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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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四月杪

京都

同行人:爸爸、妈妈

 

老样子手续办晚了,没看成樱花。但这回,是我与爸妈参加旅行团,从冲绳、鹿儿岛、九州的宫崎侧、大阪一路至京都,之后会继续北上经信浓、诹访、浅间、富士山脚下山中湖至东京,至,没有了胡爷的东京,拜访故人,和去胡爷墓祭拜。

我一路心悬着旅行团行程结束后的东京十天,我得尽量无差池地带他们看我喜爱的日本的那一面。

母亲不难,她是日文翻译家,曾经的某个年代岛内的日本文学出版品里近一半是她译的,日语与客家话是她的母语,她平日计数、梦话皆日文。

父亲就大不同,典型近代史里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家园尽毁,手足亲人离散。他们流亡学生随战事发展四处逃难念书……他若痛恨日本是理当的,但,是长期透过母亲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得以认识另一面向的日本吗?他早已超脱此,故所以当初父亲在打汉奸声中将胡爷爷接来我们家隔邻住下并开讲易经和禅宗《碧岩录》时,故旧好友绝交者众,最典型的是时任联副主编的痖弦叔叔公开回忆说过的,他在回复父亲邀他听胡讲课时答:“听你个头!西宁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

但父亲是真不喜欢日式食物,他简言,菜如此清冷、汤如此咸,当初那些遣唐留学僧好不认真,没将饮食文化好好传回去。

不过此行他并不在意这些,白日他敷衍着玩,深夜的旅馆,他一定要我和母亲先睡,他灯下写信给南京的他六姊我们六姑。

六姑长父亲九岁,嫁到南京当中学教师,返老家过年时见家中最聪明的幺弟成日在山野与放羊孩子厮混可惜了,遂将父亲带到南京受教,六姑喜读文学,尤爱张爱玲小说,父亲跟着读,一生成为张的头号大粉丝(当然竞逐此位的有长长名单,夏志清、唐文标、王德威、陈子善……)。

两岸冷战禁绝的年代,第一次(一九七九年初)我们接到六姑透过去南京演讲的於梨华转来的家书,我记得全家人围聚着展读那音讯断绝三十年后的家书时,我们姊妹仨和母亲边读边泪落不止(我们挂记的爷爷早于三年灾害时期饿死,奶奶于接信的十年前离世,六姑自己有我们表哥五,姑丈早于1949年后不久心脏病逝,姑姑独力带大兄弟们……),父亲倒很平静,并无哀色。

从此父亲和六姑通信不止,两岸不通讯息的年代,往返信件皆透过父亲在境外的学生或在伯克利念书的我小舅转信。父亲当时推却所有外务,决心开笔他计划了大半生的《华太平家传》,唯离开老家时尚年幼,看到的感情的有,记得的理解的有限,六姑又是爸爸最喜欢的那种“有心荩”的人,万事万物皆兴味盎然过心过眼深情款款,因此百科全书般地可足足补上也极喜欢并在意细节的父亲(好比当时大白菜一斤多少钱?噢原来论担算,好比棉花的生长期、爷爷哪年买进那批荷兰乳牛的……)。

父亲以洋葱皮航空信纸为期能写到最多又不超重,想到什么写什么,一早热腾腾地在旅馆柜台托他们寄发,信里且留了我们在东京预定的旅馆地址以便可以即时接信。

父亲一路上写个不停,我有时被他的咳嗽声吵醒,见他在怕惊扰我们睡梦而开得最微弱的台灯下伏案写信,好像我们幼时起床上厕所时的熟悉背影。

与六姑的能自由往复通信,是此行对他最大的吸引吧。

是故我晚上想带他去暌违六年不见的鸭川畔,他笑笑:“你们去吧我写信。”

扫兴啊。

我当时,甚至写作的此刻都不知当日所住旅馆在京都哪里,因为前次全由冈野和胡爷带路。由于带着母亲,就旅馆门前上计程车说“三条河原町”,那是某晚胡爷爷“放鸟入林”时我们搭京阪鸭东线进城玩时的去处。

结果我下了计程车立即迷途,因习惯不以东南西北而用某熟悉点为坐标认左右的我,分不出眼前的拱廊街是南北向的新京极抑或东西向的三条,不过不碍事,妈立即钻进拱廊街找大尺码服装店,妈体胖,在台湾买不到成衣,到异地便执拗相信一定找得到,是故此行从冲绳始我习得了一张大尺码衣地图。

终至拱廊街纷纷打烊,不再被五光十色干扰的我依着远处东山的山影辨出方位,找到鸭川。

我伏在那桥栏上(那时尚且分不出也记不得所在的是四条大桥或三条),看河水汤汤,啊,这样就六年了,这其间,胡爷离世,我结婚,都是人生大事,却也又再自然不过。

其实首次来京都的次年(一九八〇春),我们成功地赶上完整的樱花季了,只是那回胡爷家中有事,我们便整个月都待在东京哪儿都没去。

胡爷家中事说大也大,而且就发生在我们抵达前一天,胡奶之前受一都更业者美言所诳,签了一纸卖屋合约(价钱事后知道极不合理,近车站、占地大的屋院,竟仅仅尚差一些款项才能换到远郊的二楼小屋),胡奶奶凡营生事都不多烦胡爷,这回半骗半卖签的合约她直忍到最后一刻才告诉胡爷(因建商只肯再宽延一个月就得迁出拆除,也正好就是我们离日的次日),胡爷大事不责胡奶奶的(只是我猜他会不会不忘噌胡奶一句“不是日文都看得懂不用学吗?”),成田机场接了我们,一路辗转车至牛浜,要我们自己继续前往,这回我们有经验了,行李打得紧实各自可拎提拖拉,胡爷是赶去建商那儿处理后续事宜(也才有宽延一个月的协议,不然我们连着胡爷一家都得住旅馆去了)。

