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我斗胆将这部作品命名为《伦巴第街》，而不是《金融市场》，或者任何体现金融专业性的名字，因为我希望能将现实表达得更加真实和具体些。大家普遍认为金融市场难以理解，该领域只能用非常抽象的术语进行描述，因此关于金融市场的书也一定是极其难懂的。但是，我坚持认为，金融市场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既具体又真实，它可以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描述；如果读者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那一定是作者的失误，是作者的表达不够清晰。当然，我也承认在某些方面我可能确实会较读者处于一个不太公平的优势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金融市场难以理解，其中超过一半的原因来自对《皮尔法案》的有关争议，及一些关于此法案的理论基础的抽象讨论，或假设的法案理论基础。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打算尽可能少地提及1844年法案，并且在提及它时，更加专注于它的影响，而不谈该法案本身，即便要谈，也谈它的主要内容。

我有几个理由来支持上述考量：其中之一就是因为1844年法案的相关内容均与本书所探讨主题相关性较小，因此本书内容很少涉及该法案。大多数评论家通常的做法是局限于该法案本身，要么对其进行攻击，要么为其辩护，好像这才是事情的本质。该项议会法案存在着大量激烈的争议——至今仍存在大量的争议。我相信，在本书的任何部分，对其只言片语的简单描述远比长篇累牍要有趣得多。在这个问题上，两个阵营的辩论者会追问每位新作者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是我们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不关注别的。当然，如果1844年法案真的如公众普遍认识的那样，是英国金融市场的原动力，这种作用既能成为好事的起源，也能演变为恶事的开端，被这种观点刺激出的极端情绪，根本无法成为培养自由观念的沃土。在任何领域耕耘的作者都不应该忽视这一基本事实，不能因遭受他人可能的谩骂而恐惧。但是，据我判断，1844年法案仅是金融市场中的一个次要问题；对该问题的讨论，常常超出其地位所应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而与该方案相关的某些现象也被夸大至过分重要的程度，完全超出其本身应有的重要程度。我们不应该忘记自1844年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在该时期，物质资料生产取得了异常瞩目的发展，银行业务也取得了相当惊人的进步。因此，即使上述各种成就与1844年的相关程度极高，而之后由此引发的各种现象（我依然相信，其某些方面的作用是被夸大了的），因为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出现一些新的现象，这些现象具有发展壮大、不断增强的趋势，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特殊规律。真正的本质在于：自从1844年伦巴第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很难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除非从其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的时候进行分析，而当时的金融产业已经是相当具有活力的成熟世界。考虑到这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尽可能少地评判，才可能实现对1844年法案更加公平的评判，同时我尽可能保证既不受该法案的影响，又能专注思考“后皮尔法案”的代理机构问题，这样，那些已经接触太多这类被用滥了的题材（这个题材实在太多）的人才不会感到厌烦，只有这样，新知及被忽视的部分才能呈现其原本的真实面貌。

对伦巴第街最简要和最诚实的呈现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它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经历过的最伟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脆弱性的结合。关于伦巴第街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每个人都深刻意识到了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资金的国度，每个人都承认它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迅捷的、可自由使用的现金流量和现款。但是很少有人能深刻理解这种现存余额的规模程度——流动贷款资金，该笔资金可以出于任何目的借给任何人。英国的这种能力领先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稍引用几个数据就能证明伦敦贷款资金有多么巨大，及其较其他地区的先进程度。已知存款——通过银行账目公开而得到的银行存款数据如下：

未知存款——银行未对其进行账目公开的存款在伦敦的存款规模也远大于上述其他任何城市。伦敦银行家的存款规模是上述其他任何城市存款规模的数倍，换句话说，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存款也是其他任何国家存款规模的数倍。

