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马克思主义空间

马克思（1818—1883）与恩格斯（1820—1895）并没有专门论述空间，而只谈到了与空间有关的诸如城市以及住房这类问题。他们的伟大贡献并不在于这些具体的论述，而在于这些论述的背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深刻阐述，这为今后所有这一路的空间研究提供了至今仍有巨大生命力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柏林、巴黎等大城市长期居住，目睹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工业城镇迅速发展的历程。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城市关系有着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包含了许多对城市的看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系统地研究城市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充分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城市思想的丰富性。现代意义上的空间理论，必须将城市研究作为自身经验性探索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讲，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城市的观点实际上包含了某种空间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日益扩大，吸引广大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金融、商业、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市政管理等由此得到很大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地位迅速提高，成为支配乡村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全面发展，而城市的特定空间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建立和扩张起到了巨大推动的作用。城市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的基本成果和独特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优势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瓦解了原有社会的封建纽带，改变了旧有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资产阶级本着开拓全球市场的需要，使得整个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市场原有的地方性和区域性被打破。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与空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后来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布罗代尔说：“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资本主义其实就靠这种阶梯为生：外层地区供养内层地区。特别是腹心地区。……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外围的供应，但外围又屈从中心的需求。正是欧洲在新大陆复活并推行古代的奴隶制，并根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诱使’东欧推行二期农奴制。由此可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论断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是世界不平衡发展的产物，它必须在国际经济配合下才能发展。地域的广阔无垠，条件的优劣不一，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前提。”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空间上的不平衡。这一解释，正如布罗代尔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虽然不能说明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但丰富了我们对资本主义与空间关系的理解。

在肯定资本主义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所造成的巨大痛苦。恩格斯的父亲在德国的不来梅和英国的曼彻斯特都有工厂。恩格斯将他在曼彻斯特的见闻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不公正和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这本书堪称早期城市研究的优秀著作。

城乡对立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城市论述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社会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时候开始的，而这种分工使城市和乡村形成两种不同的空间，相互分离，相互对立。他们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

显然，城乡的分离与对立是贯穿社会经济史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持续过程，其中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论，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工是促使城乡分离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说：“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大工业的发展使城市完全处于对乡村的支配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说：

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失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一个民族的生产体系内部的工商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分工，主要发生在古代，恩格斯称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随后，工商业内部进一步分化。马克思、恩格斯说：“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显然，各个城市因商业与工业之间的分工而形成的新的发展排除了乡村参与的任何可能性，城乡分离与对立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两者处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中。大工业所促成的大城市替代了原先自然形成发展的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状况则主要发生在产业革命以后。

对城市特性的分析与概括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的敏锐洞察。在他们看来，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单纯的组合，城市并不是众多的独立家庭的总和，而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呈现出有机的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因手稿破损而残缺的句子：“它的[……]是自动化体系。”这里的“它”指上文提到的大工业。大工业创造了现代城市，城市的有机特性与工业运作的自动化体系密切相关。

城市作为大的聚落，体现出聚集性，而农村则相对封闭、分散。马克思、恩格斯说：“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关的情况：隔绝和分散。”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住宅问题。这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难题。就1848年法国大革命前后，德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逐步变为一个工业国。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获得法国的50亿法郎的赔款。这“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且还作为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大大推动了德国年轻的大工业。但这种快速大工业化的过程中，住房紧张，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住房缺乏日益严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当时的蒲鲁东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慈善主义观点”代言人对这一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恩格斯立刻在1872年5月、10月及次年1月撰写了《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以及《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等三篇文章予以反驳。

蒲鲁东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都主张通过某些措施使工人有自己的住房，主要的方案就是废除住宅的租赁制度，使承租人交付的房租成为抵销住宅本身房价的一种分期付款。恩格斯除了从经济学上反驳这些主张的不可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所有住宅改良措施的不可能。让工人有自己的住房并没有真正改善他们遭受剥削的生存状况，相反，而使得工人阶级陷入更深的束缚之中，遭受更深的剥削。列斐伏尔指出，这里的“住宅问题只是某个中心问题的一方面。这个中心问题就是城市与乡村的有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超越它们的对立的问题”。

蒲鲁东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都试图通过使住宅所有权转归工人所有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在恩格斯看来，这一“缺乏革命性”的途径只不过以另一种更隐蔽、狡诈的方式更深地奴役工人阶级而已。“对于我们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土地所有权对于他们只能成为一条锁链。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

他说：“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外的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正因此，住宅缺乏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改善的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

恩格斯看到，事实上，住房缺乏并不是城市从纯粹的空间意义上来说没有住房，而是在一定的社会体制之下造成的分配的不均衡。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宅缺乏现象就不可能存在”。恩格斯说：“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有关社会福利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或者说，“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有助于消除住宅缺乏现象”。总之，城市工人阶级缺少住房的现象，“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住宅问题，只在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用列斐伏尔的话说，恩格斯诉诸的是革命性空想，与改良主义的反动相对立的空想，一种“更为‘空想’的空想”。然而“革命的定义，并不是通过把资产阶级当成一个政治性的阶级来消灭，而是通过超越那些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结构的社会经济关系来实现。[一旦实现了这种超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就真正消失了。革命的工程，即把这种局部的超越放到了其首要的计划中；因而，它从此不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本身被超越了”。

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决定了它不论多么发达，也不论它为了维持其统治秩序想出多少周到的解决民众住房问题的办法，它仍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同样是相当数量的低收入家庭无房可住或住得很差的局面，甚至，在它利用自己经济体制上的灵活性，让大量的民众已经住上“自己的”住房时，仍不可预料地使他们遭遇失去住房、无房可住的局面。美国最新出现的例证已经在根本的层面上证明了恩格斯观点的前瞻性：所有解决问题的现实可行的办法，只要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最终彻底的解决，那么它就只能是虚幻的解决。就像解决城市污染时，好心的专家告诉我们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即使外出，也不要深呼吸的所谓可行办法一样，它只是给人“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有行动，所以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的心理上的幻象。