或许他们都是乱世之人,失去过的东西更大更多,那一个月我们随胡爷日日四下看花如常,恍若没发生过什么。

那樱花,我们完整历经日本人在樱花祭时天天气象报导描述樱花绽放的专有名词“花咲、满开、吹雪”,直至花吹雪,像那鹅毛大雪的一夕落尽,当时天文穿一件飞金线菊橙红的及膝锦缎袄,我穿黑底白花唯肩领袖口滚红边的改良式对襟短布袄(是有回三毛硬生生扒了我原穿着的海青色短布袄,并换将身上此袄脱下要我穿上的,是她表达热情的方式,是交换信物的意思吧?),所以有当日一段文字为记:“因此其实也很喜欢樱花的,曾经在日本整整赶上一季的花开花落,一次站在一个植满樱花望远不尽的长堤上,那花海如烟直接天际晚霞,寒冷的堤上并无过客或归人,只我和姊姊在那伫立良久,姊姊是一袭大红飞满金菊的长袄,我是一件葱绿开斜襟的织锦缎短袄,两人皆打两条齐胸发辫,冷风一吹,樱花瓣闪闪而下,我们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已是那画中的一部分了,画名为皇甫松梦江南中的句子桃花柳絮满江城,双髻坐吹笙。又或像主奴二人,陌上花开,若有男子缓缓而过,我们或会向他借伞,从此生出一段聊斋故事。”(《二十二岁之前》之《一花亦真》)

也曾在那长堤尽头遇到一场祭祀社戏。之前原先在羽村小山家盘桓一下午,近黄昏时远处多摩川溪谷那儿传来鼓笛声(我至今仍非常着迷那单纯似重复不已但撩人无限想象仿佛被召唤出前生事的那鼓笛),我们果被催眠着魔的外套鞋子速速穿了逐声去。

是地方上的神舆出巡,地方上的壮丁们在我们需穿棉袄的低温里全身赤裸只裹缠白布丁字裤扛舆,那神舆似自有生命猛虎出闸一般横冲直撞,壮丁们齐声嘿咻嘿咻吆喝,浑身大汗,围观随行的皆左近邻人,神舆亦系有一粗草绳供小孩们拉纤似的拖曳,胡爷爷又要我这被他归为小孩国的也前往加入。

只觉那神舆力大无穷不听人使唤,透过壮丁们的护持之余力仍拖扯得我们一串东倒西歪。

天黯了,祂在某路弯处盘桓再三不肯前行,众人脸色又凝重又柔和展颜频频互相点头称是,因听说此处常出车祸,祂在庇荫祈福或超度亡灵吧。

这时脚下不远溪畔河床石岸处升起一堆堆篝火,那火味真迷人,召唤出血液里祖辈们当年发现火并着迷火的记忆来。

我们逐火而去,溪谷平阔断人语。四月里的水边寒气深重,我们远立着看火,无法学日人的踞坐火边。胡爷爷长袍被远处刮来的晚风卷扬起袍角,他望望四下说:“这里很像胡村。”

熟读《今生今世》或即使讨厌胡的人,大概无人会否认书首写胡村的《韶华胜极》吧。

一年又三个月后,他永远歇在那可日夜望见很像胡村的多摩川溪谷的清岩院墓地。

此行我不慎爱上了星星小孩,即出Hello Kitty的Sanrio公司的另一项系列产品,后来某年他们也有了名字Kiki&Lala,三十三年后写作的此刻,我随意检视随身之物,印有星星小孩图样的计有三色原子笔、文件匣、笔记本、手帕、环保筷、护唇膏、指甲剪、悠游卡票夹和药盒。

何以来上这段轻松文字,大概是延挨着不去面对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胡爷爷的离去吧。

我们是次日早上接到咪咪的越洋电话的,说:“父亲昨日中午去寄信给台湾,暑热回家冲了个冷水澡,感觉极度不适躺下,母亲见不对即刻电话小山要她叫救护车,车到父亲已走,唯对母亲说了一句我走了你冷清了。”

胡爷的告别式在三天后,我们没来得及办手续飞去参加,鬼使神差唯一熟朋友意外参加了的是古威威,那时已在政大新闻系念书,暑假被邀去美加巡回演讲,回程过境日本,接待的驻日单位说当日有旅日中国人物的告别式可有兴趣参加。

很难清楚全面地回忆得知胡爷死讯后的那几日,我想最伤感的依序是我父亲、仙枝、天文,虽父亲从没在人前表示过,但他遇胡的这些年早已以己身的文学创作为柴薪焚祭给胡了(这我和天文当时都不解,也感到可惜,多年后,天文在纪念父亲的文章试着理解此。“似乎八年代以后,父亲与其作为小说创作者,他选择了去做一名供养人。敦煌壁画里一列列擎花持宝的供养人,妙目天然。父亲供养‘三三’,供养胡兰成的讲学,供养自个儿念兹在兹的福音中国化,供养他认为创作能量已经超过他了的两个小说同业兼女儿。像《八又二分之一》里马斯楚安尼对一屋子嚣闹妻妾大叫‘老的到楼上去……’父亲把全部空间让出来给我们,自己到楼上去。有时母亲跟我们吵架泪汪汪地上楼告状,父亲安慰她:‘不聋不哑,怎做翁姑。’他让出发言权,最后十年埋头著作《华太平家传》。这一切,果然如人生的悲哀要到事过境迁之后才懂得,我也丝毫没有例外。”)