当然，这些银行家的存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精确衡量金融市场规模的指标。相反，在法国和德国，以及所有没有银行业务的国家，大量的金钱存在于银行体系之外，这是银行业发达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没有的情形。然而游离于市场之外的现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市场资金”：它们不可获取。除了遇到大的灾难和自己做担保举借大额贷款，否则无法提取出法国民众习惯于储蓄所积累的资金，没有其他任何的生活保障让他们养成了储蓄的习惯，因为他们相信没有其他保障可以依靠。这些私人储蓄无法用于其他用途，那就等于没有储蓄。但是英国的资金是“可借贷的”。英国的民众在处理自身金钱的问题上较其他欧洲国家更加大胆，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没有那么大胆，单就他们愿意将钱存入银行这一事实，其产生的作用便更加深远。100万英镑对银行来说是一种“厉害的力量”，它可以立即将资金出借至任何有资金需求的地方，同时借款人也能够找到它，因为借款人知道或者相信银行拥有这笔资金。但是如果同样数额的资金分散在全国各地，每份只有1/10或1/50，那么这样的资金就没有什么影响力：没有人知道应该去何处寻找资金，也不知道应该跟何人借这笔资金。实现金钱在银行的集中，虽然不是英国金融市场规模远超其他国家的唯一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伦巴第街的这种影响力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被要求提供贷款，并且我们确实贷出了数额巨大的资金，而要筹集这种量级的资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因此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任何国家都可以以一定价格从伦巴第街借到钱，可能某些国家的借贷成本低于另一些国家，但是，只要人们出得起价，所有人都能借到钱。也许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如果限定为文明的政府（进行这样的限定是有必要的），那么这种说法就一点儿也不夸张了。如果文明的政府可以对是否贷款及贷款数额进行选择的话，这类政府很少不去跟我们进行大量借贷，而且大多数政府会越来越倾向于进行大笔借贷。哪怕某个国家想要修建一条铁路——尤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政府将会去向拥有银行资金的国家进行借贷。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的银行本身并不是外国政府最大的贷款方，但是它们是借款人最大的债主。它们为外国股票发放差额抵押贷款，就是它们贷出所需资金的80%，而名义贷款人负责筹集剩余部分。正是因为这种方式，大量的工程通过英国的援助才得以实现，若没有这种资金援助，这些项目就不可能变成现实。

它同样适用于英国企业。我们已经没有了那些有支付能力或者看上去有支付能力的企业会因为资金短缺而流产的概念了，然而对于我们的祖辈而言，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事了，甚至在现在的很多国家仍是一种普遍现象。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伦敦市民，可能无法想象我们现代人的思维，他或许认为修建铁路没有用处（如果他无法理解铁路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也不可能筹集到用于修建铁路的巨额资金。此时，在殖民地和尚未开发的国家，并没有大量的、可被转移的资金，也没有可借贷的资金以支持大量工程建设。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不论现在还是过去——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些贫穷的地方，没有闲余的资金来承担新型和大型的工程建设，但是在大部分富裕的地方，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一方面资金过于分散，另一方面资金都攥在有钱人手中，因此当需要为一些新项目筹集大量资金时，这项工作就变得非常难以实现。那么，拥有类似伦巴第街的这种地方就是一种奢侈，因为你不仅可以在非常时期，而且可以在任何时期，利用优质担保或者在提供具有相当良好的预期收益前景的情况下获取借贷资金，之前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享受过这种待遇。

虽然对新企业和外国政府发生的这些偶尔贷款是伦巴第街实力的最有力的证据，但是上述用途绝不是伦巴第街实力的最显著或者最重要的用途。英国的贸易由借入的资金承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少有外国人可以理解，更是我们祖先所无法想象的。在每个地区，小型贸易商开始兴起，这些人大量地“为其票据贴现”，从而获取资金，就算他们没有将那些老牌资本家逼上绝路，也足够让他们苦不堪言了。新兴的贸易商在贸易的过程中显然具有大量优势。如果一个商人拥有50 000英镑，为了实现赢利10%的目标，他每年需要赚5 000英镑，并据此为他经营的商品制定价格。但是如果他人仅有10 000英镑，通过票据贴现借入40 000英镑（在现代贸易中，这不算极端的例子），他也是拥有50 000英镑的可用资本，并可以将他的商品卖得更便宜。如果他的贴现率是5%，他每年需要支付2 000英镑；如果他想跟老牌资本家一样，每年赚5 000英镑，那么他在支付应付利息后，每年仍然可以获得3 000英镑，用另一种说法解释，即他自己的10 000英镑可以赚取30%的利润。由于大多数商人都对远低于30%的盈利感到满意，那么如果他愿意的话，就完全可以放弃部分利润，降低商品价格，将那些保守的贸易商——那些使用自有资本从事交易的商人——从市场上淘汰。在现代英国商业实践中，通过票据贴现或其他低息贷款的方式而获取一定数量的资金，就可以据此获得一笔稳定的收益，对那些把自己限定在仅使用或者大部分使用自有资本的贸易商而言，无疑是一个持续的打击。