恩格斯的观点有两点值得深思。一、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工人、低收入者的住房缺乏或者居住条件相当恶化等一系列住宅问题，但我们不能把这个住房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具体的工人住房问题，也不能将它仅仅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当住房问题不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取代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时，住宅短缺（也就是居住问题，也就是工人阶级就业状况、工作条件问题，也就是工人生存的重大问题）必将成为这种体制无法绕过的症结，它不过是这种体制之下更为严峻的工人生存问题的一个表征。

二、住宅问题即住宅空间问题，也就是空间问题。当一种剥削的体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无法依靠自身来解决其住宅问题时，这意味着社会体制是空间性的，社会体制是空间化地存在并运行着的；没有这种空间化的过程，那么社会体制也就不可能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工人住宅的缺乏，也就没有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存在。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讨论空间问题，但他们在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却将这种体制运行的空间化过程揭示无遗。他们在空间思想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空间与经济基础、社会体制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了。事实上，从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等人的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空间理论上的启发意义是无比巨大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性至少有两个学科方向，一是哲学路径，一是地理学的路径。前者可以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5—1991）为代表，后者可以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为代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列斐伏尔的空间及城市研究影响很大。空间是一种特殊要素，它既是人类社会运作的先决条件，又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对人们来说，前者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后者却并不明朗。列斐伏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挑出“空间”这个概念，集中精力探讨社会是以怎样的形式造就不同的空间结构，空间是如何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的。他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是沿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轨迹被创造的。他的这一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观点正相吻合：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空间的构造途径是由进一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重视重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遗产之一，而列斐伏尔将空间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联系起来加以探究，确实有开拓之处。

列斐伏尔出生于法国加斯科尼，早年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30年代首次在法国翻译出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40年法国科研中心成立，他获得研究职位，从事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的研究，重点研究农民、农业生产和工业化等问题。在以后的十年里，四处旅行，考察世界各地的农业改革，对法国西南部的农业社区作过一系列研究。1954年他以法国社会问题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50年代，他致力于反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加入法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与法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左，1958年因对斯大林及其法国追随者的批判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后在巴黎街头开出租车，这一职业促使他对城市及日常生活形成一般学者少有的细致深刻的观察。他并不是西方正统、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代表，而是一个具有叛逆、异端、边缘化特征的思想家。

1966年至1973年，他在巴黎第十大学主持一个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城市的权利》（1968年）、《城市革命》（1970年）、《马克思主义与城市》（1972年）以及他在这方面最后的总结性著作《空间的生产》（1974年），其中涉及城市的权利、意识的都市化、城市革命、空间生产等许多概念。

在空间理论方面，《空间的生产》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但出版之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还受到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语学界对其空间理论及城市研究作出恰当的评价。直到1991年英文版《空间的生产》出版，才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尽管此后仍然存在质疑，但人们对它的评价却越来越高。

在《空间的生产》的1986年新版序言中，列斐伏尔谈到这部著作的宗旨在于“试图描述我们居住于其中的空间及其起源，而且通过今天社会所生产的空间来追根溯源”。这种溯源的路径是：从当今社会生产的空间追寻到最初的起源，再从根源梳理到现代。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能够对社会发展的“未来与可能”有所预见。这种理论取向决定了列斐伏尔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他试图将自身的探索引向一种区域研究/空间研究，使得各个不同领域的空间探讨，都能够置入到一般的空间分析框架之中、一种全方位理论之中。

这种溯源式的探究路径使他对以往的空间本体论深感不满。他批评过去的本体论完全从几何学角度把空间看成是“空洞的空间”。他认为这种做法必将导致现代认识论者把空间视为精神性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奇思怪想去附会各种不同的意义。这种“空间学”的论述既谈不上分析性，也谈不上理论性，“其描述的只是空间的片断或截面”。它们尽管可以给出存在于空间中的诸种事物的清单，甚至提出有关空间的话语，但是它们“绝不可能提供关于空间的知识”。

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研究必须横跨三个领域，即物质领域（自然界）、精神领域（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以及社会领域。这三个领域的现代研究往往相互割裂，互不关联，缺乏理论统一性，而列斐伏尔追求是实现这三个领域的理论统一。这一融会贯通的理论并不试图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也就是说，这一理论并不蕴涵某种特许语言，也不是一种元语言，他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

列斐伏尔空间研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空间”这一概念推到了思想领域、知识领域的前沿，并使它成为富有理论构建性以及思想活力的术语，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空间”一词的内涵及其后来的使用状况。奥罗姆评价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关于城市的分析和讨论，从地点的概念引向空间的概念。列斐伏尔利用空间和时间的思想，将动态的城市生活同哲学家更普遍的关注联系起来。”“空间”一词比起“地方”、“地点”、“场所”等词更具有普遍、抽象的特征，更容易与其他方面的内容，诸如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相衔接、融合。所以，就术语内涵而言，空间的概念在列斐伏尔的手中无疑大大扩展、丰富了。当然，空间概念的扩展一直存在着，海德格尔的空间（大地）就是人与周围世界相互关系形成的结果，福柯的空间则侧重与权力、知识结合的特点，而在列斐伏尔那里，则强调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过程的产物。列斐伏尔不无自信地说：“把空间概括成为某种社会产物，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种具有新意的与意想不到的提问方式，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意这一说法。在《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之前，地理学中的区域研究、空间科学以及空间的系统研究都有相当的成果，围绕着空间已经形成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模型和分析手段。在其他研究领域中，“空间”一词也并不陌生。但确实是在列斐伏尔这里，他熟练地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观察方式，把空间从一个相对封闭狭小的空间中解放出来，从而使空间自身所在的地方、自身所是的内容真正显露出来。