仙枝是蹲在二楼后阳台嚎泣终日。

至于天文,我完全记不得了。

唐诺(这笔名其实在十年后才出现)屏东服役,以爷爷过世为由北返,事实是他自己爷爷早在他出生前便赴日念书、再娶、再也没回过台湾,最终病死并埋骨在日本。

那一周例行的读书会在大龙峒孔庙的庙埕角落,参加的小三三(区别于在念大学的我们的高中生)我记得的有杜至伟、杨照……父亲开场,“胡老师的离去,像一记响鞭,我们唯有更用功……”

好热的天,好没气力的怏怏聚会,其实那时三三小三三已正星散,我们人称四人帮的最典型,唐诺在军中服役、丁亚民延毕、林端在《中国论坛》杂志工作并准备结婚和去德国念书,我则但凡人生正事一件也不想做,是提早出现的尼特族。

小三三们这夏天过后分别进大学,各有各的求学、感情生活和对未来的打算,我们因着胡爷而办的三三(杂志、出版、“活动”)显得迂阔和何其政治不正确,父亲和天文可能是胡爷一生最认真最乖的学生吧,父亲以余生、天文以似水年华都谨记胡爷所言所书并不放弃以一己的方式张扬。

我呢,最终剥落到只余素朴的“中国未来只要有三千个士就有救了”,以及如关键字如密码如念咒的“革命”。

关于前者,三三就是一个找士、养士的聚合和过程吧,如同亚瑟王Camelot的圆桌故事,我们以此自我要求并彼此鞭策……但我们自身能力学养不足,终只成了一场较长的文青夏令营罢了。要到十五年后我读到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演讲集才释然,才觉得当日之努力方向并没错,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萨义德的诸如“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因流亡而不能适应、不愿适应,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 “流亡此状态把知识分子刻画成处于特权、权力、如归感这种安适自在之外的边缘人物”, “知识分子如同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非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 “当取悦阅听大众或雇主取代了依赖其他知识分子的辩论和判断时——知识分子这一行不是被废掉就是必然受到约束”,“知识分子的逃避亦即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起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

给了我在创作上莫大的支撑,事实上,我以为把整本书的那“知识分子”代换成“小说家”,便完全是多年来我心向往之的了不起的小说家的完整造像。

至于那意义几番剥落,如今趋至廉价的“革命”,我至今仍认为胡爷说过的“革命”说得真好,他说,“革命是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这一切归于无产阶级。”

当然计较者仍可追究那何谓“人的生活”?我所能想到的是德国基本法(宪法)的首句:人的尊严是不可亵渎的。

后来我们回忆胡爷走的那时刻我们在做什么。

在耕莘暑期写作班旁听一场大型演讲,我听得昏昏欲睡,长条桌对座的仙枝却听得落泪(是苏州弹词或花间词或昆曲?),我隔桌无声张口形问她“怎么了?”,她泪珠滚落一笑摇摇头自己也不明白,那一刻,胡爷走过我们身边吧。

听毕演讲,我们去蝉声喧天的植物园看荷花,那荷花开得正好,暑热里沁着清凉药香,我们池畔坐定到天黯,我一朵一朵将它们凝视尽,只觉一世一照面,够了。后来天文纪念胡爷的《黄金盟誓之书》里的结语“水仙已乘鲤鱼去,一夜芙蕖红泪多”,是这样吗?

直到此,我仍犹豫着要不要说“三三”一场,三三活动最盛期占我整个大学四年,之后至结婚的四年、我接手三三书坊的发行工作直到再五年后因信任詹宏志故合并于远流出版公司。

那时候的四年,就占人生的五分之一,感觉上,更像半辈子,也许我是其中最当真最执拗的那三四人,要谈那一场,无从轻松疏离更遑论划清界限对待之。

三三既没像某些人说的那般不堪可笑,也不像近年大陆某些因好奇胡进而好奇三三那样将之传奇化。多年来,偶或有人写硕论博论或文学史希望能访谈我当年事时,我大抵都回避,说辞是,“当有一天有人愿意将之视为荣光,愿意主动提及,而非眼下纷纷掩耳走避、划清界限,好似我们当年是纳粹,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愿意谈。”

如同当年我目睹来听易经和禅宗课并明显受益的蒋勋,亦要等三十年后大陆陈丹青带起的胡兰成热时才愿意主动沾光蹭胡。

这样的名单,还不算短。十七八岁的我分明看在眼里,终成一鸡肠鸟肚之人。

至于当日胡爷爷在盛夏正午是去寄了给谁的信因而热中暑引发心脏衰竭的(亦即因谁而死的),我们,尤以写信最勤、需索最多(一下胃痛要胡爷寄“救心”来,一下讨一幅字、一下妹妹或二哥没完没了地结婚索礼物……)的仙枝都忐忑不已。

