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学人 一类新课题（序二）

这一段时间看世界杯足球赛，草地足球已经让人夜以继日，目不暇接；更有泥地足球同时在德国举办，参与其间的，也是大有人在，不亦乐乎。央视一套报道泥地足球时称其为另类足球，显然是视草地足球为正宗，殊不知泥地足球正是足球的先声呢！

恰在其间，接到黄强先生的电话，又电传来其大作《金瓶梅风物志》，命余为序。黄强君在信中说：“何以将书稿取名《金瓶梅风物志》，基于这样的考虑：其一，在《金瓶梅》研究中，对主题思想、人物艺术、文本研究占主流地位，而对文化的研究，及其支流服饰、饮食研究，属于风物志类或者另类研究；其二，在研究者中，以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为主，作为业余研究者，我也属于另类；其三，我不是从正统的角度评论《金瓶梅》，而是从风物方面，以一种近似另类的角度审视《金瓶梅》，也应该属于另类的研究。”

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足球尚无所谓正宗、另类之分，则《金瓶梅》研究，旁及其他小说研究，乃至所有学术研究，更不存在正统、另类的区别。正像水土、空气、人类、动物、植物等共同组成地球大家庭一样，这些大家庭成员，缺了谁，地球都将失去平衡。大千世界，应有尽有，方为本色。人人自有其不尽相同的兴趣，也就具备不尽相同的眼光，从不尽相同的视野里，自然产生不尽相同的观点。只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与结论，不失法纪、道德的规范，都不仅得到允许，而且应该提倡。

传统造就经典，创造带来生命，雷池似跨未跨之时，藩篱似拆未拆之地，往往正是创新的开端。所谓另类研究，不妨说是别具只眼。时空变换，少说也会更新换代，甚至引起地覆天翻。

《金瓶梅》研究，向有“瓶上”“瓶下”“瓶内”“瓶外”之说。按照“金学”界约定俗成的理解，《金瓶梅》作者、成书年代、成书方式、版本研究等可谓“瓶外学”，其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语言研究等可谓“瓶内学”“瓶内学”“瓶外学”又可统称“瓶下学”或“瓶体学”，而“金瓶文化”研究则被称为“瓶上学”。余在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文化问题是近十年金学园林的一道新的景观，是《金瓶梅》研究传统方法的突破与扩大。”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出版的“金学”专著一百二三十部，其中金瓶文化研究专著十五部，约占12%；中国发表有一千三四百篇“金学”论文，其中金瓶文化研究论文二百余篇，约占15%。

回顾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传统的研究课题，即前文所谓“瓶下学”，因为长达百年的开掘，该说的话行将道尽，给人难乎为继的感觉。譬如《金瓶梅》作者研究，如果没有新的文献发现，如果不用新的方法将全部已经用过的史料重新排列组合，确实再说也是白说。但《金瓶梅》文化研究，或者再分出一支《金瓶梅》传播研究，不仅是“金学”的延续，更是“金学”的新生。传统的“金学”，加上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准的“新金学”，使“金学”研究又回到那个古老的命题：说不尽的《金瓶梅》。

黄强先生1992年撰写的第一篇金学论文，题目是《从服饰看〈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起手开题即为“金瓶文化”。该文后来又经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使人们眼前一亮——一个新学人，一类新课题。黄强君此文之前，一千多篇“金学”论文中，只有王启忠先生《〈金瓶梅〉服饰描写蕴含的物化价值》（载《佳木斯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一文，专题研究《金瓶梅》中的服饰。从那之后，黄强君披荆斩棘，一发而不可收拾，终至结集而得本书。

迄今为止，研究《金瓶梅》服饰的专著，只见到一部，即张金兰女士的《〈金瓶梅〉女性服饰文化》（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3月第一版）。该书虽有“下编：《金瓶梅》女性服饰的内在意涵”，只是讲到女性服饰与人物性格与社会风气的关系，并未将服饰与“金学”连在一起。

黄强君的《金瓶梅》服饰研究不然。他从服饰考证《金瓶梅》反映的是明代正德故实，推论西门庆影射的是明武宗，认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在嘉靖七年（1528）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之间。打通所谓“瓶内”“瓶外”“瓶下”“瓶上”，乃最为可取的“金学”途径。黄强君做出的正是此种努力，虽然他的结论不一定准确。这哪里是什么“另类研究”，这分明是“另一只眼看《金瓶梅》”，情有独钟，物归其类，得其言哉！

黄强君第一次出席的金学会议，是 1997年夏季在山西大同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后2000年秋季在山东五莲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2005年秋季在河南开封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都可见到他的身影。2005年9月18日，第五届国际金学会议上午闭幕，下午参观汴京铁塔、龙亭、大相国寺，晚遂与陈诏、王汝梅、赵兴勤、孙秋克、齐慧源、黄强诸位师友小酌于书店街，席间曾以“全真七子”解颐。时值中秋，月明星稀，他乡故知，把酒临风，其乐何如！当时晚餐乃边行边聚，自由组合，余与黄强，也是一种缘分。是为序。

吴敢

2006年2月10日于彭城预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