一旦把空间视为社会产物，那么，空间的内涵也就得到根本性的扩展，从而将真正属于自身的东西包容进来。空间不再是纯粹静止、客观、被动的，而是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属性，空间与社会之间充满了互动关系。在《空间的生产》中，他认为，不能再将空间仅仅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稳定的容器或者平台，即在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中，空间绝非始终如一。“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确实是，一组无限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空间’的社会空间。”各种社会空间往往矛盾地重叠在一起，彼此渗透。知识界那种分离的观念显然不恰当，他们把空间视为一种“精神的事物”，与物质或社会现实相分离，数学、语言学（如罗兰·巴特）和知识界兴盛的写作学（如德里达）就是如此。列斐伏尔认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空间论述只是表达了主流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假装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种论述和看似客观的碎片化的描述实际上分裂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应该统一各种空间领域，即物质的（自然，宇宙）、思想的（逻辑和正式的抽象）和社会的（日常生活的空间）空间。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而是蕴含着某种政治、社会意义的空间。他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像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

“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这一点上，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马克思创立的“生产方式”这一中心概念，具有与整个历史哲学传统相决裂的认识论作用，而“社会的历史可以归结为生产方式的非连续性的更替”。列斐伏尔认为，每一种社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着自己的空间。但是，社会空间的生产不同于商品的生产，因为空间本身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事物，它既是产出结果，又是行为的方式；既是产品（由重复劳动创造），又是劳动（即一些独特和原始的事物）。空间既包含事物，又包含着事物间的一系列关系。空间生产不仅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上，也体现在空间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他说：“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实体的吗？是自然的？还是形式上的抽象？生产的社会关系在它们作为一种空间存在的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存在，空间研究依据这一点作出回答；它们将自身投射（project）到空间中，打上烙印，并在此过程中生产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的生产始于对自然节奏的研究，即对自然节奏及其在空间中固化的研究。这种固化是通过人类行为，尤其是与劳动相关的行为才得以实现的。因此，也就是始于社会实践所塑造的时空节奏。换言之，社会空间是被使用或消费的产品，它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他说：

社会空间不是诸多事物中的一件事物，也不是诸多产品中的一件产品，毋宁说，在这些产品的共时与并存之中——它们的（相互的）有序和/或（相互的）无序之中，社会空间对它们加以归类，并蕴含着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一种连续和整套活动的结果，因此不能化约为简单事物的序列。与此同时，例如，比起科学、表象、观念或梦幻，它并没有想象的、不真实或理想化的东西。作为过去行动的结果，社会空间在促进某些行动并禁止另一些行动时，允许新的行动产生。

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现实地存在。这些关系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这一空间因此而形成特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往往是多重的，即多重符码化的，因此空间也是多面的。具有特定社会关系、多重符码化的空间由此生产出来。

这一认识，使列斐伏尔不再把社会的空间与社会的时间当做“自然的”事实，而是视为按照某些层次等级加以规范化的东西；也不再把它们视为文化的事实，而是视为产物（produits/products）。作为一种社会生产产物的空间，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它原有的含义。列斐伏尔解释说：“我们不能把空间（以及时间）的生产看做是类似于用手工与机器而进行的某些‘物体’或‘事物’的生产，而是作为第二自然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多种活动作用于第一自然如感性的资料、物质和能量之上的结果。新产物？是的，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产物，特别是具有一定的全方位性的（而非总体性的）特征意义上的产物，而那些普通的日常意义上的‘产品’（物体、事物与商品）则不然。（即使真的有空间与时间被生产，被切割打包，被交换出售与购买，就像事物与物体那样！）”列斐伏尔要求人们不要像理解一个具体商品的生产那样去理解空间的生产。具体的商品往往是某种明确的实体或者明确的服务，但空间不是：

空间作为一种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某事物与或某物体——而是一束关系，这个概念要求我们必须对生产与产品概念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作拓展性的理解。……我们再也不能把空间构想成为某种消极被动的东西或空洞无物了，也不能把它构想成类似“产品”那样的现有之物，再也没有别的意义比这个更恰当的，即它是一种被用来交换的与消费的和处于转瞬即逝中的存在。空间作为一种互动性的或者追溯性质的产物，它介入自我生产之中：对生产工作、运输、原料与能源流的组织，产品的分配网络。就其生产性地位作用而言，并作为一个生产者，空间（或好或坏地被组织起来的）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织部分。因此，空间这个概念不能被孤立起来或处于静止状态。它变成辩证的东西：产物-生产者，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支撑物。难道说它不是在发挥着再生产的作用，即在生产设施的再生产、扩大的再生产中发挥作用？难道说它不是那些“在大地上”的实践中能实现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吗？

列斐伏尔进一步解释道，“（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Social] 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这一假说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物理的）自然空间正在消失。列斐伏尔强调，自然空间是通常的起点，是社会进程的起源及其模式，甚至是起源性的基础。当然，自然空间并没有简单地从场景中消失。就像舞台背景一样，自然空间成为所有事物的一种更加广泛的背景，延展到自然的每一个角落，但人们对它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这导致了空间思考的缺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空间的重要性在减弱。他说：“自然为了什么？我们怎样能够在人类用其毁灭性的工具干涉自然之前形成一幅自然的图景？即使自然的神秘力量正在变换到一个虚构的、否定的乌托邦：自然现在仅仅被视为超越不同的社会系统中铸造其特殊空间的生产力的粗糙物质。确实，自然在它的深层次上具有无限性和抵抗力，虽然曾被打败，但它现在等待着它最终的喷发与毁灭。”

第二，任何一个社会即它的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一个古代的城市不能把它理解为仅仅是人与物在空间上的聚集，它也不是仅仅在大量的对空间主体研究的文本和论文的基础上加以形象化的结果，尽管有些文本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知识来源。不论怎样，古代城市有它自己的空间实践：它塑造了自己的合适的空间。