事后知道是寄给萧丽红的回信。

萧亦是迷张迷胡的人,她可倒背张爱玲的某些小说并及于《今生今世》,她那时在大同公司工作,周末常来侍弟子礼,径管唤我父亲大师兄,立即察觉我是众女子竞争之外的人,便常拉我一角窃窃私语叫我小丫头。

但这有什么差别呢?三三一场十足让胡爷累坏,此期他写成《中国文学史话》《中国礼乐》《禅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并着手《女人论》首篇,他每周至少一封殷殷叮这叮那的长信,点评我们当期辑刊的每一文章,他且老觉得三三集刊会无以为继,卖字寄款来(我们从他信中得知的,因那款项从来都只到仙枝为止,我们的稿费皆记账除需钱孔急的神州诗社,倒也撑持得下去,只我们和我父亲因此背了黑锅了)……

所以胡奶奶多少怨天无门只好气怪我们吧,不然不会在胡爷过世后,三三和父亲帮仙枝集资筹了机票旅费并带了十万日币去吊丧时,胡奶奶拒不见仙枝,大异于她一生行事,这中间是怎么了,我们无从猜测。

(胡奶奶不喜欢台湾,我记得两次离日告别时我都说:“胡奶奶来台湾玩吧,换我们带你。”胡奶两次都说:“只要蒋介石或他儿子还在台湾称王,我绝对不去。”)

……

回到一九八五年四月的京都鸭川畔吧,我知道此行的最终一定见得着胡奶奶,也知再问不出当日事了,因为之前的三月初,天文才去东京参加东映办的“台湾电影节”,天文以侯孝贤《小毕的故事》《冬冬的假期》电影编剧身份参加,实则为了探访故旧,天文写过此行。“车到福生,隔车门看到仙枫站在月台上,挺挺如一棵槿花。我跳下车叫她,两人抓住手,她的眼睛就红了。过月台,到对街新盖的麦当劳店,一路我讲中文,她讲日文,看着她那张热腾腾的脸,奇怪,都听懂了她的话。原来她看到报上消息,不知道《小毕的故事》已译成日文片名‘少年’,索性电影在银座东映剧场第一天放映时就跑去看了,结果是《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和《大轮回》,看完当日才收到我寄给她的招待券,于是又看了《玉卿嫂》和《小毕》。呱呱呱地讲话,一如从前,就是她擦了口红,我也擦了,指指她的嘴巴,两人开心大笑。

“师母和咪咪在麦当劳,我奔上楼,见到师母就哭了,仙枫也背转身去哭。师母已八十五岁,自老师去世后,不再做小菜吃食,下雨天在家,平日总是按着她心中认定的那条又远又绕的小路去老师坟上,在坟前坐个大半天。以前师母每对我们说,她要比老师后死,‘我先死了,你们老师可怜呀。师母是滚过刀板来的,什么场面没经过,我经得起,不能先死。’

“此时师母回复到像婴孩时期的纯一,往事如繁花落尽,不生烟尘。偶尔,师母的思维会像一艘小船驶过浑茫大海,划开一道花白的波澜,师母会指着窗户外边飞飞停停的鸽子说:‘白鸽人,顶势利。’咪咪把母亲的话解释给我们听,是说谁家兴旺时鸽子就飞集来居,一败,鸽就走了,所以他们上海老家把势利小人叫白鸽子。师母又说:‘什么都是假的,身体健康最要紧。’福生市上空紫烟霭霭的,师母说:‘天要做雪了。’

“天冷,师母回青梅家里,咪咪和仙枫领我们走路去墓园。咪咪买了桃枝和油菜花,道:‘三月三日女儿节嚜,父亲最喜欢这两种花。’菜花亮柔的黄色,桃花红,那是江南民间的颜色,兰师是从那里出来的。墓园即在兰师常常打拳的多摩川公园路侧,仙枫打了一桶水提到坟前,将木桶和木杓交给我,我走上石阶,将桶里冷冽的清水舀了一杓自碑上淋下,心如明镜,觉得我的一生哀怒悲喜全部都过完了。”

胡爷不在后,众人星散得更剧更无声——之前胡爷是预感自己的生命将抵终点了吗?他信里郑重希望爸妈能收仙枝为义女,一向对这种人际对待方式颇感洁癖(包括有叔伯阿姨每想认我们为干女儿)的爸妈竟爽快应允,托孤似的立即回复胡爷,未行任何仪式的仙枝从此喊我爸妈阿爹阿娘,当晚一向同床共寝的仙枝告诉我:“按我们台湾人的习俗,义女将来也有半份嫁妆。”——

那年天文二十五岁,我二十三,大都不满二十岁的小三三们怎么想怎么看待这一场我不知道,我和天文都觉得自己好苍老,已走到人生尽头,再难有任何新鲜事了。

我总不伦不类地想到曹操,“曹操临死吩咐铜雀台诸伎,关心她们以后的生计,有西域进贡来的香,他爱惜藏着不用,现在分给她们,又叫她们做鞋子卖钱可以过日子”,众女子亦以自己的方式做履,仙枝辗转在坊间儿童作文班、报社校对、直销,终至胡爷多年来陆续给她的钱拿去放高利贷给人倒光了。

