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位职业传记家

连士升（1907—1973）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那是一个破落的农村，他家世代务农，从父亲开始，教书为业，他11岁在县立第一小学毕业，15岁母亲去世，因为家贫无法往外地升学，只好回到旧式私塾攻读经史。所幸得到本地亲友名士的指导，打下古典文化的基础。他15岁来到霞浦（福宁府），产生学习洋务的念头，半工半读读完作元汉英学校，1926年到福州英华学校学习，在这些学校里，他熟练地掌握了英语。

1927年连士升来到北京，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就读于燕京大学理科，受到济南惨案的刺激，一年后转入经济系以图“实业救国”，但同时他师从顾颉刚等文史名家，与作家许地山等人也多有交往。他钻研经济史,1931年获燕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写文章维持生计，同时在北京图书馆读书、钻研。北京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连士升先后逃往香港、越南，经河内南下西贡，任安南中央社记者、福建学校校长。抗日战争结束回国，1949年率全家定居新加坡。历任《中兴日报》《南洋商报》编辑和主笔；曾任新加坡中国学会副会长、南洋学会及新加坡燕京同学会主席。

连士升一生著作极多，他写作和翻译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著，作为报纸编辑发表过大量时政评论，不过他写得最多的是传记类作品，在他已经出版的20多种著作里，绝大部分可以归入传记。

我们可以看到，连士升的作品几乎包括了传记所有的主要形式：游记、日记、书信、回忆录、长篇传记、短篇传记。自传作品外，他写过各种人物：中国人、西方人、印度人、新加坡人，其中有古人，也有现代人。可以说，他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第一位职业传记家，正如一位新加坡作家所说：“海外华文文艺界人士提起马华作家，无人不知连士升，传记著作更是首屈一指。”^注75

连士升一生酷爱读书，“我最喜欢阅览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注76，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史记》是他自幼精心研读的作品。他不但喜爱传记，而且对传记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重要学人的传记，尤其自传，对于我们很有益处。在传记里，我们时常发现某某人在年青的时候最爱那几本书，或者最喜欢结交那几个师友，这些书籍和师友对他一生影响极大。假如我们能够虚心研究，善自体会，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他成功的原因”^注77。也就是说连士升最看重的是传记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年“很有益处”，即传记的教诲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写作传记的目的之一。

中国的传记极多，但自《史记》以后，优秀作品凤毛麟角，原因之一是对传记的认识的不足，连士升对传记的看法是：“传记比历史更富有人情味，他的地位是介乎历史和小说之间。历史的事实比较可靠，但有时容易流于枯燥；小说的文字比较活泼，但有时不免陷于虚构。只有传记，它可以兼备二者之长，丢掉二者之短”，“真正好的传记，就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灵魂的上乘作品。”^注78连士升认为传记是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兼备二者之长的一种文体，传记要“富有人情味”，“有生命有灵魂”，这些认识超越了传统的传记观，显然吸收了西方现代传记理论的精华。

连士升还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开设过讲座《论传记文学》，他对中国和西方传记的历史发展相当熟悉，自古及今进行了完整的介绍，他对传记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知人论世，是一宗极痛快的事。不过这种工作十分困难，非具备史才、史学、史识的人不敢担任。它既需要史学家探讨事实真相的热情，又需要文学家描写人物个性的手段，批评而不流于刻薄，颂扬而不至于肉麻。”^注79这里他在传统的“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对传记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类似于西方现代传记理论家莫洛亚等人的说法，具备了现代传记理念。他的作品里多次提到丘吉尔、莫洛亚、茨威格等西方现代著名传记家，对他们很熟悉。我们可以说，连士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传记意识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