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金瓶梅》成书年代考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四百年来一直是个谜。《金瓶梅》又成书于何时？也一直困扰着金学界。探究它的写作年代对于揭开作者之谜，研究其反映的历史及其思想，无异于一把开启封闭之门的钥匙。

经过比较分析，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于隆庆朝（1567—1572）前后，最早不过嘉靖七年（1528），迟则嘉靖末年，至迟不过万历二十四年（1596），详见下文。

一 有关成书年代考证的概述

对《金瓶梅》成书于何时，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其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吴晗认为成书年代大约在万历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早于隆庆二年（1568），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27]

郑振铎认为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1602）以前流行于世。^[28]

魏子云认为《金瓶梅》全稿最早出现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持有人是沈德符，“可以确定《金瓶梅》成书，当在万历末年，绝对不能在万历中期，这点应是可以确定的”^[29]。

周钧韬认为成书在隆庆朝前后，上限不过嘉靖四十年（1561），下限不过万历十一年（1583）。^[30]

徐朔方认为成书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万历元年（1573）。并在《汤显祖和金瓶梅》一文中说：“《金瓶梅》写定最早不超过嘉靖二十六年。”^[31]

梅节依据新河凿成、南河南徙，断定词话本的成书必在嘉靖以后，其上限不能早于万历五年（1577）八月，进一步明确在万历十年（1582）。^[32]

图1-3-1 日本大安本《金瓶梅词话》第一卷扉页——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以棲息堂藏本为主，采用慈眼堂藏本496个单面页出版。94回采用中土本两个单面页，因此大安本仍然是个百衲本。梅节先生认为大安本虽然文字清晰度不如中土本，但是保持了原刻素洁的面目，因此梅节校订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即以大安本为底本。

黄霖提出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的观点。^[33]

孙逊从第二回西门庆请王婆做媒，第三回西门庆与潘金莲问年龄等方面考究，认为种种迹象表明“《金瓶梅》成书在嘉靖中期是可能的”^[34]。

卜键详考李开先之生平与宦迹游踪，兼及谱系谪庶之辨析，得出《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后期的结论。^[35]

此外，日本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鸟居久靖《金瓶梅编年稿》认为成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后藤基已认为《金瓶梅》大约完成于16世纪后半叶，作者为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人氏。^[36]

上述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彼此差异较大，对上述作者的考证与观点，其他学者提出了反驳。例如吴晗先生认定成书时间为万历中期，依赖于朝廷向太仆寺支取马价银等事例，他认为《金瓶梅词话》“包含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37]。而周钧韬则认为支取马价银并非万历朝独有，在嘉靖时也大量支取，“不过不如万历时频繁而已”，吴晗的考证混淆了史实。^[38]

从上述的考证可以看出，各家都想得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概念，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往往力求准确，却不能精确。作为学术考证，笔者认为应当求同存异，尽可能地由大至小，划出一定的认同范围，好比哥德巴赫想，先3+1，再2+1，再求1+1，逐渐缩小包围圈，则底谜日渐显露。

二 成书年代的上限

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上限不过嘉靖七年（1528），尽管比普遍认为的成书年代要早些，但是有史实根据，且是准确的，笔者的依据主要认定是关于忠靖冠的记录。

《金瓶梅》的服饰描写很丰富，服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在许多章节写了西门庆穿戴忠靖冠、忠靖巾的情节。

西门庆戴忠靖冠，丝绒鹤氅，白绫袄子。（第46回）

西门庆梳洗完毕，戴上忠靖冠，穿着外盖衣服，一个在书房里坐。（第55回）

西门庆头戴忠靖冠，身穿柳绿纬罗直身，粉头靴儿。（第56回）

头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纬罗直身，粉头皂靴。（第61回）

午间戴着白忠靖巾，便同应伯爵，骑马往谢希大家吃生日酒。……西门庆身材凛凛，语话非俗，一表人才，轩昂出众；头戴白缎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绒鹤氅，脚下粉底皂靴。……西门庆头戴忠靖冠，便衣出来迎接。（第69回）