仙枫和我隔海都于八四年结婚(当然,各结各的)。李映蔷嫁了姚一苇,某年我陪爸妈去剧院看京剧前在庭园散步,正面遇他夫妇俩,姚与父亲是旧识便略作寒暄,那曾经半年间每周末来我们家陪胡爷吃饭、帮忙折衣的李小姐(我们一直这样喊她的)假作不识地不理睬,我也不知是怎么了,十年后,天文参加首届中时百万小说奖得到首奖,决审记录(旧版《荒人手记》有收录)中唯姚一苇自始至终坚决不予给分。

那年夏天,香港的晓阳带着她新写好的《停车暂借问》来台湾与我告别,秋天将去密歇根的安娜堡念书……告终。

次年,天文因《小毕的故事》结识大她九岁的侯子,一脚跨入与侯孝贤合作的电影编剧工作,也开始另一段她原以为是余烬的二十五岁之后的奇幻旅程。

至于三三的结束存续与否,已默默断续地争论大半年,此时集刊已办二十八辑,已无动力和人力(过往负责编务美工较多的是已去服役的唐诺和延毕的阿丁),发行因我的接手(将占营业额四分之一的重庆南路书店收回自己发,其余交给总经销负责全岛),显有起色,每期配合发行的报纸型书讯的编务轻松许多(大多由俊颖、非易负责),只每次寄发那三万份的书讯时是一大工程,总要动员到已在各自工作上班的良雄、信仁、至伟(我不记得尚在念书的杨照和陈鋕铭可也被拉夫过?)

家庭即工厂的分工裁截名条、折封书讯、粘贴名条……整日,我学会骑恐怖的摩托车,将大袋邮件载去兴隆路邮局寄大宗邮件,再去台大对面的“大福利”买炸排骨和鸡腿便当回家给嗷嗷待哺的众人。

正因着这些例行的工作存在着,以致要“解散”“下课”(对彼时的三三而言,读书会、集刊才是核心)显得较不如此挫败了。

我记得我和丁亚民和偶从军中休假回的唐诺是主张鸟兽散(而非困兽斗)的那一撮,争执负气时我说出:“就让我们各自攻城略地十年看看吧。”

那时以为十年好久哇。

我记得从头到尾总在一旁默默不发言但比谁都专注的父亲(那也是他一生对我们三个女儿的教育态度),在我们最终做成决议的聚会要散会时说了声:“你们真狠心呀。”

三三里父不父子不子,我们只略为惊异地看了一眼说出这么不遮掩心绪的话的父亲,没半点改变决心。

解散后的日子,八二~八四年,我和天文丁亚民应做过《秋水长天》电视剧的制作人朱朱邀,合编《守着阳光守着你》八点档连续剧,同时全心做三三书坊的发行工作(过往负责此的马叔礼离开),我除找了总经销发书全岛,一些大学附近的重点书店交给正念大学的过去小三三友人负责外,我将重庆南路书店(那时尚有近二十家)自己发,一周点书两次并随即补,毋使架上书不缺且十足有手感(例如正文书局某周卖掉七十九本《停车暂借问》和一本《中国文学史话》)……

重庆南路自己发书?每遇补书少时我便一手提一袋白兰洗衣粉塑胶袋装满搭公车前往(经实战,没一种袋子比它耐重的),一家家书店补,书太多时,便骑可怕的摩托车。月底一家家开对账单、月初一家家收账……那时候仅有正恋爱昏头的妹妹天衣有时会帮忙,我们常边玩边做事,有《妹妹》一文为证。

如此的工作,我核发给自己和妹妹的工资是,一人一个月两张公车票卡。

只有在圣诞节,我那无一不在外国念书的《击壤歌》里的死党们纷纷寄卡片和近照来时,我看着那正在念常春藤联盟大学、雪景里灿烂笑颜的昔日好友,不觉怔忡……

有一年大年初一我去补书(那可是大旺季,我们的几本书简直一日三市,印钞机也似),某书店老板(也就是一直想为我们介绍男朋友的)签收完,意味深长看我一眼说:“年纪轻轻大过年的该跟男朋友去玩玩吧。”

正值与唐诺分手期的我,当场泪眼蒙眬。

很吊诡的,三三结束了,出版却开始赚钱,大赚钱。我们把积欠了七八年的稿费一一还清,无怨无悔的原始股东们也一一退资(我记得在退给刘君祖的两万元时并买了等值的金饰答谢),至八五年底,我们账户有两百五十万,当时(和现在)只觉那是“公款”,备着日后也许还要办刊物等等,所以附近山坡上正建着的两层有院子环绕的别墅型毛坯屋尽管正好只要两百五十万(如今这近三十年的老房子是我每晚的喂流浪猫之路,房价已涨至五千多万)我们半点不动心,不觉任何人可以动用它。

这期间,外头仍不知三三已解散,那每年数十场的演讲座谈邀约仍未歇,一回是台科大,人力调度只我、林端、杨照有空,那晚,我们真的有气无力各讲各的,林端即将去德国念韦伯,杨照也念台大历史自有自的关注所学,我还在讲“革命”……我们让彼此尴尬透了——同志,就让我们在这里分手吧——

八四年十月,我和认识十年的唐诺结婚,租屋在我家正对门,丁亚民笑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水泼在家门口”。

我和唐诺都无正职收入,以为只要能付得出房租和水电即行(因无啥电器,那电费奇少),三餐我们走八步路回家吃,一切没改变,过得像学生宿舍也似。当然亦有好友们看不下去,天文认了一美丽的胡桃木长柜,阿丁非易合送一墙恰可置放胡爷二十五史的书橱,侯子送手提音响……我们自己买了床和书桌,房东不准丢的一张四人方木桌我将之漆作白色,其上不间断一蓬马格丽特雏菊和一钵水果,餐椅是唐诺爸爸开的卡拉OK店里多的椅子……我满意极了,灯下两人各据餐桌一边埋头读书并话没停过,是我喜欢的生活。