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包括生物的繁殖以及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创造过程所需要的具体场所与生产、禁止和压制相关。由此产生这样一种结果，主导性空间有可能支配其周边的附属空间。举例说来，我们怎么能在西方理论工具的限定下，来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它的空间，它的城市，或者它在城乡之间所体现的关系——一种中国性格所代表的关系呢？

第三，理论复制了生产过程。如果说空间是一种产物，那么，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就是生产过程的复制和展示。要从关注存在于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生产，还需要更多的说明。列斐伏尔强调了这一认识的辩证特性。他区分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我们的知觉）、空间的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space，我们的概念）以及表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生活空间）三个概念。三者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空间的生产。

第四是关于空间的历史。他认为，空间的历史，作为它的生产、它的形式与再现的现实历史，不能与历史事件的因果链相混淆，也不能与习俗、法律、理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或制度（超结构）的结果相混淆，不论这种结果是否是目的论的。可以确定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

法国思想界对空间保持着较大的兴趣。自从17世纪末开始，空间因素在法国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从未中断过的研究主题，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但到了19世纪初，空间理论开始停滞，没有重大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李嘉图派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以及后来孔德实证主义的流行，吸引了人们的学术兴趣。到了20世纪，有着自身学术传统的法国空间化政治经济学最终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相比，法国的空间论传统具有异乎寻常的深度和连续性。苏贾认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化的形成主要在法语国家，并体现出空间在20世纪法国知识传统中所重新占据的异乎寻常的中心地位。”列斐伏尔的理论成就与法国长期以来知识传统的连续积累有着重要的联系。

列斐伏尔试图想证明有一种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马克思的整体性）能够重新把哲学、历史、结构主义和心理学熔铸于这个新的模式当中，同时还可以使每一种关于知识和文学的理论适应这个模式。但这种总体性存在着某种弱点，“由于经常要使现实与哲学总体化，列斐伏尔把他的某些正确的想法引申到荒谬的地步”，另外，他从没能说明如何“发现城市规划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在“这种规划得到大家支持，城市的更新和城市的分散都讲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实际上，城市规划的清晰只依赖于技术上的某种承诺，当它如列斐伏尔所理解的那样，放到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就是社会空间中时，而事实上城市规划本身又不得不处于这种关系之中时，我们不知道那些城市设计者的规划是如何保证自身在现实关系中的清晰性。有论者以为，“列斐伏尔的力量出自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一切事物都纳入他的辩证法中，他的理论本身就将产生革命”，“但是，他的辩证法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社会现实和空间”。实际上，当列斐伏尔把空间与社会联系起来时，某种变革性的因素就已经产生了。在经历理论界对其多年的失望与否定之后，列斐伏尔把空间作为辩证法以及政治学的基本范畴的“先见性的思想无疑是伟大的”。

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影响了很多人，这自然包括他的学生爱德华·苏贾。苏贾声称他所提出的“第三空间”就是直接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中引申出来的，这部著作包括了“第三空间”的理论基础。他称列斐伏尔也许是“发现、描述和洞察第三空间的第一人”。苏贾提出的第三空间具有列斐伏尔所谓社会空间的多重含义，它既不同于物理空间，苏贾又称之为第一空间，又不同于精神空间，苏贾称之为第二空间，是超越所有空间的混合物。

苏贾是美国当代地理学家，都市研究中洛杉矶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体现出三元的辩证法，而且只有在这种三元辩证法中才能理解他的空间思想。

三元辩证法不同于传统的辩证法。在中心-边缘、想象-现实、情感-理智、具体-抽象等等二元对立中，辩证运动已经显得有些僵化。苏贾认为，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做法使辩证推理变得非常陈腐。在概念二元论中，在建立不容置疑的二元对立的做法中，他嗅到了这种陈腐气，它们完全无视新的、出人意料的可能性因”。正因此，列斐伏尔总是努力打破这种二元格局，使其呈现开放的姿态。他认为，仅仅两个概念对举永远是不够的。始终存在着他者，这是第三个项。它打破、瓦解传统的二元对立，并开始将它重构为另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包含了原来的两个部分，但又大于二者简单之和。这一策略，苏贾称之为“他者化的第三化”，他认为这是理解列斐伏尔空间哲学以及从中演化出来第三空间理论的基石。引入的另一个他者、第三种可能或环节参加原先二元的配对，这就将刻板的非此即彼的逻辑转变成辩证的亦此亦彼且包含更丰富内容的开放逻辑。在这种逻辑转化过程中，苏贾承认，“他者化-第三化”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黑格尔、马克思那里，二元的矛盾对立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式的对立。事实上，我们在现实中从来也不曾遭遇到纯粹对立着的二元。除非在数学抽象的世界中，尚可定义完全对称对立的二元之外，对应着现实活动的理论概括的有与无、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等诸多二元的对立，实际包含着远比其自身格局所显现的要丰富得多的内容。这是从二元的矛盾中形成辩证运动的重要动力。正因此，苏贾需要解释三元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他说：

他者化-第三化远不止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那种辩证综合，前者也是以完整的正题、反题、合题及时间序列为基础的。第三化引入关键的“不同”选择项，它通过他性来言说与批评。也就是说，它不是源于先前二元项的简单叠加，而是源于对它们所假定的完整性的拆解和临时重构，从而产生一种开放的选择项，它既相似又迥然有别。第三化通过侵入性的破坏对辩证法进行重组，它……对辩证推理进行明确的空间化。空间化了的辩证法“不再固守于历史性及历史时间，不再固守于时间性结构，如正题—反题—合题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三化所生成的那种东西最好叫做累积的“三元辩证法”。它对另外的他性彻底开放，对空间知识的持续扩展彻底开放。换句话说，坚持他者化-第三化的做法，就开始了不断扩展的破坏链。这种破坏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它强化了对完整封闭和一切“一成不变的结构”的反抗。因此每一次第三化，每一个三元辩证都是一次“趋近”。

