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咸阳文化的形成

一、天地造化

咸阳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泾、渭二河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土地平坦肥沃，水资源丰富。这里南有秦岭屏障挡住了北上的热风，北有九嵕、仲山、嵯峨等构成的山系抵御南下的寒流，气候适宜，四季分明，春华秋实，景色秀美。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六千年前，这里就闪耀着农耕文明的光辉，四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了专门传授农耕技术的官吏。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为天下闻名的大粮仓。

土壤、气候、水利俱佳的自然条件使这里草劲花艳，薯甘黍美，瓜甜果香。从古至今，这里不仅是优质的粮棉产地，而且是桃、杏、李、苹果、西瓜等各种瓜果的最佳生长地（图1-4-1～图1-4-4）。

正是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物产使善于稼穑的周人将这里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地之一，在这里创造了底蕴深厚、内涵博大的周文化，奠定了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里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物产，使具有远见卓识的秦人在九迁其都之后，最终选择在这里落脚，而后在这里创造了诸多的文化奇迹。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道生于仙，仙成于山。位于咸阳西南的终南山楼观台号称“天下第一福地”。这里青峰碧水，深藏灵秀。春天，嫩柳含烟，百花争艳；炎夏，苍山秀水，清爽宜人；金秋，层林尽染，漫山红遍；隆冬，“三友”斗雪，妖娆迷人。正是这犹如仙境之美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了具有仙风的老子，使其在这里推出了道家学说，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

咸阳境内颇多修身养性之处。除南部的终南山外，北部的仲山、石门山都是人间仙境。

旬邑被誉为渭北高原的后花园。位于旬邑境内的石门山被誉为渭北高原上的“西双版纳”。石门山层峦叠嶂，林海茫茫，悬泉清幽，飞瀑溅雪，以其独具魅力的地貌、气候、植被和水文特点，构成了黄土高原极为罕见的自然景观。春天，这里万木吐翠，百花争艳；夏天，这里绿阴匝地，曲径通幽；秋天，这里层林尽染，黍果飘香；冬天，这里玉树琼花，银装素裹。

酷暑夏日，徜徉在静谧的林阴小径，置身于石门山大自然的天然氧吧，会令人心境澄澈，清爽无比（图1-4-5）；金秋时节，看这里层林尽染、硕果枝头，让人有一种欲醉欲仙之感（图1-4-6）。

北仲山，也叫仲山，位于泾阳、淳化境内。仲山四季苍翠，三季有花，两季果香，一季玲珑，充满迷人的自然神韵。仲山的春天，山花烂漫，观之使人心境灿烂，精神振奋。仲山的夏天，林阴驱暑，山风送爽，置身其中，神清气爽。仲山的秋天，层林尽染，满山红透，硕果飘香，如诗如画，游在其中，使人流连忘返。仲山的冬天，松柏集洁，雾凇剔透，静谧清幽，高雅圣洁，观之令人忘忧无虑，身心超然。

从战略意义上讲，咸阳处于关中腹地，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纵贯南北，连通东西，进退方便，攻守自如。特别是秦咸阳城所在地，既是泾渭交汇的三角地带，又是南北东三面皆为断崖的独立原区，三面都具有河流与断崖两道天然防线，易守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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嵯峨山

嵯峨山，又名乔茂山，古名荆山，位于咸阳市泾阳、三原、淳化三县交界，主峰高1405米，关中之名山。诗曰：“终南之北太华东，千仞嵯峨峙其中。峦突峰兀丘壑壮，山明水秀民物雄。”嵯峨山山高险峻，但易攀登。从二台山峰起，以五条主要山梁向东北方向延伸，形成以东北坡为主的扇形地貌；五峰为五条山梁的最高点，峰的南坡陡峭，势如刀劈斧砍。登顶嵯峨山南眺，泾渭分明，关中平原尽收眼底。

嵯峨山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仅在于险峻秀丽，更在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据《史记》记载：黄帝铸鼎荆山之阳，鼎成驭龙升天。唐朝时这里曾设立鼎州，立有“黄帝铸鼎处”石碑，几千年来这里的人都以此为荣耀。可惜的是，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把石碑当“四旧”砸了。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记载：鬼谷子隐于此传授兵法。相传老子有两个讲经处，一个是周至县的楼观台，另一个就是嵯峨山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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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渭分明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泾河又是渭河的最大支流，泾河和渭河在咸阳东北约20公里的地方交汇时，由于含沙量不同，呈现出一清一浊，清水浊水同流一河而互不相融的奇特景观，形成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线，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泾渭分明”自然景观。“泾渭分明”作为成语后，意为界线清楚。

二、历史着墨

历史上，咸阳是周人活动时间最长的地方，从周人的始祖后稷在今咸阳武功教民稼穑，到公刘迁豳垦荒种地，再到文王建都丰京，武王建都镐京，直至西周灭亡，周人前后在咸阳这个地方生存和奋斗达一千二百多年之久。在这一千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周人不仅在这里写下了光耀千秋的道德篇章，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基础，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奠定了华夏民族的血脉基础。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文王时代，周人就以“华夏”族自称。“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 “华夏蛮貊（mò，古代对东北少数民族的称呼），罔不率俾（bǐ）”。其意思是，无论中原的华夏族，还是偏远的少数民族，没有不服从（周武王）调遣的。