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绿绒补子鹤褶，粉底皂靴。（第77回）

忠靖冠是一种硬质的巾帽，帽上有梁，帽的两侧与后面缀有一片边呈起伏波形的装饰墙片，帽后有两支向上的帽翅。忠靖冠是嘉靖七年才出现的冠帽，《明史·舆服志三》记载：“七年，既定燕居法服之制。阁臣张璁因言：‘品官燕服之服未有明制，诡异之徒，竞为奇服，以乱典章，乞更法古元端，别为简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贵贱有等。’”嘉靖皇帝遂复制《忠靖冠服图》颁礼部，礼部以图说形式颁布天下，如敕奉行。忠靖冠取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按规定，忠靖冠“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多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其余不许滥服。按忠靖冠，仿古元冠，冠匡如制，三梁各压以金线，边以金缘之。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忠静服仿古元端，服色用深青以纻丝纱罗为之。三品以上云，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前后饰本等花样，补子深衣用玉色，素带如古大夫之带制，青衣绿缘边并里，素履，青绿绦结，白袜”。此处深衣指衬衣、内衣，不是秦汉时期的深衣概念。

图1-3-2 明嘉靖皇帝画像——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明代第十一代皇帝，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世宗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迷信方士，尊尚道教。二十一年（1542）移居西苑，日求长生，不问朝政。致使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扰东南沿海。死后庙号世宗，葬永陵。

图1-3-3 忠靖冠实物——忠靖冠是明嘉靖七年（1529）出现的冠帽，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

忠靖冠的问世是为士大夫服务的。“此卿大夫之章，非士人之服也。”^[39]西门庆在未做官前，就没有穿戴忠靖冠，等到花钱买了金吾卫千户之职后，他就戴上忠靖冠了。《明史·舆服志》规定：“四品以下去金缘以浅色丝线。”西门庆的职官是个五品职务。万历二年（1574）禁举人、监生、生儒僭用忠靖冠。

按历史规律，作者成书只会写前朝已有的，而绝对不会出现作者成书时未见的后朝事件与史实的。因此，根据书中忠靖冠只在嘉靖七年（1529）才出现的史实，我们可以说成书最早不过嘉靖七年是可以作为定论的。

忠靖冠制度规定在补服内要衬以玉色衬衣，《金瓶梅》第31回中玉色的衬衣的记录，是合于时制的。西门庆吩咐玉箫“要那件玄色匾金补子，系布圆领、玉色衬衣穿”。按《明史·舆服志》规定：明初所定官员公服、常服，必须衬白纱中单。嘉靖年间所定忠靖冠制度，规定在补服内要衬以玉色衬衣。

三 成书年代的下限

《金瓶梅》第51回，西门庆吃了胡僧药后与潘金莲同房，“不想傍边蹲着一个白狮子猫儿，看见动旦，不知当做甚物件儿，扑向前用爪儿来挝。这西门庆在上，又将手中拿的洒金老鸦扇儿，只顾引斗它耍子。被妇人夺过扇子，把猫尽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帐子外去了”。

研德先生在《金瓶小景》中指出这完全是仇十洲一幅春画的说明。^[40]笔者有同感，确实在仇十洲的春宫画中有类似的画面。

明中叶以降，社会不以纵谈房帏秘事为耻，春宫画流布社会，由宫廷下延民间，并得文人推波助澜。^[41]民间悬挂春宫以避火灾，民间妇女更借此技谋生，天津杨柳青一带是出艳丽名妓的地方，此地也有绘画传统，当地已嫁妇女或待字闺中的女性，都精于此道，而且作为“女红能力”的标准。每年春节前，当地把这些春画当作年画的一种进行销售，这就是有名的“女儿红”。^[42]

春画极盛于明代，在《金瓶梅》中颇多反映，许多情节描写类似春画。

第4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那妇人云鬓半，酥胸微露，粉面上露出红白来，一径把壶来斟酒，劝那妇人酒。一回推害热，脱了身上绿纱褶子”。

第13回“迎春女隙底私窥”，讲西门庆与李瓶儿勾搭成奸，两人上床交欢，“原来大人家有两层窗寮，外面为窗，里面为寮。妇人打发丫鬟出去，关上里边两扇窗寮，房中掌着灯烛，外边通看不见。这迎春丫鬟，今年十七岁，颇知事体，见他两个今夜偷期，悄悄向窗下，用头上簪子挺签破窗寮上纸，往里窥觑，听看了个不亦乐乎”。