列斐伏尔将空间分为三类，第一是物理的空间，即自然、宇宙，这是我们的感觉所占据的空间；第二是精神空间，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这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第三是社会空间，即我们社会实践的空间。苏贾将社会空间引申为第三空间，试图更加明确三者之间三元辩证法的关系。

如果“（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是事实，那么，为什么这一事实会被遮掩起来呢？列斐伏尔认为，这是因为存在两种幻象的缘故。

一种是真实幻象（the realistic illusion），即认为世界完全是客观外在于我们的。其极端的形式就是客观主义的唯物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唯物机械论或经验主义常常所持有的论点。它们过分强调世界的具体性，认为客观事物比思维更真实。因为这种幻象，社会空间往往被看做是自然、朴素地给予的，或者被看做是（同样朴素地）具体客观地存在的、有待充分测量、准确描绘的空间。这种真实幻象的“真实”被缩减为仅仅是物质性的或自然的事物及它们之间直接可感的关系；想象物是看不见，不可测的，因此是不可知的。

另一种是透明幻象（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即将世界完全看做是主观的。其极端或者最纯粹的表现形式就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这种幻象贯穿在整个唯心主义哲学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之中。在透明幻象中，空间变得透亮，已无秘密可言，因此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听凭人的意志、想象与力量的自由支配。按照这种方式，社会空间被当做精神空间，一种加密的现实，可以借助思维和言语、言说和书写，借助文学和语言、话语和文本、逻辑观念和认识论来破译。现实被限定为思维的事物，完全通过其再现形态来得到理解。

苏贾认为，通过对双重幻象的批判，列斐伏尔开启了通往空间性三元辩证法的道路。而这种批判又是与列斐伏尔的另一个三元组合有着辩证关联。这个三元包括：

空间实践，指空间性的生产。这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发生的方式。即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怎么生活，他们去哪里，什么时候去，如何往来，还包括他们以怎样的频率进入或离开什么地点等。

列斐伏尔解释说：“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总是隐匿着这个社会的空间；空间实践以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的方式预示并呈现出这个空间；它缓慢而确定地生产这个空间，就像它控制并占据这个空间一样。从分析的立场来说，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通过对其空间的破译得到揭示的。”苏贾解释说，空间实践是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式的生产过程，它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和经验的中介，又是它们的结果。这种具体化的社会生产的、经验的空间被描述为感知的空间，它直接可感，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进行准确测量与描绘。苏贾将它界定为他的“第一空间”的物质基础。

空间的表象，就一般理解而言，它指特定的社会空间的表征，即特定社会描述或构思空间的方式。空间特性的最典型表征是地图。地图不仅描绘了空间的元素，而且正因为有了世界、城市等不同类型的地图，空间中的交通才得以出现。列斐伏尔说：“空间的表象：概念化的空间，这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分门别类的技术专家（technocratic subdividers）和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s）直到一类有着科学爱好的艺术家的空间，他们都以他们所构想的方式确定他们生活和感知的空间。这是在一切社会（或生产方式）中占支配地位的空间。空间的观念……总是倾向言语（verbal）符号的系统。”苏贾认为，这种偏重言语符号系统的空间观念因而再次与语言、话语、文本和逻各斯——书写、言说的世界相关。在控制性、条理性的话语构成的统治空间中，精神空间成了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和监督的再现。他称之为“第二空间”。

苏贾提醒读者，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著作中并没有在接着的下文把“被统治的”空间界定为具体空间实践的空间，相反，“他转而讨论他的三元组合中的第三个空间，以具体说明构想空间的控制性力量”。

表象的空间，列斐伏尔解释：“这样的空间通过它所关联的图象与符号而直接作为可生活的空间，并因此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也是艺术家，也许包括其他，诸如那些能够描述也只能指望描述的作家和哲学家的空间。这是被支配的，因此也是被动体验的空间，是想象寻求改变和占有的空间。它符号地利用它的客体来遮蔽（overlays）物理空间。这样的表象的空间，也许可以说，尽管再次有着例外，但总是倾向于非言语的象征和符号（non-verbal symbols and signs）的或多或少连贯的系统。”苏贾认为，在这里，不仅可以发现权力的空间再现，还可以发现空间再现所实施的权力。因此，表象的空间把真实和想象、物质和思维在平等的地位上结合，至少这里没有一方是先天地优于另一方。这因此成为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这种反抗的空间是从外围、从属和边缘化了的处境中间产生出来的。他认为“列斐伏尔的这第三个空间强调了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它具有潜意识的神秘性和有限的可知性，它彻底开放并且充满了想象”，因此非常接近于他所指的“第三空间”。

苏贾相信，第三空间包含了三种空间性：感知的、构想的与实际的，但三者谁也不具有内在的、先天的优先地位。当然，实际的空间，出于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受到某种偏爱。这种实际的社会空间，“无所不包的同时性的空间，既具有各种可能性，也包含着危险。这是彻底开放的空间，是社会斗争的空间”。

应该说，苏贾的第三空间试图在精神上继承列斐伏尔空间分析的传统。苏贾自己坦言，他的《第三空间》一书的目标，就是鼓励读者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思考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地域、领土以及地理等相关的概念。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的空间性。在他的著作中，后现代的诸多议题，诸如差异性、边缘性、女权主义与后殖民的视角以及福柯的空间观点都与第三空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

