些马克思主文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者在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工人阶级发展的环境，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工人的组织和行动能力，任何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个案研究，必须考量这一因素的存在。[6]此外，该路径的研究所引发的关于决定工人阶级形成因素（如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的结构与过程）的讨论，提出了很多竞争性研究假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将工人阶级形成的个案研究的分析焦点，转移到对以下问题的探究上，并用于对工人阶级改良与激进的不同取向的解释。比如，国家的工业化的时间节点与结构；采用的技术的层次及其所引发的工作场所关系的变化；国家与政治组织的类型以及针对劳工的政府行为（镇压与非镇压性角色）；劳工组织与活动的制度与非制度化的形式；阶级被整合的方式（威权整合抑或阶级整合）……
二 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
与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式”分析路径相伴随，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二种分析路径是“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该路径的研究关注工人阶级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工人如何逐步发展为具有自身认同和阶级意识、追求阶级利益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阶级。在该研究路径的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众多著作中，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直到今天依旧是其中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该著作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反对阿尔都塞等人的结构主义分析路径（用生产结构、权威结构甚至分配结构等术语对阶级进行描述）。[7]“我要强调指出：阶级是一个历史现象。我并不将阶级看成是一个‘结构’，或者是一种‘范畴’，而是将其看成是一种实际上发生于（同时也能够被展现出来）人类关系之中的某种事物……阶级的定义，应该依据人们自己生活的历史来定义，而这终究是阶级的唯一定义”。[8]
通过这部著作，汤普森实际上是在理论与历史两条战线同各种主流观点同时作战。[9]
首先，他反对“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教条主义理解。汤普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的基本观念是非常明确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最终将在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得到体现，但是，绝不能因此就认为阶级就是这些个人。“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违背了马、恩的本意，把阶级的物质承担者理解为阶级本身。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习惯用数学方法对阶级进行精确测量。由于不是把阶级理解为社会经济关系而是理解为一个“东西”，“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两个推论：第一，有阶级必然会有阶级觉悟；第二，由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在现实中并未应运而生，所以，必须由“党团派系、理论家等”从外部加以灌输。
其次，汤普森反对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学对阶级的实证主义理解。“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学都具有实证主义倾向，沉醉于刻板的一般性，漠视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汤普森看来，他同时代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在阶级问题上的看法都是肤浅和不足为道的，他们总是先“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然后再将这种肤浅的概念各个击破，最后得出结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概念；阶级根本就没有存在过。”[1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在于二者都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历史出发来理解阶级。“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关关系及其思想与建制的模式。”[11]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实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形成研究的两大突破：其一，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引入了阶级的能动性概念。对于决定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传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独创的解释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它对决定论与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却语焉不详，这也是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汤普森强调人的行动，强调道德自主性，以及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人的需求与行动的可能性，认为是工人阶级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创造了他们。其二，突破了传统的结构—化约主义观点，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引入了阶级经历（class experience）的概念。[12]在汤普森的分析中，社会存在的概念得到了延伸，它包括一系列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行为与过程，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狭隘经济概念。通过引入最有创新和最富争议的概念——阶级经历，汤普森巧妙地在社会存在与阶级意识之间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调和，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的一个复杂且互为矛盾的经验王国（即阶级经历的世界），得以凸显出来。
就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方法而言，他的贡献在于：
第一，对阶级概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个范畴，它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的某种东西，阶级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他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13]
第二，从工人阶级经历中分析阶级形成的过程。汤普森依照经验主义原则，通过对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众多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指出每个人出生时或长大后都会不自觉地进入某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决定日后各人的经历；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会有大致相同的经历，这便是阶级经历。不过，阶级经历不等于阶级。只有当阶级本身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即产生阶级觉悟之后），阶级才会形成。只要阶级“形成”了，它就有自我意识；若没有自我意识，阶级就没有形成。