第29回“潘金莲兰汤邀午战”，“妇人赤露玉体，止着红绡抹胸儿，盖着红纱衾，枕着鸳鸯枕，在凉席上，睡思正浓”。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其描写有着春宫的风格，其区别仅仅是形式的不同，一个是文章，一个是绘画。此外，书中也记录了春画的事例。第13回，李瓶儿送西门庆其老公公花太监从宫中带出的“二十四式春意图”。

内府衢花绫表，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大绿细描金，镶嵌斗方干净。女赛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双双帐内惯交锋。解名二十四，春意动关情。

西门庆得到此物后，即拿来给潘金莲看，与潘金莲按照此图卷效于飞之乐。西门庆死后，潘氏与女婿陈经济通奸，也模仿此春宫图卷行事。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生活在不断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秽书”的时代，^[43]春画盛行也在此时，显然，笑笑生在创作《金瓶梅》时是受到了春画的影响，因此该书每叙床笫之事，或多或少能够看到春画中相应或相近的情节。

说到春画，有必要交代研德谈及的春画的作者仇英。

图1-3-4 仇英《吹箫引凤图》——仇英的绘画内容，已淡化了宣扬伦理道德的观念，而热衷于世情人物、人情世态的内容，具有比较强的娱乐性和观赏性。

仇十洲（1494—1561），名英，是明代著名画家，写春高手。他出身寒微，初为漆工，兼彩绘栋宇，后改为绘画。嘉靖二十六年（1547），仇英在著名鉴赏家项元汴家作画，得以目睹项家藏宋元名家画千余幅，加上他的潜心观摩，勤于练习，画艺大进，遂跻身吴门四家之列。仇英精于仕女画，擅长春宫图，形成了仇派仕女画风。他擅长绘宫廷场面，画中常见占有广阔厅堂和露台，以及精细雕刻的建筑背景所衬托的朝臣和宫女，在一幅明代春宫卷的卷首中指明他画了一套“十荣”，即十种不同的性交姿势，但是这些画并没有流传下来，^[44]其春画代表作有《燕寝怡情》等。

图1-3-5 明代春宫画《兜售角先生》——类似的场景、情节在“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说中常常可以读到。《金瓶梅》也反映了宫中流行春宫画等物品，花太监就曾从宫中带出“二十四式春意图”，交给李瓶儿保管，李瓶儿嫁入西门府之后，就落到了西门庆手中。

对仇英的生卒年有两种说法：一说生于孝宗弘治七年（1494），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或嘉靖三十年（1551）；另一说生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45]可见，其卒于嘉靖年间是肯定的。嘉靖帝在位45年，死于1566年，距仇英去世尚有十多年的光景。

仇英画作成熟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其所作春画流布社会当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前，从《金瓶梅》的描写看，受春画影响是显而容易见的，不仅有春宫情节，更主要体现了当时这一社会风尚，从这个角度讲，仇英春宫在前，《金瓶梅》创作在后，据此推断，《金瓶梅》成书应在嘉靖末年。

图1-3-6 吴晓铃藏洁本崇祯本底26回首页书影——吴晓玲藏有一部大字精抄的《钞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无眉批类注，删去秽语。

佐证嘉靖末年成书的依根据尚有屠本畯的记录，最早记载《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峻，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山林经济籍》中写道：“相传嘉靖间，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寂，托之《金瓶梅》。”^[46]此外，屠文还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中郎兄弟已有了《金瓶梅》全稿。

《金瓶梅》最早的抄本是董其昌万历二十四年（1596）见到的，根据袁中郎写于万历二十四年的《致董思白书》提及的事情可以知道，1596年董其昌从北京某处得到《金瓶梅》开头部分，不足全书的1/3，换言之，万历二十四年即有《金瓶梅》的抄本流行。

有关记录表明，1597年袁中郎与董其昌讨论《金瓶梅》，万历四十五年（1617），《金瓶梅》第一次付印。^[47]

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金瓶梅》的抄本流行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那么，可以推论《金瓶梅》成书的下限在嘉靖末年，最迟不过万历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