列斐伏尔之后，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方面颇具影响力的后继者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他开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路径。原先作为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的他在1969年出版了《地理学中的解释》，这使他在学科领域中赢得了声誉。这部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积极倡导地理学建立自身的理论，并且运用科学的方法展开研究，通过从邻近学科引入的概念、模型、方法和理论建立一整套地理学的解释框架。此书出版后对实证主义的地理学产生了积极的重要影响。有论者认为，这是“对地理学中实证主义方法论第一次作出的充分说明和论证”，是“新（理论）地理学的圣经”。

但1970年以后，他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逆转”（significant reversal），他从实证主义倾向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1971年以后，他每年（只有一年除外）都组织学生小组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或开设名为“解读资本”（Reading Capital）的相关课程。这使得他相当熟悉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这一逆转与当时学术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对自身的区域研究、空间科学所表现出来的貌似客观、中立的姿态表现出强烈不满，渴望展开与社会相关的地理学主题的研究。到70年代，这种与社会的相关性甚至被用来衡量地理学家对分析和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1969年，美国克拉克大学《对跖地：激进地理学杂志》（Antipode:A Radical Journal ofGeography）的诞生，标志着人文地理学激进传统的形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开始引入英语国家的地理学的封闭领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逐步形成，并成为新兴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批判人文地理学的兴起，正回应了主流地理学分析中越来越明显的假定性的、理论上还原主义的实证主义倾向。哈维认识上的轨迹典型地反映了激进主义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转变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哈维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书中明确地把社会正义作为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规范的社会公正概念，就是以道德的立场决定什么是正当的，而在当时的区位理论看来，最优区位就意味着空间成本最小。哈维则认为社会公正与社会效率几乎是一回事。

区位地理学最初只能对选定的区域进行定性的研究，受科学方法的影响，逐步对定性分析的对象提出定量研究的要求。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量化的研究引起了地理学的计量革命，计量方法很快在学科内获得了支配性的正统地位。但学科研究的这种“进步”，并没使它避免成为社会操纵和控制的工具。哈维认为，量化研究仍然缺乏能力，它无法以其复杂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阐释我们周围事物的真实含义。这意味着计量地理学仍然存在问题，更有效的策略就是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将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及现象学融会贯通，以提供对社会现实的充分解释。实证主义与其他的认识方法一样，仅仅寻求认识而已，而唯物主义的认识则是为了改变世界。他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消除城市贫民居住区，因此，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有效的政策就是铲除真实准确描述这些居住区的理论变为现实的条件。在这里，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立场。

哈维认识到，要真正能够全面系统地把握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方法。西方学者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自发地转向马克思主义，正体现了这一学说的巨大生命力以及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卓越。只要研究者还怀有从根本上切实地改造这个世界的想法，那么他们的观念与研究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曲折地与马克思主义形成联系。哈维学术方向上戏剧性的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形成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青一代的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哈维的研究成果。“地理学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对于哈维而言，这一转向极为严肃。70年代初，他游学巴黎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此后花了很大工夫研读《资本论》，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姿态介入地理学的各个领域。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局限》就是诠释《资本论》的一个成果。1985年出版《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两本书，这是有关资本主义城市化的重要著作，它们共同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这两部著作于1989年删节修订为《城市经验》。这些著作体现了哈维对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中的理论地位的自觉捍卫。这些论述已经涉及社会学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的学术传统，引起了社会学方面的争议，包括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及彼得·桑德斯《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这两部著作当然都肯定空间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城市或城市化问题在当前所具有的重要性。吉登斯强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时空容器或者权力容器，民族国家替代它占据了这个位置。桑德斯拒绝承认城市化在理论上是一个特殊的分析对象，认为“空间问题……必须与具体的社会诸过程分开来考虑”，空间应该具有一个恰当而不是过高的地位。应该将空间视为经验主义考察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而不是从其普遍性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加以理论化；这就需要发展一种无空间性的城市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承认空间安排的经验性意义，可并不竭力去将这些空间安排提升到一种特殊的理论研究对象的高度”。哈维认为，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因此城市化研究必须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和地理的冲突等问题。

1989年，哈维出版了《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此书意在表明，新的时空体验上的变化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剧烈变化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实践中，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各种新的时空体验方式。这些变化尽管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但它们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的征兆。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是哈维提到的一个术语。这是说，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空间定位以及体现时间与空间的新方式，人们所经历的种种经验与过程都出现了“时空压缩”。可以用空间位移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在18世纪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徒步旅行，需要花两年时间；19世纪坐马车需花四个月；20世纪初乘火车耗时四天；20世纪末，乘飞机不到四小时。哈维认为，时空压缩的体验尽管令人兴奋，但同时产生出某种不祥的预感，令人担忧。它不仅仅是时空上的变化，同时还包含着情感结构的转型，会引起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反应。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对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世界压缩的一种势不可挡的感受”。

时空压缩带来的影响至为深刻。生产周期越来越短，时尚变化越来越快，有些品牌的同一产品几乎可以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即时获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如走马灯一般瞬息万变。经济决策的时间大大缩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些决策必须在数分钟内作出，货币以及其他交易的速度大大加快。短期行为已经成为风气，所谓的“等候型文化”已趋衰落。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已经实现信息的同步传递，人和事都经历着去距离化（un-distancing）过程。事实上，海德格尔在1950年就谈到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缩减（shrinking）。尽管世界正在经历这种时空压缩，但这并不意味着场所的重要性随之下降，相反，人们似乎更加敏锐地感到全球不同地方特征之间的差异。人们对于自己所在的场所、所属的地方性更有感触。当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变得不那么重要时，流动资本、移民、旅游者和寻求庇护者对场所的变化会更加敏感，而不同场所更新的动力也更加强烈。

哈维2000年出版的《希望的空间》，试图提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有关“全球化”与“身体”之类的话语转向过程中新的空间替代方案，并以此重新恢复乌托邦的正当地位。