这种英国商业中逐渐增长的民主结构在其他地方并不普遍，毋庸置疑，这种民主结构的效果也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它抑制了一些属于商业巨头的伟大家族的长期延续，比如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那些家族，他们继承了良好的教养和巨额财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人将贵族的品位融入商人的洞察力和热忱中，却被那些肮脏的小人物群体所淘汰。经过一两代，他们开始声色犬马，不问世事。他们依靠雄厚的资本，仅仅能获取微不足道的利润，同时他们并不认为那些利润足以补偿其在商业中遭遇的粗鲁的合作伙伴和无礼行为。照这样下去，将不利于商业道德的维系。在过去经营中积累了声誉的伟大公司，虽然希望将声誉一直传承下去，但将不再会因为使用小的欺诈手段而感到愧疚。他们处于具有交易延续性的生存环境中，欺诈手段会破坏这种延续性。仔细探究英国声誉损坏的原因，就可以发现正是那些自身拥有很少资本，依靠银行票据贴现扶植起来的新兴商人导致的。这些人急于求成，他们生产劣质产品，依靠低廉的价格取得了成功。

但是，这样和那样的商业民主结构缺陷通过一个巨大的优点获得了补偿。确切地说，没有哪个伟大的传统贸易国家，至少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英国这样，曾经如此少地“打盹”，没有国家曾经如此迅速地抓住新机遇。那些主要依靠大量的“商业贵族”的国家行动绝不可能如此迅速，它们的商业最终将一步一步滑入循规蹈矩的商业模式。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不管多优秀，或多或少总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一大笔收入，我得留住。如果一切顺利，我就可以继续拥有这笔财富；但如果事情变了，我的钱可能就没了。”如此一来，他将环境的每次变化都视为“令人讨厌的”，并尽其可能地阻止这些变化。但是，那些善于闯荡世界的人却知道这些变化就是他们的机会，他们时常留意这些变化，因此当形势出现变化时，他们常常能够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英国商业之前的这种粗糙和庸俗的结构正是其爆发旺盛生命力的秘密所在，因为它暗含着“对变化的嗜好”，类似动物王国，这才是社会进步的基本法则。

在这种持续的、长期的借贷活动中，伦巴第街成了最伟大的“中间人”，在安静的资本存贮区域和活跃的资本利用区域之间充当固定经纪人的角色。虽说有关特定的交易会发生在特殊的区域方面的问题很难回答，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在某地（可能是任何地方）进行某项交易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那么将很难出现一个能够将其取代的新地点——除非第二个地方拥有某些非常巨大的内在优势。商业在其诞生地总是出奇地保守，除非有非同寻常的理由需要进行迁移。除此之外，当然还存在其他原因，比如在英国存在一整片区域，它既不能够利用自己的资金，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资金，没有哪个纯农业地区是这样的。一个拥有肥沃土地却没有制造业和贸易的国家，其储蓄远远超过了其可安全贷出的数量。这些储蓄的流转过程是，最先存入当地的银行，然后经由当地银行流转至伦敦，之后贮存于伦敦的银行或者票据经纪商手中。不论发生上述哪种流转情况，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一笔来自储蓄地的资金，被工业地区做票据贴现业务。经由萨默塞特郡和汉普郡这些地方的银行进行的资金流转，存款就被伦巴第街的银行和票据经纪商创造出来，并对来自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票据进行贴现，因此伦巴第街成为英格兰两大区域间的永恒代理人：一是快速发展的区域，那里几乎任何数量的资金都可以轻易地得到高效使用；二是稳定的或者处于衰落期的区域，在这样的区域里总是存在大量未被善加利用的资金。