第三，在历史关系（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理解阶级经历、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强调文化与制度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在许多历史事件中获得的，阶级只有在历史活动中才能得到体现。阶级经历主要是由客观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汤普森对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进行了严格区分，认为阶级经历主要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阶级意识则是人们通过所继承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其阶级经历进行反思的结果。这意味着，阶级意识并非完全自发地从阶级经历中生成，在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某些文化传统的因素必须被考虑进去。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后的15年后，汤普森将其批评对象拓展到对阶级形成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是对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阶级分析进行了严厉批评。[14]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法国结构主义代表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在《理论的贫困》一书中，汤普森强烈地、常常是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批评那种把阶级看成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种种功能的体现”的观点，因为在这种结构主义的视角中，“历史主体再一次消失了。”[15]总之，汤普森所试图探询的，乃是一种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新方法，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被决定和自我活动的交互作用过程：工人阶级一方面自己打造自己，同时也被打造。不能够将阶级与阶级意识分离，不能够将二者看成是彼此分离的实体，将其中一个看成是另一个的后果，因为阶级与阶级意识必须联系在一起——对被决定的经历，以及对这种经历的有意识“处理”。不能够将阶级化约为一个静态的断面，因为它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形成的过程；也不能够将阶级看成是生产模式的一种功能，因为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的开放的关系过程。[16]
受汤普森影响，许多研究开始对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形成进行历史个案研究。这种非结构取向的研究方式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正像卡茨尼尔森指出的，通过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工人经验以及各种观点的广泛社会意义带到分析和记录的前沿，这些研究实际上将工人阶级从保守的编年史宣称中解救出来……
其次，通过检视作为经验过程的阶级形成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劳工史研究已经从经济化约主义的陷阱中摆脱了出来：抛弃了静态的、带有工具主义色彩的经济决定论，将阶级看成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一种社会控制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变动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同时也深受文化、政治（包括种族与宗教）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并不包含任何明显的经济利益的逻辑……简言之，阶级关系的历史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经济的或社会学的微积分，并不能够被强加给过去；阶级也不能够因为它未曾像历史学家所预期的那样在政治领域之中（或之外）发生，就可以被忽略。[1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历史取向研究，不仅改变了劳工研究的问题焦点，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指引历史比较研究的假设。卡茨尼尔森曾简要地对其中的一些假设进行归纳：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一个过程，在各国之间（甚至是在一国之内的各个不同地方）并非一致；一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并不仅仅由工作场所关系、工会或看得见的工人运动及组织所构成；先赋的、前工业化的、前资本主义的传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分工的非阶级模式，影响着阶级形成；不能够将阶级、社会和政治混同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应时而化的；各种阶级意识倾向及其行为，并非纯粹是一种利益联结，而是受到各种关系的形塑；等等。
总的来说，工人阶级形成“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有效拓展了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必须检视的时间框架，拓展了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所必须包含的一些变量。不过，这种新的研究策略对于解释和建设性地比较阶级形成的时空差异却没有多大的助益。由于关注的焦点是19世纪的文化前规范及其历史发展，这些研究很少将其他影响工人阶级形成的决定性因素，纳入到其解释框架中去。有鉴于此，一方面，研究者应当重视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所获得洞见，关注工人阶级的前资本主义传统，特别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的非阶级因素（如种族、宗教等）；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应该看到，该路径的研究对描述和解释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个案来说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尽管它能够描述工人如何在特定的时空阶段经历并感知“阶级”的存在，却并不能对以下问题从理论上加以解释：阶级经历与文化倾向是否会、什么时候能够、为什么能够导致阶级行动？毕竟：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经验中……做什么以及得到了什么，较之持有何种观念要重要得多。与意识的状态相比，实践的形式无疑更为重要。[18]换言之，阶级意识和阶级经历确实构成了工人阶级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方面，但仅仅这些，并不足以对阶级形成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三 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综合分析与比较框架