他说：“对身体特殊性的理解不能独立于它所嵌入的社会-生态过程。如果……身体是一种社会构造，那么，对它的理解就一定不能离开围绕它并建构它的那些因素。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劳动过程，全球化描述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如果没有全球化的理解，身体就不能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被理解。……相反地把全球化归结为最简单的定义，它便是关于亿万个体之间的社会-空间的关系。”但是最近的后现代著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希望的空间》正是尝试重新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理论尝试正处在某种低落情绪的背景之中，正如作者所概括的，在学术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宏大历史叙事的编造者，是某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历史变革的鼓吹者，而这一变革已经被现实证明，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实践上都是谬误的”。随着柏林墙的倒塌，马克思的确已经退出学术和政治的主流。随着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盛行，马克思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又立刻显现出对诸如性别、种族、性、人的欲望、宗教、民族、殖民地统治、环境等重要问题缺乏关注。“到1990年代早期，马克思理论的知识影响力最终走上了下坡路。”

哈维说：“我们并不在牢房中，那么，我们为什么愿意选择一个来自牢房的隐喻作为我们思想的向导呢？葛兰西在入狱之前不也痛苦地抱怨过政治被动、理论滞后以及对未来持有怀疑态度的悲观主义吗？这种悲观主义的情形现在仍然存在。出于对他表现出来的刚毅与政治激情的尊敬，我们不也应该感谢他把‘别无选择’（撒切尔语，there is no alternative）转变为理论上的乐观主义，与意志乐观主义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吗？……我相信，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需要通过实践一种理论的乐观主义来完成，以便打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的道路。”《希望的空间》这本书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作者所要实现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并不仅限于书本上。

在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阵营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无疑值得提及。他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后现代理论家，早年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1年）一书。在一次马克思主义会议期间，他声称自己是“剩下的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后来的许多研究基本都“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关注空间理论，显然不能忽略列斐伏尔，詹姆逊坦承自己对空间独特的生产方式的研究正是受到列斐伏尔的影响。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专辟“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一章，着重讨论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应该说，詹姆逊在空间思想方面受到列斐伏尔的启发是很显明的。

许多后现代的理论家，如利奥塔、波德里亚、福柯等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不能适应后现代世界的生存状况。但詹姆逊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后现代性的分析仍保持着有效性。他说：“在其微妙与灵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那些伟大的带有普遍性的体系莫不如此。”

后现代理论声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存在严重的断裂。但詹姆逊认为，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但其间的联系同样十分明显。詹姆逊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晚期阶段，但其潜在的经济结构仍然保持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不同的只是它的文化逻辑。资本主义用其旧有的手段，通过变化的文化逻辑来维系自身。

他认为，文化恰好为追寻后现代的轨迹提供了重要线索。他把社会看做一个文本，把后现代视为一种假设性的历史分期。他采用了曼德尔的历史分期。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典/市场资本主义。依照马克思的分析，这是市场资本主义和统一国家市场出现的时期。第二阶段，垄断资本主义。按照列宁的分析，这是伴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的出现而到来的帝国主义阶段。第三阶段，跨国/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命名为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向迄今仍未被商品化的那些地区扩张的时代。这是资本最为纯粹的形式。其关键在于资本的跨国化以及商品化领域的增长，由此引发许多新的事物，如跨国商务，劳动力国际间分工的新表现，生产向第三世界转移，国际间银行业和股票市场的高速增长，媒体、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相互作用的新类型，等等。詹姆逊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资本的扩张与符号变化、文化逻辑密切相关的时期。

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促使思想家对许多问题，包括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下空间的作用等问题展开新的思考，形成了新的理论表述。此时，空间的重要性已经无可置疑，但仍然缺乏有关后现代空间的系统性论述。詹姆逊1984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长文，对后现代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构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众多的美感生产形式中，作品风格变化最显著、最剧烈而所引起的理论探讨最能一针见血道破问题症结的”正是在建筑领域。他承认自己的一些看法，受到了建筑设计界有关辩论的启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通过建筑艺术进而触及空间问题的。这篇文章的第五节“后现代主义与都市”以及《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等讨论，均可显出其理论路径。

他认为，古老城市和民族国家会随着资本跨越式的飞跃而成为过去。在跨国资本所促成的空间中，传统的间距被取消，剩余的空间已被填满，它们成为寻求直接性知觉的障碍。在这种直接性中，所有的保护层和具有调节作用的中间层都被去除。这种全球性的空间不仅其意义和根源是文化，而且一切都成了文化。后现代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其标志是它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它的形成时间，詹姆逊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后现代性”这一概念并不只是一个纯形式、纯美学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正因此，即使后现代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也绝对不是纯粹的文化事件。

詹姆逊的论述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背景，这使得詹姆逊的空间理论明显与众不同，他提出“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空间”成为他的后现代理论中颇具活力的术语。他认为，我们目前正经历一场文化的转变，而这正可以从建筑空间的转化中看出来。当代的文化通过建筑空间的变化而形成一种新的“超空间”（hyperspace），我们的境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作为生活的主体，身处于这样空间之中，并未能适应空间经验的变化而形成恰当反应，也就是说，主体并未跟得上相应的转变。他对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鸿运大饭店（The Bonaventure Hotel）的空间分析确实饶有兴味。饭店的进出口毫不显眼，很难寻找，而饭店的大堂更是使人感到茫然若失。大堂里整天人来人往，极度繁忙，使人觉得这里的空间已经完全给塞满。你身处其中，完全失去了距离感，丧失了透视景物、感受空间的能力。不仅如此，饭店大堂外的四个塔楼完全对称，站在大厅里，根本无法辨别方向。饭店方不得不在大厅四处加设了颜色标志和方向指示牌，詹姆逊认为，这清楚地表明人们只不过“想在一个失去的空间里寻找旧式空间的明确坐标”。他认为，饭店大厅正是后现代设计的一个“超空间”的范例。超空间就是利用现代空间概念无法帮助我们进行空间定位的区域。