这种配置资金的组织机制非常有用，而且很好调节。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流向了利润丰富的行业，并能迅速地离开利润单薄或是不赢利的行业。然而，这种状况若发生在普通的国家内，则表现为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因为人们只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对于一些抽象的事实，会因其不可见而产生怀疑。不过在英国，单从票据经纪商和银行的账簿中，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种资本流动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它们的票据柜里，充斥着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签发的各种票据，而在并不那么有利可图的行业，签发的票据数量几乎为零。以钢铁贸易为例，若该行业利润不佳，那么更少的钢铁会被出售，销售越少则为其签发的票据就越少，导致的结果就是伦巴第街上关于钢铁贸易的签发票据数量的下降。又如，如果因为收成不佳导致谷物贸易突然有利可图，很快“谷物票据”就会被大量制造出来，如果收成较好，那么伦巴第街上关于谷物票据的供应就大大减少了。因此，英国的资本有着非常明确且及时的流向特质，如同水一样，流通到最适合自己的地方。

这样，在与不那么发达的国家竞争时，这种有效的资本流动机制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优势。这里说的不那么发达，是指银行信用不发达。在一个新行业，英国的资本被那些善于发现新机遇并懂得利用机遇的人迅速配置。在一些几乎没钱进行借贷活动的国家，和那些金钱流转速度异常缓慢的国家，贸易商的活动长期受阻，因为他们无法迅速地筹集到资金，没有资金，再出众的知识才能也是枉然。大量交易纷纷涌向英国，虽然这种现象通常并不符合理性的概率分析和哲学家的预言。苏伊士运河就是与此有关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所有的预测都认为，苏伊士运河将导致绕好望角前往印度的航线失去意义。此前，所有东方贸易都先进入南欧港口城市，然后向欧洲大陆扩散。伦敦和利物浦成为东印度的商贸中心，在地理范畴上看属于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据说苏伊士运河可以改变这个局面。托克维尔曾说：“如果有人会利用运河的话，那么将是希腊人、叙利亚人、意大利人、达尔马提亚人和西西里人。”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运河的主要利用者是英国人。被托克维尔提到的那些国家都不具备资金实力去建造大型的螺旋桨蒸汽机船，而仅凭这种蒸汽机船就可以借由运河赢利。虽说很难判断这些貌似可信的预言的对错，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有一点猜想是大错特错的，不是因为英国有钱人多——所有国家都有有钱人，而是因为英国掌握着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流动资金，这笔钱可以在任何时候帮助那些看到新的巨额利润前景的商人。

这种无意识的“资本组织方式”，不仅使英国同大陆的邻居相比，能够更加迅速地在竞争中抓住新的商业机会，而且也使它易于保留那些逐步稳固下来的交易形式。麦克库洛赫先生，继李嘉图之后，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所有的古老国家，都有一种特别的天赋去经营那些需要大量资本的生意。这些国家资本的利息已开始降低，麦克库洛赫谈到，由于必须不断使用低等土地，他们能够以低于所有需要大量资本并保持高盈利的行业的价格出售商品。毫无疑问，这个理论是非常正确的，即使该理论在一系列限制条件下，只能应用于实践中，同时由于古老学院中的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对这些情况予以足够的重视，其效用也大打折扣。然而，由于英国习惯于使用借贷资金，所以同样的原理能够顺利地在英国应用和实践。如前文所述，拥有少量自有资本和运用大量借贷资金的新商人，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售卖物品，其参照对象是那些富有的且只依靠自有资本的商人。富人希望在整个交易中得到足额的利润，但是依靠借贷资本的商人只要能弥补利息（可能不到利润率的1/3）就足够了，结果他们抢走了富人的饭碗。所有关于与英国进行这类新型竞争及其威胁的普通观点均需要与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量——这些观点在其他某些方面也是有一定见地的。英国为那些以低成本进入商界的新型商人提供了一套特殊机制，而这套机制很可能将确保英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在很短时间内对这一机制实现有效抗衡。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但若长篇累牍地描绘，不但冗长乏味，而且毫无用处。通过上述分析，主要结论已经十分清晰——英国的商业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本质上依赖借贷资金的贸易，只有不断完善我们的银行信用体系，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发展所从事的贸易类型，或实现其发展规模。