上述两种研究路径提供了一个对阶级形成进行有效描述和解释的框架，无论构成这些框架的是结构性术语还是经验性术语。然而，在这些框架背后，常常隐含着阶级形成的目的论假设。[19]在这种假设指引下，似乎阶级形成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工人必然抵达具备阶级意识和采取阶级行动的理想状态。这样一来，不同的研究往往被诸如“为什么特定的阶级没有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采取行动”之类的问题所困扰，而不是将阶级形成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工人阶级思想与行动进行更为精确的描述与解释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上述两种路径的阶级形成研究忽视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首先，是阶级概念自身问题。作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反动，在上述两种路径的阶级形成研究中，不仅出现了阶级如何定义、如何加以概念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如何看待不同工人阶级历史的各种层次间的联系等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其次，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及其与所在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系统的重视。针对阶级形成的“结构式研究路径”与“社会、历史的研究路径”的批评，都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20]从17世纪一直到今天的劳工史记载昭示我们：一国有一国之工人阶级的形成；不同国家的阶级形成具有多元的、高度变异的和非线性的不同路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阶级形成，完全遵循着革命的路径。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阶级形成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将阶级形成看成一个开放的、没有终点的过程；尤其要避免将阶级视作是一旦形成就永远不会改变的某种地质学构造，而应该将其视作一种处于形成、再生产、重组和解组状态中的结构性关系。
基于对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的反思，卡茨尼尔森等在《工人阶级的形成：十九世纪西欧和美国的模式》一书中发展出一个工人阶级形成的比较分析框架，用来解释美国、法国、德国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路径与模式。这一关于阶级形成分析的最具有综合性和建设性的理论框架，汲取了上述两种取向的研究方法的优点，同时力图避免其缺陷。一方面，他们使用了汤普森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借鉴了杰根·柯卡的方法，更加注重韦伯的理想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概念。[21]在该书前言部分，卡氏指出，当时的阶级分析存在的两个基本误识：其一，假设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能够从资本主义的客观阶级结构中推导出来；其二，阶级形成概念被当成从阶级结构向革命的阶级意识转变的一个“目的论”过程。这两个假设都把阶级形成研究，简化成一个纯粹的公式，简化为追寻形成阶级意识的标志。尤为严重的是，这两个假设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对工人的实际生活、选择与行动中的历史变量进行系统比较。这些历史变量，正是卡氏等人强调要加以分析的、处于革命理论预言之外的“例外”。卡氏提出疑问：假如工人阶级的历史研究仍然建立在一套不可检验的本质主义假设之上，[22]那么，提出一套更好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假设是否可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认为：要超越传统阶级形成理论，正确的做法并非追问现实情况与革命理论预测发生了怎样的偏离，而要分析不同国家阶级形成模式的不同变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从讨论阶级的概念本身开始。阶级概念提供了讨论的起点。但遗憾的是，不同的学者通常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大部分学者的讨论都没有对阶级概念加以明晰的定义，这使得他们关于的阶级讨论，往往变成了不同层面上阶级概念的争吵。
卡茨尼尔森的重要贡献是把阶级概念从传统模型的两个层面（自在阶级—自为阶级）扩展为四个层面：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意识倾向；雇用工人的集体行动。[23]第一个层次涉及的是经济因素，指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奠基在对生产工具没有控制权的雇佣工人的劳动之上），它与无产阶级化过程存在着密切关联；第二位的社会层次，指向工人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社会结构，它发生在工作与家庭当中；第三位的文化层次，力图把握的是工人所共享的意识倾向、价值与标准；第四位的政治层次，指的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路径。作为一种阶级模型的方法论构想，上述四个层次之间，不存在任何因为演绎假设而产生的联系。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批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观念时，卡氏拒绝了任何目的预定论式的阶级发展历程，比如，从阶级结构中发展出阶级斗争或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在具有不同阶级结构的社会背景之中？卡茨尼尔森等宁愿把这些问题看成是一个经验和历史的问题：“……阶级在每个层次上的内容如何？彼此有何种关联？这些问题对于阶级形成的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伴随这种分析方法而产生的彼此关联的任务包括：在对上述四个层次的阶级间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对阶级形成进行精确的（而不至于是太狭隘的）图示，尝试发展关于阶级形成的宏观—因果假设。”[24]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变异被假设为主要受到三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变异形式，在其著作中得到了分析）：首先，以经济为中心的因素，如工业化或劳动过程结构化的时间与特征、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组织，都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定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其次，以社会为中心的因素，如人口统计状况，社会地理、宗教或性别；最后，以国家为中心的因素，如国家的形成、官僚制、征税情况、公民权、选举权、劳动法律以及社会政策等，对阶级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工人阶级形成的比较研究框架，尝试区分阶级的不同层次，实际是力图为系统建构和解释不同的阶级形成个案提供有效的概念工具，提升比较历史分析的水平。在这一多维度分析框架中，阶级形成研究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分析“这四个层次的阶级之间的条件性的（而非随机的）联系过程”。四个层次的阶级都具备哪些内容？四个层次的阶级之间具有哪些联系？……这些问题，构成了阶级形成分析的核心。
上述四个层次的阶级形成研究框架，为分析19世纪工人阶级形成的个案比较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工具。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框架不仅有助于从不同的层次定义阶级的形成，避免目的论式的先入之见，同时也能够为阶级形成的历史比较设定更加精致和灵活的目标。换言之，该理论框架能够使得特定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研究变得具体、深入。与依旧具有影响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模式相比，这一工人阶级形成的概念在分析、组织和比较不同国家模式与历史路径方面具有决定性优势。在这里，工人阶级形成的概念化方式，以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式进行，其中的历史与社会脉络得到了系统考量，工人阶级形成的内在因果关系以及不同国家案例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再被目的论式地加以预设，而是被宣布为有待于研究和分析的问题。