他对超空间分析的另一个例子是弗兰克·格内（Frank Gehry）设计的一栋房屋。设计师在一幢陈旧的二层阁楼的外面包装上一种波纹状的金属护栏。透过新房屋，人们可以看到老房子，詹姆逊分析，格内的设计创造了一种新旧结合的作品，而且消解了作品内部与外部的差别，使用波纹状金属这样的廉价工业原料，反映出后现代艺术要清除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样是超空间的例子，詹姆逊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空间类型……包含着旧与新、内与外的空间，还包含了老房子的加框平台以及在老构架与新包装之间新建然而古怪、捉摸不定的区域。这本质上是最新类型的空间……可以描述为是后现代的；换言之，这是某种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全新空间，同样，这似乎是为了彻底地与传统和现代相区别以及原创性而作出的历史性宣言”。

不论是鸿运大饭店，还是格内的房子，它们所呈现的超空间，或者说后现代空间，实际上都与根本的社会制度、体制紧密相关。詹姆逊说：

后现代的超空间乃是晚近最普遍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果。至此，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无法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的思维能力无所作为。……思维能力既无所作为，我们的个人主体也是无能为力。在当前的社会里，庞大的跨国企业雄霸世界，信息媒介透过不设特定中心的传输网络而占据全球；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被重重地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无法在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

这种分析路径，在精神上充分继承了列斐伏尔的传统，特别注意到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空间的独特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空间对我们的感知系统的深刻影响。

詹姆逊确实要比其他后现代理论家更留意空间问题，他认为，时间性是高度现代性的中心，而空间性则是后现代性的关键。这个世界已经从以时间来界定，进入到以空间来界定的后现代时代，空间替代时间而占据了中心位置，事实上，甚至连时间本身也被空间化了，音乐电视（MTV）就是音乐的空间化。他认为，尽管空间化可能削弱我们根据时间和历史进行思考的能力，但它却成功开启了新的乌托邦想象的可能性，尤其是创造出新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s）的可能性。他的理论努力，正是试图寻找到“一个切合我们历史境况、以空间概念为基本根据的政治文化模式”。他称这种新型的文化形式为认知图绘式美学。

“认知图绘”是詹姆逊的一个重要空间概念，它受到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一书的启发。林奇为了研究不同城市外观形象的特点，组织观察者徒步对不同的城市进行考察，请他们在地图上标示出各种高度形象化的元素，诸如标志性建筑、纪念碑、道路交叉口以及自然边界形成的视点等等，由此概括一个城市在人们心目中具体的视觉形象和空间结构。在实地的调查中发现，被访者虽然在城市居住多年，但是没有人能够对它有一个近乎全面的了解。他们勾画的地图只是一些片断，有大片的空白，所能画的更多地局限于自己居住的区域。人们既不能给出自己所在城市中的位置，也无法绘出城市的整体面貌。也就是说，对这座城市，人们在认知上缺少完整的地图。

詹姆逊首先强调认知图绘在现时代的重要性。鸿运大饭店、格内的房屋等超空间的例子都表明了人们在后现代这个空间概念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某种空间感的丧失、方向性的迷失，因此，对于詹姆逊而言，中心问题正是恢复一种空间中的自我定位能力和认知图绘的形成能力。

但显然，詹姆逊的空间认知有着复杂的蕴涵，他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运用这一概念，即把林奇所说的城市空间意象地图外推到以各种篡改的形式存留在我们头脑中关于社会和全球总体性的精神地图。将纯粹的地理学方法开拓性地运用到更加深广的政治文化领域之中，并试图寻找新的政治出路。当然，这一概念还包括了更广泛的国家和全球空间，涉及总体性的概念。这与阿尔都塞的理论有关。

阿尔都塞一方面努力保证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半自治性，另一方面又以他所说的“结构总体性”的形式竭力保留“终极决定因”的旧的正统观念。这两种努力因其不相容性而遭到挑战，总体化的思想也被直接视为极权主义思想。詹姆逊认为：“在这具有高度理论性的语境中……把总体性的哲学概念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令人悲哀地等同起来，本身就是阿尔都塞称做‘表现性因果律’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但与任何诚实的后阿尔都塞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却是不相容的。……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再现”，它表达了主体及其真实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关系。詹姆逊认为，这正是认知图绘功用之所在。“认知图绘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在特定的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总体性。”这一总体性显然包括了资本主义制度及运行的整个机制。

在后来的表述中，詹姆逊更为明确地将认知图绘与马克思理论，尤其是阶级意识观点相联系。他认为：“认知图绘实际上只是一种阶级意识的符号语言……尽管它对隐含在后现代之中的那种新空间的方向所做的考察会有偏移，但只有它对一种新的、迄今为止意想不到的阶级意识提出了需求。”瑞泽尔分析，詹姆逊的目标在于描绘出全球的或跨国的阶级关系图式，描绘出筹划和为了采取社会行动而最终动员被压迫群体的图式。

确实，詹姆逊对未来怀着一种期待，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后现代世界中找到出路的认知图绘，而这种图式必将以完全不同于旧有的形式，对晚期资本主义以意想不到的再现方式出现。“在这种再现方式中，我们作为单个与集体的主体开始重新为自己定位，并再次获得被当今社会的混乱所压抑的行动和斗争的能力。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形式，如果存在的话，作为自己的使命而在社会和空间范围内，洞察并描绘出一幅全球认知图式。”

当然，詹姆逊并没有描绘出这一全球形势图的基本面貌，没有描绘在世界范围内各大区域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和分布在全球各个角落中的阶级、集团、民族、宗教、团体等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图，以及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出路的反抗压制的路线图。正如我们对全球地图的了解一样，当这种认知地图要求覆盖全球时，它显然无法显示在更为现实的局部所体现的真实地形关系。当然，这种全局式的认知总是有着背景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