然而，这种银行信用体系的风险也与其实力呈正比，如果要说到风险，我想无须多言了，仅仅因为我们对银行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常常看不到它不可思议的运行本质。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信贷资金从世界各地汇集至伦敦，其中大部分都以短期通知存款和活期存款的形式掌握在少数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手中，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他们愿意的任何一天赎回这笔钱，比如在恐慌时期。这样一来，我们的银行系统以及商业体系将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上述存款也存在一种特有的、异常清晰的属性。自从普法战争以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像是欧洲银行。大量外汇以不同的账户和用途被保管于伦敦。当然，在恐慌时期，这笔钱存在被召回的可能性。在1866年，我们手中持有外汇量较低，而为应付这一规模较小的外汇召回问题，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遭受了诸多麻烦。今天，一旦我们碰上财力吃紧，同时又要支付超出手中持有数额的资金，情形无疑会变得更加糟糕。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有大量的即期负债，但是我们现有财力雄厚；虽然我们存在大量需要不定期兑付的资金，但是我们已经留存有大量资金以应对兑付问题。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并且也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国家，像今天英国这样维持如此低的现金储备与银行存款比率。距离仅依靠自己手里持有现金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当任何一名旁观者意识到这么小的一笔钱背后却有如此大的信用，他也会不寒而栗。

再或许，有人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自己信用系统的量级或者完善的问题担心，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控制它的经验，同时我们的经营处于审慎的管理之下，但是我们并不保证总能实现审慎的管理，有关奥弗伦–格尼公司的倒闭事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反面案例。十年前，在伦敦，有一处挨着英格兰银行的公司，这家公司在国外声名远扬——或者说比其他任何当地的英国公司都更加有名。合伙人拥有大量不动产，并几乎都投入了商业中，同时他们也从中获取了巨额收入。然而仅在六年的时间内，他们就丧失了所有财富，将业务卖给了公司，并且失去了公司大部分资本。这些损失都是由一系列鲁莽及愚蠢的行为造成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即使一个孩子在伦敦进行放贷都会做得比他们好。读完这个例子，我们就不能过于信赖长期建立起来的信用，以及那些根深蒂固的商业传统。我们必须检视这个操作大额资金的信用体系，以确保资金使用得安全并且正确。

但是，要唤醒商人这种意识显然并不容易。当商业浪潮在他们面前涌动时，他们带着金钱奋力追逐，根本不想知道这笔资金究竟要去向何处。即使是著名的奥弗伦–格尼公司的倒闭事件，在恐慌过后也很快被人们遗忘了。大多数商人都认为：“无论如何，这一信用体系总能持续下去，它都已经运行了这么长的时间，相信还会继续这样运行下去。”然而事实是，它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或者少量人手中，聚集起如此巨额的资金，这还是一种全新的模式。在1844年，伦敦四大股份制银行的负债是10 637 000英镑，目前这个数字已经超过60 000 000英镑。英格兰银行吸纳的私人存款那时是9 000 000英镑，现在已是18 000 000英镑。这些私人银行存款业务在1844年遍布全国，而现在这类规模的大量存款业务仅存一小部分。因此，我们不能仅凭经验来判断现在的银行信用体系是安全的，因为现在信用体系的量级是全新的。显然，一个适合管理数百万资金的信用体系，在管理数千万资金时，可能就变得相当不适合。因此，当伦巴第街取得了如此迅速、空前的成长后，这种伴随伦巴第街成长的银行信用体系也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并非是我杞人忧天。虽然我相信我们的信用体系是罕见且独特的，但仍不乏安全运行的可能，如果我们希望做得更好，就必须进行学习。当我们遭遇困难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困难很容易被克服，或是当我们处于一个人为形成的状态时，我们却想当然地认为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状态。金钱并不具备自我管理的特性，而在伦巴第街上，就有一大笔钱需要我们进行管理。