八四年底我们补度蜜月,其实就例行南下与高雄友人聚玩。此行除我爸妈同行,还有那不到一个月就要去南加大念电影的非易从头到尾跟着,每晚三人挤同一房间,一千零一夜似的讲他即将写的下一本小说,我和唐诺因此啥也没做。

我们去那些年我们常游荡且友人多的高雄、屏东、垦丁,一行五人加在地友人,好似《教父》麦可第一次约会西西里岛女孩时背后尾随着保镖和亲友团的那阵仗。

我和唐诺认识太久,高二认识,之前各自轻浅地谈过恋爱,后来我们巧巧一起进台大历史系,办三三,公私混搅在一起,竟至该自然表现感情时也无法(儿女私情),要分手也难(怕以私害公),遇到任何私慕者也必须不能任性,还得雍雍大度扮演他妈的天心姊。

结婚,除了将我狂乱野性的那部分稍歇外,其他一切未变,仿佛两名同学住一起,谢同学对朱同学全无要求,不要求做家事、做饭、做妻子,因为他自己也没做呀。

此行与父母来日本,也因“男性未满三十岁不得出境旅游”之规定没一起同行。(好怪的规定!)

八五年的京都,我们只待了三天两夜,去的是清水寺、金阁寺……前次和胡爷没去过的,记忆无从唤起和比较,且每一家寺庙皆联合起来扬言罢工闭寺除非开放收取拜观门票……

我们登上清水寺,很为寺方竖立的一木柱牌吃惊,其上墨迹写着“本寺谢绝住宿第一饭店的客人参拜”。木牌至今仍在(第一饭店之后或该再添上一长串建物名,尤其九四年完工于市役所隔邻的大仓饭店)。

清水寺居东山三十六峰首,站在清水寺的任一角落都是最佳赏京都天际线的地方,静静千年的盆地,左首是木刻版画似的东寺五重塔(九七年京都车站新建成前)……第一饭店建成于六〇年代景观论战之际,业者不顾破坏古都天际线的罪名,粗糙疏漏的建筑法规也无法规范后来的类此案例,寺方、住民,只得给予类似告示木牌上的道德谴责。

我们因旅行团订宿的类第一饭店想必也在被谴责之列,但我们仍厚颜巡顺路拜观。至今我仍很喜欢这起造于七七八年,比京都还老的清水寺,虽然知道愈内行的肯定会略过不提,因它就像台湾的阿里山、日月潭、纽约帝国大厦、上海新天地……在地人都不去的。

我喜欢在其下看这建于悬崖上的清水舞台,它由一百三十九根树龄数百年的榉树圆木接榫而成,既单纯又繁复更富力量。也喜欢在奥院的小舞台立立,眼下是画屏一样的四时的盆地,雪景、樱花、新绿、秋叶,更喜欢为当时同行的友人一一拍下以之为背景的照片。

还有清水坂,多年来我已目不斜视行过它,甚至只择傍晚游人散尽商家打烊只剩居民遛狗时……就当只是路过。

曾经,它是数百年来世居近处的陶艺工匠们陈列他们清水烧之处,一家家进去可看个大半天,是故有一个月前天文进了一家店就出不来,待想再钻进第二家店,便有那同行的柯一正、吴念真等手拉手拦住不给进的笑话。

这些年来的清水坂,像我们幼时去乌来、圆山动物园、指南宫……必定会有的那样一条观光街摊,卖着一模一样给台湾学生们旅游时得买的纪念品,质料糟透了的扇子,和服(剑心流行的年代,四处是蓝底白“诚”字的商品,不幸盟盟也买过那么几件),大量生产的塑料取代原先的纸、木、玻璃、竹、棉……同人志盛行的这几年,更得忍受满坑满谷尼龙仿缎的桃红缀蕾丝的洛丽塔装(这些萝莉控们真的没一个读过甚至只知其大要的《洛丽塔》)。

我和父亲择一家有着泛白木橱窗(好像外公家的那些橱子)的店家静静看,结果我买了一对夫妇茶杯,奶茶色冰纹,简单以宝蓝色绘着我喜欢的菖蒲,又买了一个做成微型打水水桶、未上釉彩、只绘一朵我亦喜欢的紫花桔梗、可插一小簇野花草的花器,这些奇怪地至今没被猫儿们打破地仍在我书架上。

父亲买了一寻常的日式握柄茶壶(像我们喝老人茶的泡茶壶大小),这也一直天天用,到他离开。

那时我们并没机会,也不知有我日后钟爱的三年坂、二年坂,集合时间到,我们约在“唐七味”下去一些的停车场搭游览车离去,这在日后只再发生过一次,零三年冬来立命馆大学开会,同行的前辈郑清文说他来京都好些回但都只去过清水寺,我便陪他走三年坂、二年坂、宁宁道、圆山公园,时间到,只来得及立在知恩院前望一眼山门便得折返,不及去我同样钟爱至青莲院的那一段神宫道。