不过，卡茨尼尔森/佐尔伯格的概念化框架也具有几个缺陷：首先，与其常常宣称的意图相背离，这一概念化框架预设了经济结构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优先或中心地位。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被看成是解释不同阶级形成的主要因素，国家也从分析的视野中消退。其次，没有系统地考虑工人阶级形成模式和背景中的文化因素。系统地分析宗教结构及其精神对于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劳动者并非是在化约的经济意义上，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向依靠工资生存的状态迈进，而是作为具有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及自身观点的人类存在进入这种依赖工资生存的状态的。所有这些存在方式，都有助于理解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最后，没有系统地考虑工人阶级形成和社会秩序之间的不同合法化模式。[25]工人阶级的形成，应该被看成是劳工受其所在结构性环境影响的产物；形成的工人阶级，反过来也对这些环境因素产生作用。
四 “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基于中国个案的初步探索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受汤普森与卡茨尼尔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利用研究西欧与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理论的方法，来研究20世纪中期新兴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形成历史，以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26]这些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是否会带来第三次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次工人阶级形成的模式是否不同于前两次？[27]
实际上，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由于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处在变动的不稳定状态，学界对于转型国家的工人阶级到底是处在形成、再形成还是消解的状态，存在着争议。撒列尼与伊亚尔等人认为：在东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并不是社会历史变迁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等级基础而非阶级基础之上，权力和特权根源于政治资本的占有，而非经济财富；这些国家的阶级形成极不发达，且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相对没有意义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后期，知识分子几次中断了阶级形成的企图，并开始发展出建立在等级与阶级之上的二元分层机制，在此背景下，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核心动力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结果是，社会转型的中欧社会，只存在一个向下流动的、无组织的工人大众，并不存在工人阶级，社会的转型并没有带来工人阶级的形成。[28]与撒列尼与伊亚尔等的观点不同，李静君在分析中国的经验材料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转型”的三种模式：（1）流动农民工的形成；（2）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3）下岗工人的消解。每一种模式都意味着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工厂政体和工人主体性的结合。[29]通过梳理西方学界对中国劳工的研究，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时期最有理论意义的研究是从阶级形成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的劳工问题。关于如何理解工人阶级形成在中国的具体形态，她提出了四个层次的分析进路：宏观的国家角色、生产组织、集体意识、集体行动。[30]
受社会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影响[31]，一些学者对当前中国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体，从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从理论思考来看，比较代表性研究包括：沈原借助劳工社会学的理论透镜，分析了“老工人”和“新工人”（农民工）不同的结构特征和不同的行动能力。新工人形成的过程，适合于用马克思阶级形成模式加以解释，其“拆分型”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他们对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忠诚”，其行动能力更多体现为“结构能力”；“老工人”的形成过程体现出波兰尼式阶级形成模式的特征，其社会行动能力倾向于展示出“结社能力”。[32]许叶萍、石秀印认为，决定工人能否成为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阶级，关键是社会体制能否对工人阶级的诉求进行合理的回应，能否在回应困难的时候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改。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内，为现存体制所容纳，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与现存体制对立，那么工人阶级就难免形成。[33]潘毅认为，在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后社会主义中国，新型劳动主体的形成过程中，阶级的形成与解体过程同时存在。[34]她和任焰还试图从新劳工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出发，对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初期工人主体身份演变和构成进行考察。[35]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比较典型的论著包括：于建嵘在《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煤矿实录》中做出了三个判断：其一，中国工人阶级是“迷失的阶级”；其二，中国工人阶级是“失踪的阶级”；其三，目前工人阶级的抗争是“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动。[36]潘毅博士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一家电子厂年轻女工生活的民族志考察，探讨了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在工厂和城市遭遇的歧视、对剥削的有限的公开抵制和女工的身体痛楚，以及打工妹的身份认同在现行体制、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三重压迫下的形成过程。[37]
转型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新工人阶级究竟是处在“阶级形成”、“阶级再造”，还是“阶级消解”的过程？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历史主体的行动与历史逻辑的进一步展开，有待于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虽然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转型与西方国家从前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马克思、汤普森、卡茨尼尔森等的著作，依然能为今天的分析，提供较好的理论框架与分析灵感，并为更确切地理解当前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启示。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套用经典理论来分析当前新工人阶级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经典理论相比，中国现在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这无疑为推动和发展阶级形成理论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新的实践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