周人之所以自称“华夏”族，是因为周人本是帝喾的后裔，而帝喾又是黄帝的曾孙，黄帝是华胥氏的后代。这也就是说，周人自称“华夏”是一种认祖归宗行为，这也正符合周人一向敬祖的传统。

今天，“华夏”一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56个民族，统称为“华夏民族”。中国人都以“华夏民族”、“华夏子孙”为荣。这说明周人奠定的华夏文化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达三千多年，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量，使中华民族在三千多年风雨历程中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格局，文化从没有被割断，精神从来没有被打散。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以“华夏”族自称，创造了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华夏文化”。历史上的殷商也曾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较强大的朝代，但是其文化颇多神学色彩，因而缺少一种凝聚力量，所以对后世的影响甚微。周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和延续下来，而且被发扬光大，不仅在于其人性化和道德力量，而且在于其巨大的包容性和延续力。先周时代，周文化的形成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一开始就打上了仁德的印记。其后，随着对各种文化元素的不断吸收与兼容，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包容性强、延续力巨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文化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与核心。

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始终以“华夏文化”为主流，对四夷的文化进行吸收，同时又对其进行影响和同化。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大秦帝国建立后，“华夏文化”对百越文化的吸纳又增强了自身的活力。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以西周文化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中国文化终于成为一个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任何其他文化所能比拟。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中，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盛世”，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孔子对周文化的认同和赞美，足以说明周文化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巨大意义。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上古和夏商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萌芽期，西周为中国文化的生根期，秦汉为中国文化的成长期，唐为中国文化的成熟与强盛期。这也就是说，周人奠定了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咸阳是中国文化根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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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在咸阳的生存和发展概况

周原是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裔，属于姬姓之族。在虞夏之际，也就是约四千多年前，其祖先弃定居在邰（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周弃在这里研究和推广了种植“百谷百蔬”的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后稷”。

《史记·周本纪》载：“后稷卒，子不窋（zhú）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根据这段记载可知，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周人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于是不得不北迁到泾水中游一带（今咸阳市的旬邑、彬县一带）。

从后稷到不窋，由不窋到子鞠，由子鞠到公刘，周人在邰生活了四代。大约在商初，公刘迁豳（今陕西彬县东北），在这里又发展起来。公刘在豳，扩大耕地，整治农田，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繁庶兴旺之邦。接着，就扩充武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他们涉过渭水采掘矿石，改进生产工具和武器。公刘时期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公刘再经六七代，到高圉（yǔ）、亚圉时代，大约正当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成为殷西的大邦。由亚圉再传两传，就是古公亶父。《史记·周本纪》记载：“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从这段记载可知，周人在豳生活、奋斗和发展历九代人，到古公亶父时由豳南迁到岐山之阳，即所谓“周原”。这时大约是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这也就是说，从后稷在邰教民稼穑始，到古公亶父由豳迁往周原止，周人前期在咸阳境内生活的时间长达九百多年。

古公率族人迁至周原后，在这里兴建城邑，整理田地，很快就使岐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相对来讲，周原地区的自然条件比咸阳要差一些，因此，到古公亶父之孙周文王时，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后半叶，周文王先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今陕西咸阳北阪），接着就渡过渭水，灭掉亲商的崇国（今陕西户县东）。不久，就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由岐周迁都于此。随后，武王建都于镐京。丰镐二京均在咸阳渭河以南的地方。这是周人在咸阳生活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共275年。

继周人之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这里辽阔的土地和高远的天空开阔了秦人的视野，拓展了秦人的胸怀，启迪了秦人的思想，增强了秦人开拓进取的意识。从此，秦人以前所未有的气概开始了中国精神的塑造和人类文化的创造。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令其治理岷江水患，经过八年的努力，建成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公元前246年，秦又在关中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历时十年完工。整个工程长达三百余里，引泾水东注洛水，灌溉面积4万顷，使渭北平原成为沃土良田。至此，秦人拥有了南北两大粮仓，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

公元前221年，大秦帝国建立，秦人文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秦人做出了让全人类惊叹的文化建树：一是成功地进行了历史上空前的文化革命，实现了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的目标；二是实行土地私有制，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三是留下了万里长城、灵渠、秦直道、秦兵马俑等人类文化奇迹；四是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多年。

总之，从公元前350年秦迁都咸阳，至大秦帝国206年灭亡，在144年的时间里，秦人在咸阳这块地方制造了许多中国文化亮点，把中国文化引入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秦文化与周文化共同构成咸阳文化的核心。可以说咸阳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起跑点。