至于金阁寺,也许游人太多,我亦对这个“一三九七年足利义满所建、死后其子遵照遗愿请梦窗大师开山并修为禅寺、二战前列为国宝、一九五〇年遭一见习僧人烧毁、一九五五年据原貌重建……”的金阁寺/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皆失望透顶,简直觉得像台北的新公园和台中公园那一池死水中的丑亭子一样,要到二十年后的一场清晨大雪,我们临时起意奔赴,才见到它“银碗盛雪”的那清艳寂静的美,也才能稍解《金阁寺》里的那少年,和写《金阁寺》的那少年。因为刚健单纯如我们,是很难进入那幽微黯影之所在的,我记得应该是六〇年代末,有一阵子母亲在晚餐桌上会与父亲讲述并讨论尚是日文的《金阁寺》,最终,她在时间有限下,选择了翻译三岛的另一本《美德的动摇》。

离开京都前,我望空嗅嗅空气,这接近六年前与胡爷爷同来的季节,并没任何熟悉之感,也捡拾不到一丝感伤怀旧,我甚至以为日后不会再来京都了。

之后我们一路北上,我为即将见到胡奶奶很感忐忑,既想见她,又只想留着她《今生今世》中的盛年和五年前她健朗阳光的模样,我不能、也不愿见到她老衰(八十五岁)失智的样子……也许是心不在焉故,我竟回忆不起之后几天行程的细节,只除了一日车过信浓高原,水蜜桃花盛开,连着几十公里,那如霞如雾的花海直至天际,那时辰,连父母全车都沉酣,只我一人窥得天微微开了一隙天光,易感的年纪,一篇小说已在心里开了头、行进并完成,但旅程结束回家后并没把它写下来(那小说太浪漫了啦!)。

那信浓,除了十一年后的秋天与宏志一家欲去立山黑部经过停歇一顿饭时间,也再没去过了。

任由旅行团安排,我们参观了Suntory酒厂,我们对免费畅饮威士忌兴趣缺缺,倒对厂外露天水沟的水清有鱼很吃惊,父亲此行第一次露出佩服小日本的神情,他且在厂内贩售纪念品的卖店买了一件当地的大岛织浴衣给天文,天文只要气候合宜天天都穿,直至数年前已洗得稀薄透光随时都可破绽了才、才如何?我不知她如何处理这件她穿了有二十年以上的贴身衣物,既不能像完好能穿的旧衣洗净包妥了置旧衣回收箱,也不可能当垃圾扔掉,更不能像惜物的老时代以之当抹布……这在她《巫言》中写过,她曾帮我处理过一双跟我踩过此行、埃及、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的帆船鞋。她这样做:“那双油皮帆船鞋搁在梯阶上太久了,久得已磨石子化与梯阶融为一体不识其貌,某日忽然被我认出来,拎了问妹妹:‘这鞋子?’妹妹叹口大气痛苦道:‘你就趁我不在家或没看见的时候,把它处理了罢。竟然她采取了这种拙劣的态度面对旧鞋。

“鞋子胶底已经脆裂,陪妹妹走过莲花的下埃及与纸莎草的上埃及直上到阿布辛贝荒庙,走过爱琴海之东土耳其西缘亦亚洲之西极,渡海至圣团武士所在罗得岛,至宙斯生死之地克里特岛,至白雪小镇密克诺斯有着蓝窗蓝门蓝天蓝海和蓝月亮,当然,走过雅典,伯罗奔尼撒,奥林匹亚。因而我将它理容干净,于早上放狗时携之入山。所谓山,即放狗路线一、二、三、四、五的最远第五线,沥青路铺到底,分歧为两条人迹踩出来的泥草路,相思树蔽空,会割人的五节芒高过人头,我有时纵纵狗就走到这里,策狗入林还给它们一点野性。我找到一株相思树根背后的隐蔽地,搁好帆船鞋,陪伴鞋的是只绽口棉袜,我搭置它们如一幅Timberland休旅鞋的平面广告在兴高采烈呼唤着:‘上路吧,朋友。’我满意极了这个投胎界入口,与鞋互道珍重,率狗离去。我仿佛听见,它轻捷走进相思树,不,橄榄树林子,翻飞出灰银叶背似波涛的橄榄树林子,月神黛安娜风掣过林梢,我抓住空中飘下来一支羽毛,明白那是帆船鞋给我的暗号,它已重履神话国度。”

某夜夜宿诹访湖畔,父亲又把握时间给六姑写信,我带母亲去旅馆附近遛晃,除了美丽冰冷的湖水外,悲哀的只有一家帕金扣钢珠店,我们耳闻久了便入内参观,见柜台背后的架上恰有我们想了好久要买的洗发精便向工作人员指指说我们要买一瓶,那店员面露骇异状一副我们是来乱的奥客,幸亏母亲以日语沟通,原来那些架上之物是得用小钢珠换取的。

便只好去看人打小钢珠,很为他们一手搭着机括一面东张西望或涣散发怔状感到不解(不是该专心屏气地打出一颗,并念力尾随并控制其下落吗?就像我们小时候打冰淇淋或烤香肠……),我们且见打者脚下有三五颗晶亮的小钢珠,便上前拣拾起并廉洁不昧地好心递还予他,那男子当下露出见到精神病患或是来乱的吗的防卫神情,后来我们见他们一篮一箱的小钢珠去称重易物,顿觉羞愧。

在东京离开旅行团后,我们搬到已预定的距新宿一站的大久保百人町的House Lee,那是连老板一家子的台湾人开的小民宿,整幢房子约有六七间和式榻榻米间,我们住临巷有大窗有浴厕的房,一日一人三千五百日币,二人五千,三人七千,是透过天文电影友人陈坤厚侯子订的,因他们来日时皆宿此(之后四年,侯子以《悲情城市》扬名日本,发行他电影的川喜多邀他来日宣传际,都为他安排帝国饭店)。

我们日日进出时,老板总要问一声“要不要买丝袜?”“要不要救心?”“要不要电子锅?”“要不要香菇?韩国毛毯?”……猜想这里住的大多是单帮客吧,由于有门禁(晚归时,揉着眼睛来开那老式木拉门的老板总要念个几声),后来我们在附近巷道人家晃悠时发现一便宜干净的小商业旅馆,从此每去东京皆宿此至今,那侯子也喜欢这家,因可开窗对着一株樱花抽烟,他自己私下来时都住此,有一回黑泽明助理坚要送他回,敬重地问:“侯监督住哪儿?”侯子答大久保,对方大惊,脱口问为何会住在山口组大本营。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那是山口组在地,谁叫空气中半点黑手党气氛也没,山手线新大久保駅出口的派出所只骑单车出巡的中年警员一二,看来工作只管駅前的脚踏车阵有无停个乱七八糟或夜行酒徒可有在小稻荷神社前尿尿。

我们宿此,来会、来接我们的胡爷学生似都难掩吃惊。

是仙枫与先生阿倍来接我们(阿倍长得好似俊颖,是在野村家习能乐时两人结缘的),我们五年不见,仙枫见我立即眼圈一红,我感觉阿倍一旁看着这一向坚毅沉静的妻的那惊异眼光。

我们老样子搭电车一路换去福生,母亲以日语和仙枫聊这些年间的事儿和此行吧,每空档仙枫便深深注视我、颔首着、沉吟着。窗外景物没多变,我记物事比记人犹强,一站站告诉父亲这里是啥、有啥、车即将会经过、快快往右看、一条茂绿森森的银杏大道!

我好高兴哇,武陵人找到了来时路。

一出福生駅,已看见咪咪搀着胡奶奶在站外等着,我立即抱住胡奶奶泪如雨下(父亲之后说他对此很惊讶,我自小到大硬心肠地没掉过几次泪,和天文的动辄为电影中的马戏班小丑、迷路的狗和外星人……大哭,加起来除二就都是正常人了),唯咪咪和胡奶奶见了父亲行九十度鞠躬礼,后来每一个胡爷友人学生对父亲都如此,大概他们共同觉得父亲是胡爷在台湾落难时给予仗义支撑的人吧。

我们立即驱车去清岩院给胡爷上坟。

那是我第一次去清岩院,原来就在我们那时清晨散步必会穿越的新奥多摩街道右行堤上看花的反方向,左行一公里过福生市役所、右转十数公尺,就在“像胡村”的多摩溪谷畔。也才第一次看日人扫墓,入墓园,以园方备妥的木桶木杓打了水,以此浇淋墓石,那胡爷手迹“幽兰”二字便浮现,咪咪插上我们都喜欢的介于野花家花之际的科斯摩斯花(翠茎如烟,人比花低,偈语似的),只见父亲跪地、行磕头伏地礼,众人连我大惊,咪咪胡奶必要扶起阻止,我和仙枫泪眼注目着,墓石上刻着——

 

胡蘭成銘

一九零六年 中國浙江省嵊縣ニ生マレル

一九二七年 國民革命軍北伐ノ中 燕京大學中退戰時 汪兆銘政府法制局長官 漢口大楚報社長

一九五零年 日本ニ政治亡命 福生市ニ住ミ 幾多ノ知己ヲ得ル

一九七四年 中國文化學院大學永世教授 義塾三三社ヲ興シ易經講說ソノ著ハ論理生氣 發想ノ喜ビ變化無量う 神道ト禮樂,真理ヲ究ノ 東洋文明ノ根源ヲ明解スル 信義篤ク 終生節ニ屈セズ 己ノ道ヲ貫イタ

一九八一年 七月二十五日死去 享年七十五

一九八三年 九月十三日コレヲ鋕ス

 

胡爷,我来啦。

此后数日,桃花源人一一邀武陵人作客,也重游野村家,野村先生带弟子们为我们做茶道,我们正襟坐在榻榻米上的长沙发椅上(他们或担心父母年长不惯也无法跪跽),他们做完依礼献茶给我们——我真懊恼忘了行前给爸妈集训,受者接茶后得双手捧碗先做欣赏茶碗状,再将碗上有花案处徐徐转向献茶人,表示“你也一道欣赏吧”,再一口气不疾不徐饮尽——我看着父母啜一口,(强颜欢笑)颔首答谢,再一口,再好几口服完,而众人无声地跪候着……爱笑到如《聊斋》中的婴宁、到常失态的我(幸亏笑神天文不在没引发笑神经),忍那笑风爆在体内乱激窜就或要从耳咽腔炸裂了。

事后,父亲慨叹:“日本人真太多礼了,但我们也真不会以相衬的礼回应。”

离日前一晚,仙枫夫妻特再来旅馆送别,临行我们相拥,并不知她已怀孕两个月,而我回去一个月后也怀孕了。

百人町上灯火离离,仙枫和阿倍俩练能乐的人,腰杆挺立的身姿特好看,鞠躬告别时也似舞台上的告退舞姿,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