历史上的汉长安城与秦咸阳城仅一水之隔，唐长安城距秦咸阳城也就十公里左右。这就是说，咸阳在历史上是汉唐的京畿之地，处于汉唐文化的核心区，因此，汉唐文化也是构成咸阳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文物诠释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录、思想媒介和精神见证。它能触发人的联想，引起人的思考，使人透过其形态，看到它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思想精神。咸阳境内的汉唐陵墓下文物数以百万。这也就是说，汉唐文化是构成咸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已经挖掘的汉阳陵陪葬坑来看，坑中的文物各有侧重，分别代表墓主人生前的各类官署。如出土织女俑的坑代表纺织部，有大量炭化粮食出土的坑代表饮食部，而有一排排整齐的宦官俑的地方，代表侍候皇帝的太监部。这也就是说，从汉阳陵陪葬坑及其出土文物来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西汉景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格局与官吏制度等。

从唐墓中出土的大量三彩骆驼以及胡人俑，我们基本可以了解唐朝和西域各国的经济交流和政治往来情况，从唐墓壁画中的马球图等可以看到大唐文化对其他各国文化的吸收与包容等。

四、道德浇铸

这是一片仁慈的土地，她养育了周人的仁德；这是一片质朴的土地，她养育了周汉隋唐几代明君的勤俭美德；这也是一片宽厚的土地，她养成了秦人宽广的胸怀，造就了唐王博大的胸襟；这更是一片生道养德的风水宝地，她塑造了无数个中华道德楷模——从西周到唐代，历代明君圣主都在这里留下了感人肺腑的美德故事。

1．勤劳节俭的美德

咸阳是一片富于感召力的土地，她以自己的质朴化育了人们勤劳节俭的美德。从西周到隋唐，历代君王在这里留下了勤劳节俭的美德故事。

周文王生活勤俭，他不仅平时穿着普通人的衣服，还经常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

汉文帝生活也十分节俭，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还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汉文帝曾经想修一个露台，召来工匠算了一下，大概需要一百金。汉文帝一想，这一百金足够十户人家一年的花销，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住在先帝建筑的皇宫，总担心不能将国家治理好，愧对这巍峨的宫阙，又何必再造此露台呢？”于是建造露台之事作罢。一个帝王，节俭至此，不能不让人敬佩。

历史文献中有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的记载。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屦（jù），汉代称之为不藉（图1-4-7）。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上朝，做了节俭的表率。不仅是穿草鞋，就连他的龙袍破了，也让皇后给他补一补再穿。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不说，后宫嫔妃也都衣着素朴。

汉文帝临死前留下遗诏。他在遗诏中痛斥了厚葬的陋俗，嘱咐自己的丧事从简。对于自己的归宿霸陵，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隋文帝杨坚躬行节俭，提倡节俭，常身穿布袍、寝布被，很少使用金银等装饰品，在修建新都时也极力避免奢华。594年，关中发生饥荒，他命人撤销常膳，不吃酒肉，与民共渡难关。经过精心的治理，隋朝的仓库是最富裕的，但是身为皇帝的隋文帝还是非常节俭。在隋文帝的带领下，隋初社会节俭成风。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危，临终之时，对唐太宗叮嘱后事说：“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ɡuǒ），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的遗言，在其死后，把她葬在九嵕山新凿的石窟之中。

2．行仁重义的美德

仁与义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两大主题。周人行仁、秦人重义，为后世树立了楷模。

《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周太王古公亶父仁义之至。他不但“积德行义”，而且在戎狄攻占之时，为了不使百姓因战争而死伤，毅然将九代人艰苦奋斗创下的基业拱手给了戎狄，自己率族人迁于周原。

周文王积善行仁，树立了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良好社会风气，使其领地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诸侯纷纷归顺。在治岐期间，他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九一而助”的政策，即划分田地，让农民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税。商人往来不收关税，有人犯罪，妻子儿女不受株连等，实行着封建制度初期的裕民政治，让农民有所积蓄，衣食富足。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武王灭商后，与周公旦共行仁义，不仅没有杀殷之遗民，而且对其进行妥善安置，将仁义的美德发扬光大。

秦人从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行义开始，扶危济弱，义举不断。如帮晋惠公即位平定晋国内乱、借粮给晋国使其渡过难关等。

3．知礼感恩的美德

自周公旦在咸阳制作礼乐之后，知礼就成为中华民族美德的一大主题。从已经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来看，周人将“礼”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借此维系了一个礼仪之邦强盛八百多年。

唐太宗李世民待少数民族与异域各国以“礼”，不仅使各少数民族纷纷归附，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国家前来朝拜、结交，成就了大唐的经济富庶与文化繁荣。

在知恩这一主题之下，汉唐两代在咸阳都留下了美德故事。汉文帝刘恒，为感念母亲而修望母塔，唐太宗因感念母恩而建报本寺。

知恩、感恩的美德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大唐帝国建立后，李世民先后在全国建立了多处寺庙专门用于纪念阵亡的将士，今咸阳境内的大唐昭仁寺、彬县大佛寺都是唐太宗为纪念在浅水塬大战中阵亡的将士而建。不仅如此，唐太宗对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六匹战马也不忘感恩，令人将其刻成浮雕作品，立于昭陵祭坛两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